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對公共服務需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1收入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影響。收入水平高低影響了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數量與結構。收入能改變約束條件;隨著個人收入的增長,政府的公共支出規模會增加(瓦格納法則);收入水平的提高,會誘發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新需求。2公共產品和服務價格會影響農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在財力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只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同樣的錢,購買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數量發生變化,將影響到農民對此消費的選擇性。3消費者的需求表達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影響。消費者是理性的、有限的;需求表達機制的“梗阻”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造成影響,典型表現就是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與需求的脫節;基層民主建設對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也有影響。

農民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特點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時期,決定了農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點。1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廣泛性和多樣性。既對民生類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有較高需求,也對生產類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提出較高期望。同時對公共安全、環境衛生和文化娛樂需求也日益增強。2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地域性和差異性。我國農村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其需求也有較大差異。從問卷調查情況看,中西部地區農民需求遠遠超過東部地區。在畜牧防疫檢疫、計劃生育、農村飲用水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等公共服務方面,西部地區分別占了該項需求的462%、452%、433%和419%;從農產品供需信息需求方面來看,西部地區農民仍是最高的,占382%,而東部地區需求比重為315%,略高于中部地區需求比重303%。其他9項上,根據需求程度由西部向中部和東部依次遞減的是農業技術指導、勞務輸出和就業信息、文化體育活動、鄉村道路建設、電力及通訊設施建設、病蟲害防治、農村信貸、社會救濟和優撫、最低生活保障。[3]這些表明,我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極不平衡,西部地區的農村公共服務嚴重落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

從對福建省部分地區的調查來看,也反映出農民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地域性和差異性。我們對福建省內發達地區、中等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的4個縣(市)的6個鄉鎮分別發放了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共441份。問卷中對于農民最希望政府做的事情列了17個選項,包括提供農用生產資料、提供生產資金支持、及時收購農產品、提供生產和市場信息,提供農業科技支持、保障生命和財產安全、加強農村“兩委”建設、興修水利、發展教育、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條件、修建電網,降低電費、整頓農資市場秩序、提高農產品價格、改善生態環境,創辦農民學校與其他。具體情況如表1:從問卷看,農民最希望政府做的事情列在前五位的分別是:晉江(發達地區),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條件占613%、改善生態環境占528%、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占528%、加強村兩委建設占472%、提供生產資金支持占443%;羅源(中等發達地區),提供生產資金支持占5469%、發展教育占5469%、提供農用生產資料占4375%、興修水利占4375%、改善生態環境占4219%;上杭(中等發達地區),提供生產資金支持占8155%、提高農產品價格占6214%、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條件占6117%、提供農業科技支持占3689%、修建道路改善交通3398%;屏南(欠發達地區),提供生產資金支持占862%、修建道路改善交通占6562%、提供生產和市場信息占5172%、發展教育占4138%、提供農業科技支持占4138%。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越是發達地區,由于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因而就越關注醫療、環境、生命財產安全、村民自治這些社會領域的問題。而欠發達地區則更多地關注發展經濟的相關問題,如生產資金、道路交通、市場信息、教育包括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農業科技支持等。四個地區共同關注的是對農業的生產資金支持,只不過在發達地區擺在第五位,在欠發達地區擺在第一位,需要政府加大對農業生產資金的支持。3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層次性。從農民對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來看,486%的農民認為,進行鄉村道路、農田水利建設等是鄉鎮政府的主要工作,相當多的受訪者認為,鄉鎮政府應加強社會治安、發展文化、提供農業技術信息、保障民主權益和經濟利益等公共服務。從農民對村委會提供的公共服務要求來看,依次是種植和養殖技術為454%、提供信息為45%、維護社會秩序為348%、協作建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為347%、幫助農民建立經濟合作組織為242%、組織農民生產合作為227%。同時認為,合作醫療、養老扶貧、水利建設、道路設施等公共服務僅靠基層政府難以提供,需要發揮中央和省級政府的作用。[4]4農民公共服務需求滿足程度的非均衡性。在基礎教育方面,農民過去所面臨的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隨著投入的增加,大多數認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占23773位農民的80%;在衛生醫療方面,隨著新農合的推廣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推進,90%的農民對當前農村醫療衛生狀況表示“滿意”和“基本滿意”。在文化生活方面,602%的農民認為農村文化活動“枯燥貧乏”,而且對“參與度”、“形式”、“設施”及“組織管理”的評價也很低。在農村科技服務方面,40%以上的農民表示不滿意。這顯示出當前教育、衛生服務水平有很大提高,而文化、科技服務等方面均相對滯后。5農民的主體性在逐步提高。當前農民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意識明顯增強,不僅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也要求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決策,要求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服務有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何精華等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調查表明,2833%的農戶認為,政府經常詢問并認真考慮我們的意見和建議,2708%的農戶認為,政府很少詢問、而且也不聽取我們意見和建議,3229%的農戶認為,政府從來未詢問過,1250%的農戶說不清,說明農民對公共服務項目的決策參與度較低,影響了農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滿意度。

