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富強 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義時期，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源于對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梳理和提煉，并且與道德哲學以及政治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門注重社會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經濟學；但是，到了古典經濟學中后期，經濟學逐漸擺脫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影響，并與道德哲學相分離，從而逐漸發展成一門非價值取向的并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的“純理論”科學。發生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學受到了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以致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開始刻意地將政治經濟學規律當作“社會物理學”規律、社會進化規律來規范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邊際革命將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在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指導下開始注重演繹分析，并開始大量使用數理邏輯。同時，純理論研究的興起使得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從“應該是什么”轉向了“是什么”，相應地就促進了實證主義思潮在經濟學中的壯大，乃至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這樣，到了20世紀初葉，邏輯實證主義開始取代了舊實證主義在方法論中的地位，并成為20世紀中期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由此產生出了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計量經濟學。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實的歸納法，科學命題可以且應該被經驗證實，從而科學應統一于物理學；從這個角度上說，只有實證方法才是科學的，其得出的結論才是客觀的。正是基于這種實證主義傾向，現代主流經濟學極力批判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而推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一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沒有將人的主觀性排除在外而充滿了價值觀，從而是不科學的；二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著眼于具體問題而沒有構建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從而是含糊的。問題是，實證主義崇尚價值無涉而批判和摒棄古典經濟學以及其他非正統經濟學流派，但這里的判斷邏輯顯然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根據實證主義，科學無法對任何價值進行評判，因此，科學永遠不可能以某種學說具有價值傾向而否定它。同時，現代主流經濟學衷于應用所謂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的計量工具進行實證分析，并由此發表了一篇篇“求新求異”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囂塵上的實證分析果真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進步和社會制度的優化了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過分偏重于計量實證，現代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在現象解釋、事件預測還是實踐指導上都遇到了嚴重的危機，以致有人將經濟學的性質也作了蛻化理解。其實，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具體理論上都已經過時了，從而不再注重從經濟史或經濟思想史中汲取營養。問題是，學術研究和思想發展果真可以拋開前人的智慧嗎？當前的經濟學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經濟學大師更加高明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狂傲自大和自以為是的心態，使得現代經濟學人并沒有取得多少認知上的進展，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想深度總體上甚至并沒有超越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對當前流行的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意義和問題作一剖析。

二、計量經濟學貴在統計方法和經濟理論的契合

計量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的交叉性學科。顯然，扎實而嚴謹的計量模型分析對事物之間因果機理的揭示是有幫助的，因為描述經濟現象之間聯系的理論模型是整個理論分析的出發點，也是理論檢驗的必要階段，從而有助于增強理論與檢驗事實之間的一致性。首先，即使僅僅限于對數據處理的統計分析而言，它對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也有這樣兩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經驗為根據的規律，它可能或不能隨后進行演繹的闡釋；二是通過檢查演繹推理的結果并將它們呈送實驗進行檢測，對演繹推理予以補充，甚至促使理論前提的修正。［2］其次，計量經濟學是數學、統計技術和經濟分析的綜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經濟學特性；這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在理論性方面就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統計學，其目的就是為了有助于因果機理的揭示。這一點在弗里希為《計量經濟學》雜志創刊號所寫的發刊詞中就得到了說明：用數學方法探討經濟學可以從好幾個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與計量經濟學混為一談：計量經濟學與經濟統計學決非一碼事，也不應視為數學應用于經濟學的同義語，同時，計量經濟學也不同于我們所說的一般經濟理論，盡管經濟理論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數量特征。在弗里希看來，對于真正了解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數量關系來說，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項都并非是充分條件，而只有三者結合起來才構成計量經濟學。關于這一點，法學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認識：“在各種科學中，都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夠寫出該科學的歷史，因為唯有他們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識來源，并且獲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們要清晰地認識到，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存在著根本性差異。一方面，統計學往往是顯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實，譬如，根據統計知識可以說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生產和消費，也可以根據統計資料來顯示一種事物或行為的分布狀態。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卻需要根據統計提供的事實，進一步指出這些事實的來源和后果，闡明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所以，如果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蛻化為僅僅是提供事實，而不去進一步了解事實之間的相互聯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議。例如，薩伊很早就曾指出，沒有一個荒謬理論或狂妄言論未曾援引事實以作說明；使政府當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實。正因如此，歐美學術界對這兩門學科的性質往往區分得非常清楚：一個是提供事實，一個是機理探討；有人甚至認為，對那些統計學家來說，觀察事物就是簡單地收集大量數據，除此之外就無事可做了，因而統計學家僅僅是捆好小麥給他人去打場脫粒的人，而他們本身的思想是貧乏的。而且，與國內混淆兩個學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統計學家視為理論經濟學的權威不同，西方學術界對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經濟學家并非就是統計學家，而統計學家也不是想當然的經濟學家；譬如，R.Kalaba是動態規劃的創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發表過600多篇經濟學論文，12本書，但沒有人認為他是經濟學家，很多人甚至認為他不懂經濟學。［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