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縣流傳的關于土族語言的傳說，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據說，在很久以前，生活在該地的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漢族，由于語言不通給他們的交流帶來了諸多不便，有時還導致了一些誤會和笑話。于是，四個民族商議各自選派一人到很遠的地方去學習語言。土族兄弟在中途因疲乏倒頭而睡，一覺醒來已不見別人，他只好在路邊等。當藏族、蒙古族、漢族兄弟學完歸來，他就從藏族、蒙古族和漢族兄弟所學到的語言中帶了一些回去。所以，土族語言中就包含了這三個民族的語言成分。［1］其實，詞語的借用不僅在土語中存在，而且在青海其他民族的語言中也比較常見，甚至有些民族語言已經成為居住在同一地區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語言文化圈之間通用的交際語言。

同仁縣的土族，對內主要使用地方特點較強的土語，而對外使用的則是藏語，他們對藏語的熟練程度，與當地的藏族人并沒有任何區別。居住在化隆縣卡力崗地方的回族，以安多藏語方言為主，或藏漢語兼通，人們習慣稱他們為“藏回回”;居住在海晏縣和祁連縣一帶的被稱為“托茂人”的回族主要操蒙古語，或蒙漢語兼用，人們習慣稱他們為“蒙古回回”。這種語言上的互動，在青海6個世居民族的語言使用中各有表現，尤其是在不同文化圈的交匯處則表現得更為突出。不同民族往往在交往中使用多種民族語言，掌握并使用其他民族語言已經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

宗教信仰。青海的氣候環境惡劣，自然災害頻繁，嚴重影響著高原民眾的生存和發展。人們在與自然災害不斷抗爭的同時，也意識到自然力量的強大及個人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于是神靈觀念隨之產生。恩格斯說:“最初的宗教表現是反映自然現象、季節更換等等的慶?；顒?。一個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條件和自然產物，都被搬進了它的宗教里。”［2］在青海這片沃土上或根植或移植了眾多的宗教信仰，主要有藏傳佛教、漢傳佛教、伊斯蘭教等，同時還摻雜著薩滿教信仰、苯教信仰、道教信仰及其它民間宗教。長期以來，在自然環境異常嚴酷、物質資料十分匱乏的青藏高原，這些宗教和信仰為民眾提供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各種宗教文化在歷史發展中相互影響、共同發展。從地區、族際間宗教文化的互動關系看，在青海地區形成了兩個比較密切的互動圈:一是藏族、土族、蒙古族和漢族之間的互動圈。在這個互動圈中，藏族、土族、蒙古族都信仰藏傳佛教，土族又吸收了許多漢族宗教的因素，漢族也同樣接受了藏族、土族、蒙古族宗教的某些影響;二是回族、撒拉族之間的互動圈?；刈?、撒拉族都信仰伊斯蘭教，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這兩個民族在宗教文化上形成更為親合的關系。正是這種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織，使生活在青海的很多民族，很難簡單地說他們信仰什么教。

以土族為例，土族原本信仰薩滿教，后受藏傳佛教、道教的影響，經過整合形成了含有薩滿教、苯教、藏傳佛教、道教等成分的特有文化體系，他們“對喇嘛、陰陽先生、法拉、法師、苯伯子等幾乎是同樣的歡迎，相互兼容在土族社會中，保留著各自相應的社會位置，有些活動中可同時見到喇嘛、陰陽、法拉等宗教人員在各自履行各自的職能”。［3］土族建“俄博”的“蘇克斗”中，就體現了出多種宗教信仰系列之組合:修建時由喇嘛或陰陽先生負責皆可，說明藏傳佛教和漢傳道教都被容納;“俄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都是薩滿教的遺存;“俄博”地基下填埋的羊毛、雜糧、海龍、狼頭等是薩滿教、漢族民間宗教和道教常用的驅邪避鬼用具;立在上面的嘛呢桿是喇嘛教的東西。［4］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土族先民無論是鮮卑吐谷渾人或是蒙古人，早期均信仰薩滿教，薩滿文化的某些因素(像“長生天”即“騰格里”崇拜)至今仍然為其所傳承。然而，在與周邊藏族長期的文化互動中，土族在保留其薩滿文化某些特征的同時，又接受了藏傳佛教信仰，表現在其相關民俗活動中既有薩滿教的遺風，又有藏傳佛教的習俗。明清之際，土族地區修建了許多藏傳佛教寺院，且香火旺盛。如互助的佑寧寺，即是清代廣有影響的名剎，也是一個以土族僧侶為主的寺院。該寺歷輩章嘉、土觀、松巴等高僧也多為土族出身。和藏族一樣，土族人也普遍入寺為僧。“番、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為僧;且有寧絕嗣而愿令出家者。”［5］

