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業庭 單位：安徽大學管理學院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CSSCI既是重要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信息的查詢工具,又是主要的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學術期刊的工具[4]。2012-2013年,CSSCI數據庫擬收錄的學術期刊共25大類,計535種。本文以CSSCI數據庫為基礎,檢索國內電子政務研究的學術文章,以此為樣本,系統地分析國內電子政務的發文情況,為深入探討國內電子政務的研究動態提供支持。在CSSCI數據庫的檢索過程中,將年限定位于1998-2011年(不包括CSSCI擴展版),關鍵詞定位于“電子政務”,共檢索出952篇文獻。在整理數據的基礎上,利用布拉德福定律分析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用洛卡特定律研究論文的作者分布,用普賴斯定律搜索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

結果分析

一定時間內發表學術文章的數量可以有效衡量該學科當時的研究狀況。統計分析結果顯示,1998-2011年,我國電子政務領域的學者共發表952篇論文。其中,1998-2000年間有關電子政務的文章未被CSSCI收錄。CSSCI數據庫顯示:國內最早關于電子政務的研究是2001年,2001-2011年間,年發文量從2001年的2篇迅速發展到2008年的128篇,2008-2011年間,電子政務研究的年發文數則處于逐年下降狀態,2011年僅有37篇學術文章。圖1給出了我國1998-2011年電子政務領域發文數量情況。如圖1所示,我國電子政務研究從2001年開始起步;2001-2003年發展迅速;到了2004-2008年,年發文量的百分比都保持在11%以上的水平,說明電子政務研究進入成熟時期;2009年以后,研究熱度開始減退,呈現衰退趨勢。其中,發文數量變化最顯著的時期為2001-2002年,期間論文數量增加了24倍,這可能與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2002年提出的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密切有關[5]。

論文被引次數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其學術水平和論文質量的高低,論文的被引次數越高,通常認為論文的學術質量越高[6]。在本次檢索出的論文中,有12篇論文的被引頻次達到20次以上。圖2按照被引次數的高低列出了論文的被引情況。如圖2所示,《電子政務建設與政府治理變革》一文的被引次數最高,達到了49次,說明這篇文章在國內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學術價值是比較高的。對圖2列出的12篇高頻被引論文進行研究,可以了解到國內電子政務研究的最新動態和研究趨勢。

研究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期刊分布情況,有利于分析出該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以及重要的文獻來源[7]。在被CSSCI(2012-2013)收錄的25大類學術期刊中,本次檢索到的952篇中包括在CSSCI數據庫2012-2013擬收錄的學術期刊的文獻760篇,分布在15大類期刊中。通過數據統計發現,1998-2011年間,有關電子政務領域研究的高水平論文中,發文量在100篇以上的只有《情報雜志》,占發文總量的12.18%。表1按各類期刊的載文量列出了發文數量較多的前20位期刊。運用布拉德福定律[8]對表2所列期刊已發電子政務領域的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看出:前5種期刊的發文之和占總發文量的36%,說明這5種期刊可視為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表1所列20種期刊中,有13種屬于圖書館、情報與文獻類,另外,有5種屬于管理學領域,2種屬于政治學領域,說明國內關于電子政務研究的高水平文章主要集中在這三類期刊上。

論文的著者狀況與學科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對論文的作者分布進行分析可以揭示研究人員的研究能力[9]。據統計,952篇論文中,除了7篇論文作者信息無法查詢外,剩余的945篇論文中共有1131位作者(包括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等)每人平均發表論文1.19篇,作者分布較為分散。根據洛卡特定律可知,所著論文為一篇的作者在全部作者中所占比例應為60%[10],而本次統計的結果為78.96%,高于洛卡特定律的參考值。這說明大多數學者關于電子政務領域的研究連續性不夠,電子政務領域缺乏系統化的研究。圖3為按發文數量列出論文的作者分布。根據普賴斯定律可知,核心作者中最低產作者所發表的論文數M與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發文數量Nmax之間的關系為:M=0.749×Nmax[11]。由表4可得,Nmax=22,故M≈3.513,因此,在1998-2011年間,國內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為發文量≥4篇的作者。根據圖3數據且經過處理后可知,核心作者共有52人,占到國內電子政務研究領域作者總數的4.60%。圖4列出了發文量超過5篇的前20位作者。

檢索出的952篇論文共分布在302個機構中,論文篇數在30篇以上的共有4個機構,分別為武漢大學、湘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是發文量最多的機構,發文總數所占百分比為6.72%。其次,湘潭大學的發文量也達到57篇之多。圖5列出了論文篇數在15篇及以上的高產機構分布情況。如圖5所示,論文分布的前15個單位均為高等院校,說明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高質量論文大多出自高等院校。國內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15個高產機構中,大多數為國家“985工程”建設高校,武漢大學和湘潭大學的發文量遠遠高于其他機構的發文量。

學科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便是科學合作。以下從作者層面和機構層面分析國內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研究合作情況。作者合作情況研究科學合作的兩個指標是合作度和合作率,其計算公式分別為合作度=作者總數/論文總數,合作率=合作論文數/論文總數×100%[11]。根據合作度和合作率的高低,可以了解到電子政務研究領域作者之間的合作和交流程度[10]。圖6按照年份順序列出了我國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合作度以及合作率的變化情況。由表2和圖6可見,2001-2011年,我國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總合作率為53.26%,作者之間的合作主要是2人合著,且最多的合作作者數為6人。此外,11年間的總合作度也達到了1.74人/篇。由作者一人獨立完成的論文數達到439篇,占到發文總量的46.11%,這在反映國內電子政務領域研究的難度可能較低的同時,也反映出學者的獨立研究水平較高。機構合作情況研究跨機構之間的合作情況可以揭示電子政務領域的研究深度及其學科交叉情況。在檢索出的952篇論文中,排除無法查詢機構信息的21篇論文外,剩余的931篇論文中有776篇由一個機構完成,所占百分比為81.51%;145篇論文由兩家機構共同完成,所占百分比為15.23%;10篇由3家機構合作完成,占1.05%。表3列出了我國電子政務研究的具體機構合作情況。機構之間的合作率僅為16.28%,而由一個機構獨立完成的論文占了絕大部分,這說明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機構間合作程度仍較低,各電子政務研究機構間需加強進一步合作,以促進我國電子政務研究更深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