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地方稅研究的發展階段

回顧漢代地方稅研究的百年歷史，筆者發現其歷經了特征各異的三個時期。

（一）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年，中國傳統地方稅史學向近代地方稅史學演變的階段

這一時期，中國傳統地方稅史學逐漸向近代地方稅史學演變。許多研究人員在發揚傳統地方稅史學的研究方法、注重考據歷史文獻、辨識制度規定內容的同時，也特別在研究過程中引入了西方的財政學理論，對漢代地方稅進行有別于古籍的闡釋與評價。譬如，胡鈞等人在考據古代文獻的同時引入近代財政學理論，就漢代的地方稅種、地方稅的稅制要素、地方稅務機構、地方稅監督等方面展開闡述［１］。這一時期專門從事漢代地方稅歷史研究的學者不多，征引資料多來自常見的古典書籍，缺乏實地考證和出土文物的佐證，但還是有些較具創新性的研究選題，如周筠溪對漢代的地方稅研究有著較鮮明的特點。他發現，漢代地方稅有專款專用，但也有流用，為達成收支均衡采取的方法有準備金、開源、加稅、專賣事業、募捐、發行貨幣、流用。地方財政行政機關中，封君是領地內的最高財政長官，諸侯王有少府，財政官為郎中令，地方要接受丞相的財政監督。財政收支法定制度、官員自給制度、橫向轉移支付的出現，財政監察乏力、官員職務未分化的行政單元制度的實施，使得地方財權獲得發展壯大。

劉道元指出，商鞅確立了賦稅制度的基礎，秦在此制度下統一中國，秦滅亡后，這一制度卻成就了漢代的中央集權。漢代初期，天子與封君的租稅來源相同，皆為公田收入與所轄區域的賦役，租稅由各自的征收機構進行征收。馬非百提出，漢代出產鐵的地方設置鐵官，不出產鐵的設置小鐵官，手工業者多的地方，設置工官，負責相應稅收事宜。市非常發達，普通市有市吏，或稱市掾，軍市有軍市令，掌管相應稅收事宜。為推動農業發展，采取輕稅政策，經由買爵、贖禁錮、免藏罪來增賦稅，漢代雖田三十稅一，常有更賦，但富人侵占田畝，享受輕稅，而普通民眾實際是什稅五，稅負沉重，難以果腹。有鹽鐵專賣、均輸平準、告緡錢、賣官、贖罪等收入，則額外征收，如中央政府征收的道性費，地方政府有在轄區內征稅或不征收的權力，有的地方官吏私自收取稅賦，貪污腐敗。在邊郡，沿襲原有制度習俗不征收租稅，蠻夷之地，實施輕稅。加藤繁指出，漢初，有１５個直屬于中央的郡縣，３０多個諸侯王列侯國，諸侯王的疆土大于列侯的疆土，列侯的疆土大多為一縣，小的只有幾個鄉，諸侯王列侯國的丞相由中央任命，諸侯王列侯國自行任命御史以下的官員，自行征稅，后來改諸侯王的丞相為相，所有官吏皆由中央任命，征稅只能用于諸侯王衣食，與郡縣無異。黃君默將漢代地方稅賦依照稅負的轉嫁與否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直接稅有田賦、戶賦、口賦、軍賦、算賦、更賦、雜稅，間接稅有算緡錢、算車錢、租六畜、關稅、雜稅、權酤、鹽鐵。范石軒指出漢代徭役有正卒、更卒、戍邊，不服徭役者需繳納更賦，獻費乃口錢、算賦之外，一人６３錢，稅負苛酷。羅振玉、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啟動了簡牘研究之風氣。學者們對敦煌漢晉木簡不斷進行考證、修補，如１９３１年張鳳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但由于很多原簡實物流失到國外，中國學者的研究有較大的局限。直到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規模龐大的居延漢簡以后，此局面才得以改變。這些文書檔案記載了居延地區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狀況，為研究漢代地方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研究者借助廣博的漢簡資料研究漢代的地方稅，取得卓越的成果，其中勞干在新史學思潮的影響下，把漢簡作為完整的史料，從直接史料中修訂考證漢代地方稅，不斷對居延漢簡做出釋文，而且他還考察論證了歷史文獻中記載不全的邊郡獨特地方稅制度。

可見，這一時期關于漢代地方稅的專題并不多見，地方稅的研究多見于整體漢代稅賦制度研究中，但地方稅研究內容還是相當豐富的，涵蓋漢代地方稅與社會經濟、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的關系，層面繁多，視閾寬廣，觀點新穎，且運用很多的西方經濟學、財政學的研究方法。這一時期的研究思路與理論為后來新中國漢代地方稅的研究者繼承并發揚光大，延展為后來漢代地方稅研究的主流。

