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5年，安條克公國派出的使節于格(Hugh)向羅馬教皇講述了“約翰長老(耶律大石)的事跡”，“當約翰長老的傳說遠播到西亞和歐洲的時候，十字軍正處在極端的劣勢之中，一個又一個堡壘陷入穆斯林手中，絕望的思想開始在軍中漫延”。而“上帝派來的同盟軍‘約翰長老’打敗了最強大的敵人蘇旦•桑加爾(SultanSanjar)”的消息對十字軍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軍中士氣一時無比振奮。他們把挺進東方尋找契丹，與“約翰長老”會師聯盟當成了終極理想。然而東西方之間橫亙著的穆斯林勢力卻阻斷了東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速不臺繼1218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揮蒙古大軍主力繼續向西進攻，攻無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陸路通道。通道打開以后，羅馬教皇并未想與東方韃靼人決一死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想與之建立聯盟以消滅宿敵穆斯林，數次向東方派遣攜帶其親筆書信的使者以游說蒙古王公。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節柏朗嘉賓(JohedePlanoCarpini)，該使節著有《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存世。該著作詳細介紹了蒙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風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會傳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約1215～1270)攜函去見蒙哥。盧布魯克著有《盧布魯克東行記》，該著作詳細描述了蒙元社會和契丹人的情況，指出“契丹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來區別前者。契丹人居住在東部臨海的地方”。書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個城鎮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確切的信息說，那個國家的墻是用銀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們與印度隔海相望。這些契丹人身材嬌小，說話用鼻音。有著東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這些契丹人都是優秀的工匠，學有各種各樣的手藝，其醫生對草藥的藥理極為精通，通過按脈來診斷疾病。”盧布魯克在書中還經常提及他所遇到聶斯脫里教徒和景教徒，還特別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盧布魯克之后，約有100余位西方人進入中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維諾(MonteCorvino)和馬可•波羅(MarcoPolo)。孟高維諾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傳教的西方人。馬可•波羅則是最有影響力、最有爭議的西方傳奇人物。《馬可•波羅游記》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契丹，稱其土地遼闊，富庶無以倫比。

當然，上述游記中所說的契丹是指中國，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遼朝。契丹的稱謂可能是沿襲了中亞和俄羅斯(俄語的中國即Китай)人對中國的稱謂。“契丹”一詞通過陸路和海路向歐洲國家傳播的時候，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產生了許多變異，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無論怎么變，都未與“契丹”的漢語本音相去太遠，這些拼寫方法上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傳的痕跡和西進的歷程。Kitan在古俄語及一些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經常出現，是14世紀拉丁文對契丹一詞的寫法;Kitay是穆斯林的寫法，按《古蘭經》經文的習慣，經常用y取代n或ń，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們的習慣稱謂;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節柏朗嘉賓之手，在其《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契丹皆寫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獻將其寫為Charakitay)。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柏朗嘉賓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語，但這種說法顛倒了契丹向西傳播的先后次序，俄語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傳入的，因而柏朗嘉賓的Kitay應來自于土耳其語;Katay(可能源自法國人盧布魯克對契丹的稱謂，他在其《盧布魯克東行紀》中把契丹稱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則是其英文拼寫上同文異體寫法;Katan則是阿拉伯語言對契丹的拼寫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拼寫方法，這正說明契丹的確曾在西方世界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基于上述游記對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會對東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烏托邦”的代名詞。這個令西方人無限神往的東方古國成為西方社會航海探險的終極目標。地理大發現正是在尋找契丹的原始沖動下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展開了尋找東方契丹的航海行動。航海者出發時都攜帶著“致居住在東北方向的國王、王子和其他統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終方向就是偉大的契丹國”。在契丹夢的引領下，哥倫布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踏上了尋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英國人卡博特在尋找東北航路中發現了紐芬蘭……18世紀以來，隨著航海者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以及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沿海城市直接貿易的達成，還有入華西方傳教士的反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國。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認為契丹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地方。

早在17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關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國人彌爾頓著有《莫斯科簡史及其東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遠至契丹的國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彌爾頓以目擊者的筆觸對俄國莫斯科及其以東地區作了簡單介紹。但彌爾頓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確定的東方理想國。西方學界真正開始研究遼史及契丹史則是從近代以來才開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學者興趣的是有關契丹語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國學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亞細亞民族語匯集》(1823年，巴黎)中論及了契丹語言文字的特性和語系問題，成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契丹語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國學者戈斯塔夫•奧波特(GustavOppert)發表了《關于契丹與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這是研究契丹及西遼契丹歷史的首篇專題論文。該文討論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稱的來歷、曾經的疆域和統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西遼王耶律大石與西方傳說中的約翰長老(Presby-terJohannes)之間的關系。該文曾在倫敦民族學會舉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會議上宣讀，引起了與會者的矚目。1877年，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漢斯•蓋博萊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譯自滿文的《大遼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這是首部遼代通史性的文獻被直譯成西文。繼漢斯之后，德國學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帶有注解的形式翻譯了部分遼史史料］。這些原始譯文的出版引起了學界同行的注意，為遼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捷的參考資料。1881年，英國學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中國北疆，第五部分:契丹與契丹人》(《皇家亞洲學會會報》，N．S．13，1881年)，詳細論述了契丹民族史和遼朝的興亡過程，分析并說明了契丹與契丹人之間的關系和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