作者：郭洪雷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小說修辭①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從晚清到“五四”,這一轉型所帶來的影響,在小說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體現。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小說家雖然都在利用轉型中逐漸生成的各種修辭成規,但他們并沒有獲得充分的理論自覺。加之中國現代修辭學創建之初,“受辭格派影響較深”②,重微觀,輕宏觀,以“修詞”代修辭,影響了小說修辭理論的發育,使得中國小說修辭的現代轉型未能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如果我們能夠從小說修辭角度入手,重構現代小說研究的修辭之維,不僅可以澄清現代小說修辭意識的成長脈絡,還可以使原本不被重視的論爭獲得新的闡釋,使其理論價值得到彰顯。

一1902年初,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鼓吹“新民”;沿承這一啟蒙思路,同年11月他又創辦了《新小說》雜志,并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③雖然沒有統計,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段文字是梁啟超文章中被頻繁引用的段落之一。重復率最高的是“新”,梁啟超強調的是“新”,引用者看重的是“新”。小說所以能“新”,能使之“新”,著力點終在“支配”二字。然而,在梁啟超修辭激情感染下,研究者卻放過了“支配”二字,也就無意間錯過了中國小說現代轉型的修辭之維。梁啟超以“新民”為依歸,以“支配”為樞軸,描述了小說支配人道的四種力:“熏”、“浸”、“刺”、“提”。

對于“四力說”,以往研究多取徑接受美學、心理學、傳播學,雖褒貶不一,多角度闡釋還是揭示了“四力說”內涵的豐富和復雜。“四力說”之關鍵在“支配”,梁啟超正是從時空、漸頓、內外等方面描述了小說支配人道的四種方式。需要強調的是,解釋“四力說”須結合梁啟超的思想背景和知識構成,尤其要重視其描述所用之話語、例證和運思方式。梁啟超自言其論著,“往往推挹佛教”①。他以“應用佛學”推許譚嗣同②,而他自己論著所遵循的恰是將佛法灌注于現實的“應用佛學”。明乎此,其借鑒唯識學理,選取佛經例證,來闡發小說支配人道的四種方式,也就可以理解了③。梁啟超習佛而不佞佛,熟諳佛史而又能放眼歐美,他正是通過佛教辯難與宣教,通過對古代希臘、羅馬“政治學藝”的了解,來認識小說本身的修辭力量,來描述小說修辭的運作肌理和效果的④。梁啟超的文章詳于描述小說“支配”人道的方式,亞里士多德則將修辭術定義為:“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并強調“修辭術的功能不在于說服,而在于在每一種事情上找出說服方式”⑤。“支配”與“說服”雖詞色不同,但都強調修辭運作方式的重要意義。

梁啟超視野開闊,由政、教兩端認識到小說所具有的修辭力量,他還身體力行,創作了一部充滿演說與辯論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但他畢竟沒有直接使用“修辭”一詞。從現有資料看,首先直接使用修辭學來探討小說的是惲鐵樵。1915年,惲鐵樵在《小說月報》發表《論言情小說撰不如譯》一文,從五個方面立論,其中第五項認為,中國作者沒有系統的修辭學訓練,在小說的“結構意趣”方面不及國外作者。惲鐵樵的論述有三點值得關注:(1)闡明修辭學三原則:理、力、美。其中“理”是關鍵,意近古文家之“提挈剪裁”;(2)為文者以詞藻自炫,??滿紙,有背“修辭公例”;(3)小說為文學,不能違背“修辭之公例”⑥。從文章看,惲鐵樵對修辭學的理解肯定存在誤讀,對小說修辭的論述也頗為粗糙,但他的理解比較完整,他對小說中微觀修辭和宏觀修辭的自覺區分,尤其值得肯定。從現有資料我們很難推斷惲鐵樵對修辭學的論說源出何處,他雖觸及了修辭學訓練對小說創作的意義,但終究是偶然論及,未能充分展開。直到1922年在《文學旬刊》上,鄭振鐸與宓汝卓就小說要“寫”還是要“做”的問題展開探討,中國現代小說修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才得到系統思考。

二1922年4月,沈雁冰在《文學旬刊》撰文,批評當時短篇小說太過“執板”,缺少變化。他認為原因有二:一是“以做詩的態度去做小說”,創作全憑一時靈感,缺乏構思和修改;二是不尚實地考察,對人生世態的描寫多是書上讀來的,“不是自己捉來的”⑦。文章發表后,很快有人跟進討論。先是宓汝卓致信主編鄭振鐸:“近來有許多人主張以做詩的態度做小說———這就是說小說也是‘寫’出來的———不過是一種舊文人以‘做小說為游戲’的一種反響,并不是做小說的‘經常大道’”。并認為像葉圣陶那樣的“寫”出的作品,“我們與其稱之曰小說,無寧稱之為散文詩呢。”鄭振鐸復信說,原來與朋友口頭討論過小說“寫”與“做”的問題,小說雖結構復雜、情節曲折、人物眾多,但他與葉圣陶還是堅持小說是“寫”下的,不是“做”出來的。“因為極端的無所為的客觀的描寫的小說,決不是好小說,而且也沒有做的必要。凡是做小說至少也要有極深刻的觀察,極真摯的欲訴的情緒,或欲表現自己的沖動,才能去寫。”他在信末總結說:“小說的靈魂,是思想與情緒,如果沒有要說的話,沒有欲吐的真情,就使極力去‘做’小說,也是‘做’不出來。在藝術方面講,小說描述的好壞,也不一定靠‘做’,藝術手段高,涵養有素的人寫出來就是很好,沒有手段的人雖是努力的‘做’也是不會好的。”⑧針對鄭振鐸的答復,宓汝卓發表長文《關于小說“做”的問題》(連載于《文學旬刊》第42、43期),對鄭的觀點進行了剖析反駁,并申述了自己的觀點。

對于這次討論,以往關注不多,且認識不一:陳平原認為爭論不會有什么結果,因為“概念本身相當模糊”⑨;嚴家炎則肯定宓汝卓的觀點,認為“可供小說家和研究創作心理學的學者參考”○10。如僅從這次討論本身看,不僅概念相當模糊,討論的前提及許多相關問題也都不夠明確。我們只有弄清討論的背景,才能揭示其內涵和價值,而這個背景就是在《小說月報》展開的“自然主義的論戰”。1922年2月《小說月報》第13卷第2號,沈雁冰在答復周贊襄的信中指出:“一向落后的我們中國文學若要上前,則自然主義這一期是跨不過的。”由此引起大家關注。同年5月,《小說月報》第13卷第5號開辟“自然主義的論戰”專欄。論戰持續近半年,1922年7月,沈雁冰在《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發表長文《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可視為對論戰的總結。《小說月報》與《文學旬刊》是“姊妹”刊物,了解《小說月報》上的“自然主義的論戰”,可以澄清以下事實:(1)小說“寫”與“做”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自然主義的論戰”在小說創作技巧層面的延伸;(2)就討論前提看,沈雁冰《創作壇雜評:一般的傾向》對當時短篇小說創作的批評和分析,與他對“自然主義”的倡導緊密相關。宓汝卓所持觀點,既受到了沈雁冰的影響,也是自己的獨立思考①;(3)鄭振鐸所謂原來與朋友口頭討論,其中應包括沈雁冰、謝六逸、葉圣陶等人,以上諸人雖同為文學研究會中堅,但他們對提倡“自然主義的文學”存在分歧。討論中,鄭振鐸接受了沈雁冰的部分意見,承認小說“寫”前應注意構思,寫后注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