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裴輝儒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經濟發展需要資源環境的持續供給，但是資源環境稀缺性又決定了經濟過快增長必然造成資源耗竭和環境退化、經濟效益降低和社會福利損失，所以，需要構建合理的平衡關系機制，而機制模式的選擇又取決于決策對象的自身特征和經濟運行規律。目前，適度管制下的市場化低碳經濟模式已成為全球的必然選擇。處于體制轉型期的中國，既承受著逐年增加的國內環境壓力，還要承擔國際減排責任，同樣面臨如何選擇有效保護環境的模式問題。因為，現有以規制為主體的環保模式并不足以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所以，必須充分借鑒國際成功經驗，走適度管制下的市場化低碳經濟之路，方能有效改善中國社會環境福利和順利兌現國際減排承諾。

一、我國低碳經濟模式的發展現狀與面臨困境

(一)現狀分析

中國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經濟快速進展，人民生活極大提高，但也因嚴重依賴資源的高消耗而欠下極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債”，產生了潛在的社會環境福利風險，使資源環境約束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近些年，各級政府通過一系列政府規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環境退化和資源枯竭進程，但尚未完全扭轉這種逆勢，于是便開始嘗試一些市場化環保決策，逐步奠定了適度管制下市場化低碳經濟模式的部分條件。

首先，市場化制度逐步健全，主要成果有:一是出臺一系列促進市場化法律和行政法令，促進環境政策從行政管理向突出經濟與環保協調和“雙贏”的市場化之路轉化;二是按照“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原則，將環保納入財政體制改革，通過財政稅雙重紅利政策改革，加大環境保護市場引導;三是結合國際標準、國內產業和環保政策，積極推行“綠色信貸”政策，探索環境資產交易工具，試點環境污染責任和環境資產交易保險工作，逐步搭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CDM)管理體系;四是通過市場激勵引導企業積極參與減排，開發和應用清潔生產和改善環境的技術;五是逐步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以加大監管力度，將環保信息納入全國統一的企業征信系統。

其次，環保市場體系得到初步確立，主要表現為:一是國內企業積極投身減排項目交易，先后誕生針對“碳中和”的企業和自愿減排的“熊貓標準”，成為最早的環保市場化推行者;二是金融機構逐步建立“赤道銀行”，推出與環保有關的碳基金、碳價格、碳理財產品等交易工具，在碳金融財務顧問、能源未來收益權質押融資產品合同、低碳理財產品、碳金融合約交易等業務領域逐步獲得突破，銀監會已逐步加大對涉及環境保護內容的企業信貸的監管力度;三是碳金融行業組織開始增強內部自律和協調以及行業的對外談判能力;四是環保產業初具規模，全國環保產業從業單位已達3.5萬多家，從業人員近300萬人，產業收入總額近10000億元;①五是城市開始運行垃圾處置費和填埋費強化市場調節功能;六是形成了部分排放交易價格參照標準，已有效實施城市供水、土地、用電價格改革，開始在能源領域試水環境市場價格調節機制。

最后，環保市場獲得快速發展，截止2011年12月13日，國家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達到3500個，中國CDM交易額約占國際CDM市場一半以上。②預計我國將在2013年形成區域減排市場，2015年形成全國市場。由此可見，適度管制的市場化低碳經濟決策將會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

(二)面臨的困境

盡管我國環境市場化措施在控制污染及其生態影響方面取得了局部成效，但由于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上升階段，缺乏常見的基礎設施和市場體系，所以在推行市場化低碳經濟過程中，也遭遇了一系列決策困境。

1.制度規范沒有完全確立環境市場化地位

主要表現在:一是市場化環保制度不健全。首先，立法主體地位偏低且不健全，大多數環保立法出自最低層次的行政部門，政策權威性和執法力度明顯不足，未能形成統一有效的政策環境，造成部門間難以形成合力來有效調控同級地方政府為追逐經濟利益而扭曲環境保護執法的行為;其次，現有經濟杠桿制度不健全導致市場化激勵不足，使生產者不僅缺乏環保動力，甚至為了利潤最大化采取投機或尋租行為肆意排放廢物和消耗資源，造成當前環保效果不進反退的尷尬境地;再次，市場化監管主體缺失。根據《奧胡斯公約》第2條規定，各級政府和各種環境公共行政職能的自然人或法人為市場化監管主體，但我國環保監管主體主要為行政部門，其他主體僅有參與權，使環境資源信息在市場決策與其他參與主體間產生嚴重不對稱性，從而造成環境決策監管空白;最后，現行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分權制度造成地方政府事權多財權少的不匹配情況，由此產生普遍的“經濟就是政績”的扭曲思想，普遍存在經濟投入“越位”、而環境投入“缺位”現象，致使正常的環保資金投入不足，一旦遭遇異常自然災害，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經濟損失。

二是環境產權不清晰，造成資產定價困難。根據經濟學一般原理，價格是市場化最直接、最靈敏的手段，在促進環保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環境產權界定不清晰，致使經濟性環境資源價值缺乏市場化的衡量標準，計入市場價值的資產被地方政府和企業功利化地肆意分割，而與經濟無關但有利于社會福利的環境資源卻面臨公共的悲劇，造成市場對環保價格調節機制被嚴重扭曲，無法反映資源真實的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狀況。

三是現有市場化調節不足以形成環保正向機制和抑制環境惡化的逆向機制。首先，目前以排污費、資源補償費為主體的環保稅收制度僅限于減稅和免稅，缺少環保專門稅種，而且征收標準偏低且不平衡，既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又難以保障環保稅收收入，嚴重影響了生態價值補償效果;其次，其他許可證、經濟優惠和資源租金等政策，規模有限而且易滋生腐敗，對環保的效果同樣不明顯;最后，央行與環保以及銀監部門雖然已經形成了一些合作性環保和綠色信貸政策的指導意見，但是，由于央行與銀監部門在制度上尚未形成一個信息共享、分工明確的關系，即使央行出臺有利于環保的“綠色信貸”政策，也僅僅具有指導作用，難以在實踐中真正有所體現。

2.市場化運轉體系存在諸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