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芳 趙冬霞 單位：徐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設計原生態的鮮活靈動與當前設計史撰述的缺憾

原生狀態是指造物設計原初的生存狀況和發展環境。李立新先生曾經指出，造物歷史中的原生狀態有三層含義:一是民間與官營生產模式的消長狀態;二是個體特色與地域色彩;三是一般造物與經典造物之間的互動關系［2］。換言之，人類的設計活動有多種層次、多重目的，還有著特別復雜的背景與過程，設計的原生狀態是十分鮮活靈動的。以容納著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的民間造物藝術為例，在以往的設計史研究中，受考古發掘的限制及經典文獻史料等的影響，更多關注的是社會上層的造物藝術，對改善日常生活并具有情感交流與生活交際價值的民間造物藝術關注較少。筆者幾年前作農具發展史的調研時，曾經搜集到山東壽光地區傳誦的一部《莊戶雜字》，共474句，每句5字，共2370個字，篇幅不長，內容卻十分豐富，它是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樁樁農事接著寫的，中間也寫到飲食起居，男婚女嫁，有的還寫出了事情的簡單情節，相當生動。例如描寫繁忙的夏季勞作時，寫到“行說立了夏，家家把苗剜……鍘開麥個曬，勤使蠟杈翻。下晌垛了穗，早晨再另攤。明日把場打，麩料牲口餐。套上騾和馬，不禁碌碡顛。扒先起了略，刮板聚堆尖。掃帚掃凈粒，伺候好上掀。迎風摔簸箕，揚得蛾眉彎。若遇風不順，再加扇車扇。布袋往家扛，旁里記著簽。曬曬才入囤，省得招蟲眼……”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部《莊戶雜字》按照春夏秋冬的季節變換來揭示與廣大民眾的衣食住行用密切相關的生活器具以及過日子的主張，堪稱一部鮮活靈動的“生活設計史”。

作為設計學的研究范圍之一，設計史還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學科。對于設計史的研究只是近幾十年的事情，設計史研究在世界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在英國成為獨立學科，在中國更是一個新興學科。“直到目前為止，設計史仍然被視作與美術史和建筑史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系。”［3］錢鳳根曾在《設計史若干問題談》一文中鮮明地指出:“美術史模式下的美術家、風格、流派又轉化為設計史對文化意義上的人物、風格和運動的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設計史與美術史混淆不清的狀況，進一步造成設計史概念的含糊，進而影響到設計概念的清晰性。……美術史的時代風格模式進入設計史就演變成設計史的精英觀。……以設計師設計作品為主導的設計史方法，實質上是美術史結構模式下的延伸，是對設計史發展的束縛。”［4］可見，簡單套用美術史結構及史料選擇的單一性、相同性，導致了當前設計史研究的“千人一面”。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中國設計史”用劃分工藝門類的方法撰寫，把原來屬于工藝美術各門類的陶瓷、青銅器、玉器、金銀器、染織等，統統加以“設計藝術”的后綴，這也難怪有人說“設計史不過是過去工藝美術史的翻版”。依托工藝史的材料、工藝技術研究等都無法真正完全表達設計的歷史全貌。畢竟“設計史研究的對象既有工藝美術史所言的對象，因為它們同樣是設計之物，但又不止于此，它需要從民生日用的各個方面進行觀照:包含衣、食、住、行、用的各個層面、各個造物品類。它既研究這些物類的造型和裝飾，更注重其如何設計以及為何這樣設計，其規律和啟迪是什么。”［5］歷史，是記載和解釋人類活動進程的歷史事件的一門學科，設計史也不例外，應是以往設計歷程的總結，是展示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各個時期、各個地域典型性的設計現象。但“這是平面的固化的歷史知識，考驗我們和需要我們作出反應的就是記憶，就是背誦，而不需要我們去思考，更不會導致我們去研究。”［6］可是，如果對各種設計現象不問為什么，不去探究這些設計現象背后由意識形態、經濟及技術條件等因素生成的深層原因，就不能全面地看待事物，進而缺乏通過現象整體地看待和分析問題的方法，這亦使生動的、發展的、多元的設計歷史進程大多被程式化和平面化。設計史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的一部分，整個史學的探究成果均值得我們借鑒。國內設計史著述很多，但“至今還沒有一本書能夠指導學生學習它或接近這一學科”［7］?？傊?，我們目前的設計史，與現實生活世界分裂，是精英的設計史，是社會上層的設計史，是宮廷工藝美術史，是墓葬設計史，缺乏有針對性的史學探究。目前，藝術設計專業是社會的熱門專業，設計學學科的升級與學科名稱的轉換，理應讓人們獲得新的理解，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設計史。

尋找多重證據，放寬設計史視野，進行設計原生態研究

誠然，設計史作為專門史，它仍然脫離不了宏觀歷史的敘事方式，其治學方法也應符合史學的一般要求。但是，設計史擺脫不掉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助設計界提升對設計的認識。因此，設計史也就不能沒有對歷史案例的解讀和判斷，但僅僅羅列設計現象和設計成果，介紹社會上層的設計、精英設計，還是遠遠不夠的。僅就西方設計史來說，西方設計史的研究重點，已經從主要討論設計師、設計風格和審美意義，轉向了對日常生活的結構、消費者及用戶行為等更為廣闊領域的研究。在造物層面的深入解析應成為設計史的顯著特點。以此為基礎，才能在設計學界建構一個有助于思考和理解的知識系統。有相關案例為證，2004年王軍撰寫的《城記》，結合大量第一手史料及三百余幅插圖(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畫作)，采訪當事人50余位，并將梁思成、林徽因、陳占祥、華攬洪等一批建筑設計師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間，可以說是特定時期北京城市設計史的生動寫照。2008年中央美術學院鄭巖和哈佛大學汪悅進合著的《庵上坊》，對“貞節牌坊”這一古老的建筑設計樣式，借助口述、文字和圖像三種方法，用流暢的文筆與逾百幅圖片、手繪插圖描繪出古老牌坊的前世今生，以及由此衍生的諸多現象，呈現出既嚴謹專業又搖曳多姿的豐富內涵，不僅展示了一座牌坊的歷史，更展示了一部人心的歷史。毋庸置疑，《庵上坊》展現了另一種形式的藝術史。可貴的是，近年來關于設計史研究方法的討論，已逐漸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尤其是2010年以來，《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藝術史研究方法”專欄，連發四篇文章［8］，以提倡藝術史研究應采用新方法。主張“去田野中尋找生活的設計史”，提倡“以設計觀念角度梳理設計史，以學科發展與演變的角度認識設計史”。其研究視角與方法的改變與轉向，體現出設計史撰述的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