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角下老少邊窮地區的旅游開發新模式

反貧困與保遺產耦合的新視角下，老少邊窮地區的旅游業發展應堅持納入科學發展觀、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即以人的發展為價值取向和終極關懷，依靠科技進步和生態創新，統籌其所處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條件，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社會、經濟成本實現最大綜合效益的發展。只著眼于反貧困，而不承擔保遺產的使命，或者過于強調保遺產而放棄旅游開發的努力，均為偏于一隅、因噎廢食之舉。

總的說來，在反貧困與保遺產耦合的新視角下，老少邊窮地區旅游開發的模式應為涵蓋經濟、生態、社會效益多元目標，包括宏觀、中觀、微觀即政府、企業、居民多元主體，適應市場、創新開發、注重保護、?速高質、尊重文化個性特色的一種模式(見圖1，圖略)。圖1老少變窮地區旅游開發模式的轉變

上圖可以看出，要在老少邊窮地區完成反貧困與保遺產兩項艱巨任務，復雜的現實要求我們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增強自我發展的核心實力，找到適合各自客觀情況的發展保護途徑。

其一，與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就是發展紅色旅游，在反貧困與保遺產耦合視角下革命老區旅游開發的目標模式為:紅色資源(利用+保護)+其他優勢資源+社區參與+區域聯動的主題服務模式。

加強紅色資源與區域內其他優勢旅游資源的整合開發，要注重多種旅游產品的組合，延長產品鏈，滿足旅客多樣化的需求。一是“紅紅”組合，將主題相關的紅色旅游目的地組合起來。如武漢農講所—黃麻起義—洪湖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探尋之旅”;二是“紅綠”組合，即紅色旅游與生態旅游相結合，如湘鄂贛革命根據地與—大洪山生態旅游;三是“紅古”組合，即紅色旅游與歷史文化、古跡古址旅游相統一，如徐州淮海戰役紅色旅游—兩漢文化旅游;四是“紅土”組合，將其與民俗文化、少數民族風情相融合，例如，貴州的“一條長征紅線，穿起一個多彩貴州”實現旅游收入大幅上升。［1］由此，有助于克服革命遺物量少陳舊、零星分布、主題單一的難題，全面提升革命老區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在完善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加強區域間的合作開發與保護，形成聯動效應。比如，2004年1月，贛、京、滬等七省市簽署了《七省市共同發展紅色旅游鄭州宣言》，10月再次聯合15個省市成功舉辦了“新世紀、新長征、新旅游———中國紅色之旅萬里行”大型宣傳活動。諸如此類的舉措大大有助于區域形象提升、革命傳統教育和旅游業發展。

在紅色產品深層次開發和革命文物古跡保護中實現社區參與。根據《2004———2010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旅游社區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區旅游業發展的過程、方法和手段，是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旅游發展計劃、項目以及其他各類事務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及其過程，是居民對旅游業發展責任的分擔和對社區旅游業發展成果的分享。這一概念說明在傳統的強調政府及相關文物保護部門作用的基礎上，社區參與有利于調動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服務和開發、致力于革命老區資源的繼承、保護和發展的積極性。

其二，少數民族地區應以發展民族旅游為主導，其在反貧困與保遺產耦合視角下旅游開發的目標模式為:整合細化的各項民族文化旅游要素+生態博物館模式。

民族旅游是指以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為主線，以民族風情、民俗傳統、自然風光等為內容的旅游形式。關于民族旅游開發模式的研究較為深入，著述頗豐。例如，丁健、彭華(2002)通過分析，影響民族旅游開發的主要因素包括民族特色與知名度、交通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客源市場、旅游地民族感知形象空間集聚與競爭力、決策者行為、當地居民態度等，并認為民族旅游開發模式從空間上可分為原地開發模式(又可進一步分為原地自然式和原地濃縮式)和異地開發模式，從時間上可分為短期節慶式和長期固定式。

觀察文獻，發現有大量的研究是研究者結合具體區域，選取民族民居、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地區農業文化遺產、民族地區的生態旅游和民俗旅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等若干組成要素，通過個案分析而成。這些研究成果為少數民族地區“量體裁衣”地規劃了旅游開發模式。例如，龍先瓊、蔣小梅(2010)在以土家族為個案的文章中考察了作為民族文化遺產活體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認為旅游開發中的旅游經營者、消費者應當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確認并堅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基本原則及開發運作模式。主要包括有效性、保真性和系統性三大原則以及保護存續空間、優化傳承機制和增效社會價值三種路徑模式。民族文化事像，在旅游開發中既是本土生活所需，又是旅游市場所需，號召旅游經營者、旅游消費者和文化持有者形成合力，完整地把握歷史環境遺存、傳承載體、和精神內質三個內涵層次，根據系統結構特征選擇不同的適當方式進行保護和開發。

實踐中，我國曾經出現過民族博物館、民族村等文化旅游開發形式并在一定時間內促進了民族旅游業的發展，但它們缺乏真實性和參與性，流于商業化和庸俗化。生態博物館模式則更好地適應了新的條件下民族旅游持續發展的要求。20世紀70年代，法國學者喬治•亨利•里維埃界定了生態博物館概念，即生物博物館是由公共權力機構和當地人民共同設想、修建、經營管理的一種工具。“民族生態博物館就是把某一民族的自然、社會、文化進行整體保護、傳承和研究的生態博物館。”采用生態博物館模式開發民族文化資源，遵循其保護性、原生態、選擇控制、社區參與和效益回報原則，實現民族旅游開發和保護的共同發展。這一模式在原地內生于民眾的社區里，可提供整體的、自覺的、發展的保護，因而保護了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它作為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科學合理的開發方式而被廣泛接受和運用。毋庸置疑，只有保護好民族文化原生態土壤，民族旅游之樹才會長青。

其三，反貧困與保遺產耦合視角下邊疆、邊遠地區旅游開發的目標模式:既在文化自覺的涵義上加強民族文化保護，又在加強民族文化保護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民族文化旅游。

在我國的文學作品中，不乏對美輪美奐的邊塞風光、淳樸善良的邊疆人民和美妙雋永的神秘氛圍的描述和贊美，這對于居住在都市、工作生活壓力大的人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由于我國邊疆地區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所以邊疆地區旅游開發也應以文化旅游為主要發展方向，并借鑒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揚長避短，以實現旅游發展、脫貧致富的目標。但是，中西部邊疆民族文化開發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現許多問題，例如原始村落、民族文化遺址遺跡遭到器物性破壞;民族文化簡單、粗放開發帶來的過度商品化、膚淺化、庸俗化;外來高勢能文化影響下自身民族文化認同感、自豪感淡化，諸如此類的報道常見諸報端。費孝通先生曾于1997年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意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這無疑為邊疆地區民族文化保護提供了發人深省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