過去，土族幾乎家家供有神佛、設有煨桑爐，院中豎有嘛呢桿。一些寺院的宗教活動或廟會，往往也成為土族大型的節慶活動。佑寧寺從每年農歷正月初六起就有諸如祈愿法會、觀經會、辯經會等宗教慶典活動，其中的一部分實際上已成為了當地土族群眾大規模的節慶式的民俗活動。此外，土族還接受了漢族的道教信仰，信奉灶神、二郎神、龍王等。如民和三川地區每年秋季舉行的“納頓”大會，“除了名稱是土族原有的之外，活動內容是漢族秋社謝神的移植，供奉的是漢傳民間信仰的神，表演的是漢族傳播的故事”。［6］在土族居住區，既建有大大小小的藏傳佛教寺院，也建有各種各樣的城隍廟、娘娘廟、關帝廟、真武廟、龍王廟、二郎廟等。在土族傳統的社會中，道士以及具有濃厚漢族道教色彩的“法師”、“陰陽”等都相當活躍。土族人生病時，既有到佛寺中焚香叩頭或請喇嘛念經禳解者，也有請法師之類到家中捉鬼貼符念咒，以求除災祛病者。土族人死后，既有請喇嘛誦經超度的，也有請道士、陰陽等誦經的。

大量的事實表明，存在于青海的各種宗教在相互激蕩中共生共存，穆斯林民族的清真寺、藏傳佛教的嘛呢康、漢族民間信仰的廟宇或道觀，在一個城鎮或村子均能和諧相處，遇上重大的宗教活動，不同信仰者彼此相助提攜，逢民族節慶活動時還互贈禮品以示祝賀。西寧東關清真大寺在“重建、擴建中，得到了大通廣惠寺、互助佑寧寺的藏族、土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一條三丈多的‘橫擔梁’，由范姓漢族捐贈……藏傳佛教拉卜楞寺和塔爾寺的僧眾贈送的鎏金寶瓶和法幢，被安裝在禮拜大殿頂脊和宣禮塔頂”。［7］黃南州、海南州漢、藏、土、蒙古等多民族雜居的地區，神職人員和信仰的神靈，不再有十分明顯的界限，漢藏信仰的神靈一起供奉，神職人員也沒有嚴格的民族成份要求。

婚姻家庭。婚姻家庭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一個子系統，直接而生動地反映了不同時期和不同民族的生產方式、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習慣法規及社會結構。不同民族間的族際通婚，是相互之間文化認同的有力證明。在青海各民族中，族際通婚也是相當普遍的，甚至有的大家族是由幾個民族成員所組成。由于宗教信仰、飲食禁忌等的限制，穆斯林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通婚較為少見。不過，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審視，在回族、撒拉族的形成中就有其他民族的不斷融入成份。以撒拉族為例，他們的先祖“到達循化地區后，與當地的藏、回、漢等民族共處，進而聯姻”，［8］漸次發展壯大。所以，撒拉族的家庭生活中滲透著許多其他民族尤其是藏族的文化因子。“撒拉族的莊廓四角都放置白石頭……撒拉人室內衣服不是放在衣柜中，而是掛在一根橫桿上;結婚時做一盤‘油攪團’(象征藏族食用的糌粑)送給送新娘的客人們分吃;用三碗牛奶，一碗潑在新娘騎的馬蹄上，兩碗仍拿進來(藏族習俗用三碗青稞酒，因伊斯蘭教禁酒，故改用牛奶);還給送新娘的人打‘肉份子’吃，等等”，［9］這些都是受藏文化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