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慶紅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

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啟迪民智，以期革除弊俗

馮玉祥特別重視平民教育，認為“社會教育最貴普及，不必盡待教育機關及學校辦理，凡屬官廳局所、公共機關以及各商會、祠堂、廟宇、會館一律附設平民學校，利用原有之房屋及節省之糜費，由本部分之職員擔任教授，提倡舉辦，費省效速，實為普及平民教育扼要之圖”。他要求全省各廳、道、縣、局和公共機關都要仿照上面的做法辦理，已經籌設義務學校的或定名為貧兒、貧民學校的一律改為平民學校，招收平民，每天教授由世界書局編訂的平民千字課，課時為1~2小時；實行男女分班制，但是沒有年齡限制。各縣知事應會同城鎮各級學校的管教員、當地熱心紳董，或在校高級學生組成通俗講演團于每周星期日，在當地廟宇、繁盛的集貿市場等公共地方輪流講演，特別注重革除當地民間一切弊俗，例如吸鴉片、賭博、纏足、蓄發辮、早婚、溺嬰等事。針對這些弊俗，“1927年7月，甘肅省政府成立放足處，劉郁芬兼任處長，公布《婦女放足辦法》，分勸導、強迫、罰辦三期，限1928年5月辦竣”。針對甘肅民俗閉塞，往往指腹為婚，斷送子女終生大事的陋習，省政府通令限制結婚年齡，規定男子18歲、女子16歲以上方可結婚，如有違反者嚴懲不貸。在省會蘭州，設立教育館，以供教學上參考；改鐘鼓樓為明恥樓，以激發民眾之愛國心。其余如建設開辟公園、公共體育場，以供群眾運動娛樂，增其美觀，健其軀體。這些改良政策的推行，逐漸收到了效果。

創辦學校和重視女子、民族教育

由于“甘肅民智固陋，不逮內地遠甚，兼因漢回親處，語言隔閡，教育普及，實屬難事”，于是1925年冬，國民軍創辦五族學院，1927年，改為中山學院。“1928年，合并中山學院為蘭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1929年，附中又改名為甘肅省立第五中學而分出。”1927年，省立第一中學設立高中部，是為甘肅省有普通高中之始。同時，在臨夏、甘谷、張掖、臨洮等縣創辦初級中學，新建一批初級、高級小學。1928年4月，“將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改為蘭州中山大學”，任命教育廳廳長馬鶴天兼任校長，甘肅開始有了第一所高等學校。對于女子教育，國民軍也很重視。1927年10月，甘肅省第42屆教育行政會議決定“推廣女子教育”，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全省180所小學中，有女子小學17所。“1928年，甘肅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增設婦女職業科一班，是為甘肅省創辦女子職業教育之始。1929年2月，女子求知學校在南府街（今金塔巷東段）成立，董樹棠任校長，招收成年學生30余人，學習職業技術。”對于甘肅回民教育，也有專門規定的政策。遵照第四次教育行政會議議決案，“通令回漢教育平等，凡回教教民聚集縣分，設立回教教育促進會，以求回民知識之急進”。這些政策的制定，對于甘肅的女子和民族教育有發展促進作用。

教育法制及學制建設

馮玉祥認為，“學校教育應加整頓，學制所定當然竭力進行”。國民軍出臺“義務教育實施規程及補充辦法”，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研究會。對于義務教育的實施，因為當時條件不具備，加之辦理者敷衍塞責者具多數，因而收效甚微。但是，較前面實行的學制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為培養師資，國民軍還在師范學校添設一二年制師范班，1928年1月，甘肅省各中學由三三制改為四二制（初中4年，高中2年）。

教育經費的保障

鑒于以前初等教育經費無定款，省立學校只能依靠財政撥款，并且時常拖欠，國民軍主政期間，為了保證教育經費的穩定，“故亦指定全省牲畜稅及紙煙捐作為教育專款”。為管理、使用好教育專款，專門成立了專款保管委員會。并且規定各縣凡是教育經費，無論代征鹽課的縣或其他指定的款項，直接撥付教育局。甘肅省第四次教育行政會議議決，通令“各縣以廟產作為教育經費和各縣教育經費不得挪作別用”。國民軍這些保障教育經費的政策措施對甘肅教育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創辦報刊，加大宣傳力度

“1927年10月，省政府創辦《甘肅日報》、馮玉祥駐甘總司令部創刊《國民日報》”，“1928年4月成立了甘肅省通志局，12月，甘肅省政府民眾聯合處將《甘肅日報》和《國民日報》合刊改名為《新隴日報》”，督署政治處創辦了《甘肅民報》，共產黨員宣俠父在國民軍中成立了革命青年周刊社，創辦《革命青年》周刊，督署還捐資創辦了《民聲》周刊。這些刊物對于宣傳國民軍的一些政策、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發揮了有力的作用。此外，“1926年中共黨員宣俠父、錢崢泉等人組織進步師生在省立一中創辦《醒獅周刊》，在蘭州女師創辦《婦女之聲》”，“國民軍政治部部長劉伯堅留駐平涼時期創辦了《平涼日報》”。這些刊物主要由共產黨員負責編輯，宣傳共產主義思想，開展革命活動。國民軍在甘肅實行的這些發展教育的措施，在甘肅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國民軍入甘，再一次打開了西北長久關閉的大門，為甘肅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快了各方面的發展。這一時期，馮玉祥在甘肅施行的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也加快了甘肅教育的近代化進程。另一方面，馮玉祥為了擴充自己的實力，保住自己在西北的地盤，在甘肅大肆擴充軍隊，龐大的軍費開支落在了甘肅人民的頭上，加劇了人民的經濟負擔。同時，為了增加軍費收入，強迫甘肅人民種植鴉片，不僅危害當地，而且運銷河南等地，禍及全國。誠然，對馮玉祥的國民軍在治甘期間的所作所為，究其原因，除馮玉祥個人因素和時勢影響外，還有馮玉祥的軍閥“角色”，“軍閥最重視維護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和地位”。勿輕易地簡單粗暴地定下絕對的結論，因而，我們應給予歷史人物更多的人文關懷，在理解中同情，在同情中理解當時特殊時空下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角色的互動，以及其中諸多的精彩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