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范莉 單位：延安大學

什么是“經濟學”及其與社會學的關系這里首先談一下“什么是經濟學”，原來我們所說的傳統經濟學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就是打破新古典，我現在要講的就是傳統經濟學重視價格機制而現代經濟學更重視非價格機制，于是政治、社會的結構對于經濟學變得重要了。經濟學應該干什么？經濟學本質上應去關注社會重大問題。我國當前情況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問題中教育成本主要是由家長、受教育者、納稅人（政府）和社會人士共同分擔，因為教育資源的稀缺性是研究教育財政及教育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教育資源的分配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地區經濟實力的影響，越是發達富有的地區就越具有話語權，這樣一種慣性會導致農村教育改革步履維艱。從城鄉硬件設施對比中看待資源配置問題政府若是以理性的“經濟人”思維出臺政策或許遵循了經濟學原理但卻不一定適應社會發展真正的需求，本文對城鄉中小學教育硬件設施來進行對比：2002年4月8日，《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文章，標題為“人大附中超過日本最好的中學”。文章歷數人大附中在教學硬件方面走在了全球中學的最前列，擁有學生專用的、設備先進的科學實驗大樓、高科技“全副武裝”的圖書館和綜合樓……實事求是地說，人大附中在我國只是辦學條件最好的中學之一，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省市，不少中小學不僅校園建筑豪華，各種先進設備和設施連很多大學都望塵莫及。

可是就在同時中國西部不少農村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不少孩子的基本學習條件仍然缺乏保障，很多學生時時面臨失學危險，“黑房子，土臺子，中間坐幾個泥孩子”是這些學校的真實寫照。在一些村莊，學校的設施極其簡陋，教師是租借來的廢棄房屋，學校辦學經費緊缺，連粉筆都買不起，無水、無電、無廁所和無操場的學校并不罕見，學校的教室常常是牲口棚、坍塌的廟宇或無遮蓋的其他地方。在云南貢山縣山區，有孩子在凜冽的寒風中光著腳，身穿單衣服，聚集在四處漏風的教室里。在與西部農村情況極為相似的湖北巴東，也曾有一所小學的學生打著傘在露天上課。這就不難看出我國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存在著諸多問題，如何才能夠將資源合理分配、合理應用將是社會學和經濟學都需要重視的課題。教育成本投入中政府與農民的博弈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教育成本投入的主體是政府和農民。政府投入主要集中在財政撥款，政策傾斜等方面，具體表現在“撤點并校”的過程中為改善辦學條件，購買新的儀器設備、配置新的教育教學設施，盡管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倡導者宣稱“撤并學?？梢詼p少政府開支、提升學校的規模效益”，但實際上教育的支出不是減少了，而是轉嫁了，離學校較遠的農民家庭每年要為上學額外支出上千元的交通費、伙食費和住宿費。

我們“撤點并校”的愿望和初衷是美好的，然而20世紀90年代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一項研究表明，政府宣稱可為納稅人節約數百萬美元的目標并沒有實現，相反州政府在學校合并上的花費超過了十億美元。教育收益由社會和個人共同獲得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的收益集中在國家與個人兩個方面，首先教育本身具有正的外部性，教育的普及率越高、教學質量越完善越會給社會帶來好處。其次教育對個人是與勞動力價值的實現呈正相關趨勢。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教育和收入之間都呈正相關。在美國，學歷越高者收入也越高，博士學位者平均月收入3637美元，碩士學位者2378美元，學士學位者1827美元，職校畢業者1088美元，中學畢業者921美元。根據世界銀行1991年的估算，每增加1年的學校教育，在韓國能使人們的收入增加6%，在馬來西亞能使男性的收入增加16%，使女性的收入增加18%。所以馬克•布萊格說“：教育與收入之間普遍的正相關性是現代社會科學最顯著的發現之一，也是少數幾條適合于分析所有國家———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力市場準則之一。”

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問題上政府發揮的作用主要是財政支持和政策傾斜，之所以會進行調整主要是考慮到了“規模效益”。“規模效益”是指適度的規模所產生的最佳經濟效益，在經濟學理論中它是指由于生產規模擴大而導致的長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現象。教育需要很多資源，如果學校規模小，已投入的教育資源不能充分利用，那么擴大學校規模就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生均成本、產生規模經濟效果。“發展規模效益”的提出，首先是與農村教育經費狀況聯系在一起的。我國農村教育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撥款和農村教育費附加。“農村稅費改革”與“以縣為主”教育管理體制的推行，縮減了縣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加大了縣級財政的壓力，使得一些原本就是“吃財政飯”的地區，教育經費明顯不足、捉襟見肘。而我國原來“村有小學、鄉設中學、縣辦高中”的學校布局規劃，在農村學齡人口銳減的情況下，受到的首要沖擊就是學校和班級規模的萎縮。“許多學校和教學點甚至無學生可教，出現‘空校’現象。多數學校的平均規模比20世紀80年代縮小三分之一以上，原來學校規模在300—500人之間的村小，現大多降至百人以內，有些小學教學點，總計不過10—20個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使得教育系統的規模效益難以產生、教育資源嚴重浪費、教育行政部門管理效能低下，嚴重制約了農村教育的發展。由此，對農村學校布局進行調整，撤并一些生源少、條件差、質量低的農村學校，降低教育成本、發展規模效益，無疑成為解決縣級政府教育經費有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最為有效與最受歡迎的手段。

教育成為經濟新的增長點政府通過財政支持教育，教育經由人力資源反饋經濟的案例屢見不鮮，例如上海浦東，剛開始發展浦東的時候是沒有人愿意去的，當時有一句話叫做“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當時浦東政府做過一件事情，就是在人氣不高的時候建了好幾所好中學，這就變成了浦東吸引力提高的一個很強的動力。其實這就遵循了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教育市場關系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關系到財政收入，財政收入關系到當地教育投入，教育投入影響教育質量。從這個案例中就可以看到教育的發展對經濟會起到積極地促進作用，那么農村教育布局調整會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社會效益教學質量提高追求教育質量的提高，是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最終目的。調查發現，6省區（湖北、河南、廣西、云南、陜西和內蒙古）有78.7%的教育行政人員、64.7%的小學校長、52.4%的學校中層干部和47.6%的教師認為，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促進了教育質量的提高，同時有51.9%的家長認為孩子的學習成績提高了。此外，有26.1%的教育行政人員和35.6%的教師認為入學率上升，67.6%的教育行政人員和47.9%的教師認為大致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