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國鳳 戴香智 單位：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家庭暴力一般是指以婚姻、血緣和法律關系為基礎而構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員以暴力、脅迫、摧殘、折磨或其他手段侵害家庭成員身體、精神和性等人身權利的強暴行為。[1]從家庭暴力的定義來看，家庭暴力是不僅僅指夫妻之間的虐待，也包括子女對父母或祖父母的虐待，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對子女的虐待，同時還包括手足之間的虐待。本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虐妻”，即“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FamilyViolenceAgainstWomen）”。國外對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始于上個世紀60年代，從多個領域分析家庭暴力的產生機制并形成不同的理論體系。Babbie（1994）指出，“社會理論提供了一系列視角，每一個視角提供了其他視角所欠缺的洞察，但同時也忽略了其他視角所揭示的社會生活的方面”[2]。生態系統理論在概念上克服了單一應用某種理論模式所具有的內在限制，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框架，主張多層面、多系統的全人服務，無論是促進有關家庭暴力的深入研究還是據此提出干預策略都有著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二、受虐婦女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微觀系統：“生理——心理——社會”三維系統呈消極的互動狀態在微觀系統內部，受虐婦女的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系統是相互作用的，在看待受虐婦女的問題及處境時，不應僅局限于其中的某一個系統而忽略其他系統的影響，而要注意三個系統及其之間的相互影響。例如家庭暴力不僅嚴重損害了婦女的身體健康，更為嚴重的是長期處于家庭暴力之中的受虐婦女會產生抑郁、焦慮、沮喪、無助等不良情緒狀態，逐漸喪失自信心和安全感并開始封閉自己，拒絕社會交往，產生社會隔離。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支持的匱乏，當受虐婦女尋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時，就會喪失嘗試尋找出路的努力而被迫選擇繼續留在暴力婚姻中。

2.中觀系統：家庭處于脫序狀態，非正式網絡作用有限，受虐婦女難以從中獲取能量生態系統論認為個人的行為會受到家庭成員、家庭環境、家庭氛圍的影響，此外也會受到個人的工作群體、個人參與的其他小規模群體的影響。如同社會一樣，家庭亦存在著沖突、權力，兩性在私人生活中的權力不對等，使得男性能夠運用強力去控制女性，直至最終演變成暴力。另一方面，暴力具有代際傳遞，童年經歷或目睹過暴力經驗的個體，成年后很可能成為施暴者，由此形成一個暴力循環，而使得家庭暴力不斷的生產和再生產。所謂脫序是指一個系統走向解體、損耗和死亡的趨勢。[3]由此可見，對于暴力家庭而言，無論是原生家庭還是新生家庭都處于一種脫序狀態。此外，婦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尋求解決途徑時，大多選擇非正式網絡，例如父母、兄弟姐妹等，該網絡雖介入普遍，但正是由于其“非正式”，很難給與施暴者強有力的約束，介入的效果非常有限。可見，受虐婦女難以從中觀系統中獲得足夠能量以擺脫暴力狀態。