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創新

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增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必須堅持以民為本、為民服務的指導思想。不斷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提高公民(農民)和企業對政府服務的滿意度,為此,必須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創新。

(一)公共服務回應體制創新。回應體制,主要包括回應誰的需求、誰來回應需求、接受或發現需求的渠道、如何回應、效果反饋、再回應幾個方面。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服務的回應體制是政府適應社會發展、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政府必須了解公民(農民)、企業及社會需要什么,要求政府提供何種服務,以及如何有效提供這種服務,并進而對這種需求作出有效回應。[5]1推進公共服務觀念的轉變,健全公共服務承諾制。政府要由恩賜者的角色轉到服務提供者和需求回應者的角色上來,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實施有利于改進政府工作作風、提高辦事效率,對提高政府公信力有重要意義的農村公共服務承諾制。2以公眾為服務導向,注重公民參與。確保在政府服務的各方面均有規范化的公民參與途徑,同時必須疏通政府與公眾對話的渠道,了解公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一是完善公民參政議政的途徑,擴大農民參政議政的比例,提高其參與公共政策選擇的主動性和參政水平。二是建立以有線電視為主、通訊網絡為輔的覆蓋縣鄉的服務信息網絡,為每個村委會配置電腦,及時傳達黨和國家、地方政府的政策及其公共服務信息,收集和反饋公眾意見。三是設立主要領導接待日,加強領導與基層群眾的直接溝通,正確處理農民上訪等問題。四是定期對轄區公共服務需求進行調查,準確把握群眾的期望和要求,根據現實可能性和解決問題的緊迫性有步驟地解決農民需求。[6]3完善地方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地方行政服務中心盡管有不同的名稱,但其內涵是指政府有效整合職能,在一個集中的辦公地點為公民(農民)提供全程式高效、快捷、公開、透明服務的一種行政服務形式,旨在建構一個回應力更強、效率更高、服務更到位的政府。從地方行政服務中心近十年發展的績效來看,成績主要體現在:一是以政務公開為紐帶,建立了省市縣鄉和職能部門相結合的縱橫體系,將行政服務中心作為集中公開辦事的重要平臺,并賦予其集中審批、集中服務和集中受理投訴的職能。二是以提高效能為目標,打造政府行政審批職能集中運行的綜合平臺。三是以整合程序為突破口,探索轉型時期政府管理機制創新的實現路徑。四是以優質服務為歸宿,提供了規范部門行為、建設服務政府的成功經驗。五是以電子網絡為手段,奠定了構建互聯互通、高效快捷的電子政府的基礎。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理論指導滯后,思路不夠明晰;服務功能不全,職能不夠明確;法律支撐不力,體制不夠順暢;部門利益驅動,行為不夠規范;保障措施不硬,配合不夠協調。完善行政服務中心建設的對策建議主要是:要加強理論研究,明確發展思路;完善法律法規,強化體制保障;突出程序透明,嚴格流程監管;監督權力運行,加強規范管理;推進電子政務,深化政務公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