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代際問題已成為社會學、青年學、文化人類學、人口學和經濟學等諸多領域的研究重點。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產物，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特殊結晶，與創作主體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情感體驗和語言習慣等密切相關，因此，它不可避免地烙上代際群體的精神印痕。所謂“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①，從某種程度上說，也表明了這一道理。

基于這一緣由，正視并梳理中國新時期以來作家陣營中的代際差異問題，并通過這些代際差別的研究與分析，進一步探討新時期文學之所以形成多元審美格局的內在肌理，或許并非一個虛妄的命題。

所謂“代際差別”，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代溝”，即代與代之間在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取向乃至語言習慣等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差異。這種差異，從本質上說，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變化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理所形成的；它所折射出來的，是社會文化自身的內在嬗變和沖突。有學者就認為：“代溝是現代社會文化更迭與發展過程中的文化震蕩現象，它反映了文化發展迅速及自身多元化的矛盾和沖突，但代溝將這種社會文化的分歧轉換成代際間的一種心理分歧，有其特定的文化心理機制。”②因此，真正的代際差別，凸現的是不同代際因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所形成的各自特點。

代際差別的形成，通常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相同的代際群體，一般都成長于相似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擁有共同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啟蒙經歷，從而自然地形成某些趨同性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并在文化心理上呈現出較強的共識性。這種共識性的形成，即為同一代際的群體特征。它并不是人類有意而為之，而是社會文化對個體之人長期熏陶的結果。另一方面，同一代際的群體特征，總是與其它代際（上一代際或下一代際）的群體特征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盡管這種不同通常潛藏在強大的倫理秩序之中，并不一定體現為社會性的直接對抗，但這并不表明對抗關系就不存在。事實上，因代溝而造成的不同程度上的代際對抗，幾乎在每一個家庭中都會有所呈現。

由于代際差別的背后隱含的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變化，因此，討論代際差別現象，必須關注社會歷史文化自身的內在變遷。我們甚至可以說，討論代際差別現象，其實就是辨析社會歷史變化、文化倫理變遷與代際群體精神特征之間的關系。其中，最主要的探討目標是：社會發生變化之后，文化倫理產生了怎樣的裂變？而這種文化倫理的裂變，又是如何引發代際群體在生活觀、價值觀上的巨大變化？這一系列復雜的、聯動式的變化及其內在的文化肌理，正是代際差別研究的核心因素。當社會變化并不明顯時，代溝現象也同樣存在，只不過，它主要表現在隔代人的心理之中，受制于現實倫理而沒有體現為具體的、外在的沖突，因此很少受人關注。

既然代際更替是一切生物的內在屬性，那么，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代溝的存在幾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甚至是促動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換言之，如果沒有代溝，就意味著年輕一代將毫無保留地承續年老一代的各種生存方式、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社會也就必然地進入某種原地循環的生存秩序之中，這也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發展將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代溝之所以不為人們所關注，主要在于社會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文化變更并不劇烈，由老一輩所掌控的倫理秩序、價值觀念和生存方式，依然借助特殊的權力系統有效地制約了年輕一代，使年輕一代的不同觀念只能維系在自身的心理層面，難以獲得群體性的、外在的對抗機會。

代溝研究的著名學者瑪格麗特•米德曾將這種情形定義為“前喻文化”，并認為：“在前喻文化中，整個社會的變化十分遲緩微弱，以至于祖父母們決不會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孫兒們的前途會和他們過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長輩的過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來，他們已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們的前途已經納入常規，他們的父輩在無拘的童年飄逝之后所經歷的一切，也將是他們成人之后將要經歷的一切。”③在這種歷史文化情境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絕大部分的生活經驗、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都是從老一輩那里沿襲而來，對老一輩的各種規定很少會產生懷疑，由此呈現出代際認同的慣性特征；即使有些年輕人形成了與老一輩并不相同的價值觀念、思維習慣和生存方式，也只能在權力化的社會秩序中保持沉默狀態。因此，“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體現在老一輩成員們的每一行動之中，這一特征就是，盡管有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人們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遠不可變更的。”

面對由老一輩所掌控的社會秩序，當新一代在成長過程中意識到自己的精神追求將有別于前輩們時，常常會自覺地規避這種內在的差異。有學者曾將之視為“具有隱蔽特征的躲避式心態”，并認為，“這是心理對抗的普遍表現形式，由于血親、經濟及權力等種種原因，隔代人之間雖然存在心理隔閡，但總是避免發生沖突，各自以躲避式的心態建立起心理防御機制，使矛盾隱蔽化，只是在適當的條件下才會表現出來。躲避不僅指作為個體間的一種心理防御機制，同時也是指代際間文化或心理隔閡的一種整體互動方式，這在大眾傳播媒介、日常文化生活，以及科學藝術領域都可以得到明顯的驗證，如隔代人之間在生活方式或藝術形式等方面雖有顯著的認同差異，但卻保持外在的尊重和認同。躲避既是代溝所預期的一種文化心態，同時也是代溝的一種特殊外顯形式，它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心理意義是不可忽視的。”⑤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造成這種“躲避式心態”的原因，還在于社會文化環境無法給年輕一代提供相對獨立的伸展空間，使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膺服于長輩的威權意志。

但是，一旦社會發生劇變，并使年輕一代在這種劇變中獲得某種獨立的機會，那么，代溝現象就會迅速浮出水面，成為一種顯著的社會現象。瑪格麗特•米德就強調，重大事件產生一代人，因為重大事件常常會直接導致社會體制的更替，甚至使歷史文化出現斷裂；而社會變化越劇烈，價值觀念差異也就越懸殊，代際差別就會更加明顯。她曾以 1960 年代的全球文化背景作為依據，認為美國的反戰運動、西德青年的抗議和示威、法國的“五月風暴”，都表明“整個世界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輕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們年長的人——隔著一條深溝在互相望著”⑥，由此形成了不同代際之間的巨大差異，“與年輕一代的經歷相對應，年長的一代將無法再度目睹年輕人的生活中出現的對一系列相繼而來的變化的深刻體驗，這種體驗在老一輩的經歷中是史無前例的”。⑦在米德看來，正是由于社會歷史的劇烈變動，才造成了人類在文化觀念上的裂變，并促使新的一代人無法認同前輩們的各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譜系，從而形成某種彼此隔膜的代際差別。這一判斷，既指出了代際差別產生的文化根源，也表明了人類作為社會歷史存在的內在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