3.宏觀系統：資源欠缺，難以對受虐婦女形成有效的社會支持在探討家庭暴力的過程中，必須要將其放到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去分析。筆者將從文化習俗、社區、制度等方面對家庭暴力生成原因予以分析。首先，受傳統文化以及習俗的影響，婦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采取忍耐寬容的態度。Capbel（l1990）指出，受暴婦女之所以不結束關系，其中一個原因在于文化上的限制使得他們不知道可以離開。[4]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性別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家庭倫理中，女性往往處于依附和服從的地位。[5]這種以男子為中心的夫權文化賦予了丈夫使用包括暴力在內的各種手段管制妻子的權力，很多男人認為“打老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種思想同時也深深地影響著女性，不僅把丈夫看作經濟、情感的支柱，更是主動的將性別的不平等合理化，不愿意尋求救助而采取一味忍讓和退讓的態度，從而助長了家庭暴力的惡化。其次，社區對家庭暴力的容忍和漠視助長了家庭暴力。一方面由于家庭暴力主要發生在私人領域——家庭內，不會直接暴露在家庭成員以外的其他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往往被認為那是別人的“家務事”而不去干預，更不會向有關部門舉報；相關政府職能部門也欠缺對家庭暴力的敏感性，使得家庭暴力處于鄰里不好勸、居委會不好問、單位不好管的“三不管”尷尬處境之中。再次，法律制度的缺失已成為制止家庭暴力的瓶頸。雖然目前雖有部分省市頒布了地方性的反家庭暴力條例，但全國性的針對家庭暴力的專門立法還處于空白狀態，且現有的法律法規存在過于籠統、難以操作等不足。目前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下，家庭暴力是自訴案件，而非公訴案件，《婚姻法》中規定“受害人提出要求”是處理的前提，否則執法部門不會介入，而受虐婦女本身由于和施暴者的特殊關系，再加上考慮到孩子、自身安全、社會輿論等方面的因素，在這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往往是寧愿忍氣吞聲，也不愿將丈夫告上法庭，從而使家庭暴力事件得不到應有的制裁。

4.各系統之間交互影響但作用力并不均等，受暴婦女在系統互動中處于“無權”狀態在探討受虐婦女所處的微觀、中觀、宏觀系統時，還應注意到由于多種因素的限制使得受暴婦女微觀系統在與中觀系統、宏觀系統互動交流中處于被動狀態。各系統相互影響作用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異，較大系統對于服務對象的微觀系統影響較大，例如相比較而言，受虐婦女的微觀系統對于宏觀系統的影響較小。此外，由于宏觀系統中，反家暴相關制度、組織、機構處于缺失狀態，使得受暴婦女微觀系統在與宏觀系統交流互動中，更多處于“無權”或“被剝奪”狀態，較難獲得有效的資源與支持，她們即使有遠離家庭暴力的愿望和想法也較難實現，迫使她們不得不選擇繼續留在暴力家庭中。

三、家庭暴力干預路徑分析

通過上文分析，家庭暴力并非僅僅是微觀個人現象，更涉及到家庭、文化、習俗、制度、組織等諸多方面。因此在解決家庭暴力問題時，必須基于受虐婦女所處的系統提出對策建議。

1.構建反家庭暴力制度體系是遏制家庭暴力的根本保障在國外，已經形成集防范、救援、干預為一體的制度保障體系，然而就我國而言，正是由于政策法規等相關制度的缺失，使得反家暴工作總是“隔靴搔癢”，難以得到根本性的遏制。首先，制定專門的反家暴法已勢在必行。目前世界上已有40個國家和地區對家庭暴力有明確的法律處罰條例，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有針對家庭暴力的專門法例。而我國有關家庭暴力的法規散見于各類法條中且存在操作不強等局限，極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會實踐。因此，在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的基礎之上，制定專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已成為大勢所趨。其次，完善司法運行機制是重要環節。在完善立法的同時，對司法也需給與足夠的重視。國外多年來開展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經驗已表明，司法和執法部門的干預和介入對施暴者后來的施暴行為具有極大的威懾力。一方面需要增強公安、司法人員的社會性別意識，另一方面還需明確各自在干預家庭暴力中的職責。就公安部門而言，需要建立快速反應機制，改變以往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是以被害人提出請求的現狀，對于家庭暴力案件應優先接警、快速出警、及時制止、有效援助；檢察機關對于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家庭暴力案件，如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應依法提起公訴，不得以家庭糾紛為由不起訴；法院應依法對施暴者實施制裁，除此之外，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有效的方法就是家庭暴力受害人保護令制度，使受虐婦女及時與施暴者隔離，以防止暴力行為的發生和再次發生。再次，將醫療干預家庭暴力工作納入制度化軌道。醫療系統在反家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醫療機構干預家庭暴力僅僅停留在醫療鑒定這方面。除此之外，醫務人員對前來就醫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有進行識別、醫療救助、保存記錄、實施轉介、協助報案等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