（二）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漢代地方稅研究的醞釀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研究狀況，顯現出三個鮮明的特征。第一，就總體而言，漢代地方稅制度作為一個研究專題的獨立性并不顯著，較多的研究仍圍繞當時史學研究熱門話題展開，不少學者在談論朝代轉換、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戶籍制度、田賦制度時涉及漢代地方稅。當然，此種研究情況有著客觀緣由，就歷史事件的關聯來看，地方稅的產生、發展與演變并非單獨存在的，而是同當時的政治局勢、社會結構、經濟形態密切關聯的，譬如，過重的稅收負擔是朝代轉換爆發農民戰爭的直接緣由，也是新朝代實施地方稅的后世之師，田賦制度必定反映了當時的田畝所有制屬性，商稅的變動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密切關聯。同時，這一時期研究人員普遍運用馬克思主義創新史學研究方法，在意識形態層面，更多考究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相關的專題，理論研究的視閾不同于過去，宏觀上注重研究漢代地方稅同階級、社會經濟的關聯，但大多數研究只是將漢代地方稅問題作為考證漢代剝削關系、生產關系的論據，對漢代地方稅的研究只作為輔助議題，分析不夠深入。

第二，對漢代地方重要的稅收制度展開一定理論性探討并有所創新。傳統漢代地方稅的研究主要散見于具體稅種研究中。由于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方法的運用，對漢代地方稅的研究出現動態化、關聯性的趨勢，涌現出一些有較大影響的觀點。譬如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指出，漢初封君中有諸侯王、諸侯、徹侯與關內侯，諸侯王與諸侯對轄內農民享有征稅權，徹侯有國邑，但無征稅權，從公賦稅中領取奉養，關內侯沒有國邑。韓連琪認為，田租與芻稅是兩個不同的稅種，但通常一道征收，一并減免，田租不論產量的多少、年成的好壞、土地肥沃與否，均由政府制訂定額稅賦加以征收，有以貨幣或布帛形式征收的，但主要是以谷物形式征收，約為每畝３升。列侯的食租稅是以土地田畝為基數計征的，由納稅人自行申報，這一征收方式導致隱匿不報或少報情形的大量出現，影響了稅收收入。政府因此加強稅收征管，對不如實申報者給予嚴懲，免除官職、入獄甚至死罪。但由于不如實申報者眾多，嚴懲會引起騷亂，政府最后不了了之。官員豪強不僅有權不納稅或少納稅，還可隱瞞實情，不如實申報土地數，最終稅收負擔就落在普通民眾身上，而且官員還對普通民眾額外勒索，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減輕稅負，有利于維護普通民眾的利益，也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維護了豪強利益，加劇了土地的兼并與集中。

楊偉立、魏君弟考證后認為漢代為封建社會，生產形式有奴隸制、農奴制、租佃制、雇傭制與自耕農，官田、封君官吏的田地、商人和地主的田地皆交由佃農、農奴租種，收取地租，政府設有工官，專司征稅與工藝品制作，鐵官專司征稅與鐵器制作。封君的食邑租稅，用于封君生活、聘問、朝見、祭祀。漢代的農業租稅有田租、芻稅，貧困人民還要負擔沉重的徭役，貴族官員有免役權，地主、商人能夠經由入粟拜爵獲取免役權。李永田肯定漢初的賜爵制度的貢獻，認為恢復過去的爵位、田產、房產，安置流民返回故里，編制戶籍，以征賦役，扶持軍功地主、個體小農經濟，有利于社會穩定［。周雙利分析了漢代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同姓諸侯王與奴隸主尤其是奴隸主商人相勾結，削減中央經濟力量；同姓諸侯王政治上實施自治，掌管兵權、賦稅；諸侯王對外與匈奴奴隸主勾結，威脅漢王朝統治。賈誼在政治上主張削藩，將諸侯王國由大化小，削弱其勢力，調整封國保護中央統治；經濟上堅持儲糧備戰，實行鹽、鐵、銅專賣，中央管制貨幣，以耕戰備邊打擊匈奴侵犯。朱紹侯對漢代地方居民負擔的田租、口賦及算賦、徭役、兵役、訾產稅的計稅依據、征稅范圍、稅率、征收形式進行詳盡闡述，認為土地國有制與私有制并存，農田水利事業須由中央統管。陳直分析漢代鹽專賣實施之前，鹽的生產實行包商制、王國自辦制、中央自辦制；鹽專賣實施后，設置鹽官，鹽稅收入西漢時歸大司農管理，東漢時歸少府管理。西漢各郡國設鐵官，由大司農設置鐵官長丞，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鳳也設鐵官長丞，東漢有鐵官長丞，還有太尉椽吏。先期，諸侯王國、富豪商人、中央均可以鑄造貨幣，后由中央統一鑄造貨幣。童書業考證后發現漢代地方政府設置工官、發弩官、樓船官，司官營工業的管理與私營工業的稅收征繳事宜。漢代的手工業者，多為自由小生產者、雇工，大企業家興辦的手工業使用依附者、奴隸，官府手工業多用卒、刑徒、奴隸、隸屬性的工匠。商業發達，商人利潤豐厚，不用繳納租稅，而只需登記市籍，繳納市租，由市令、市吏掌管。

其他學者也圍繞漢代地方租賦制、戶籍制度、專賣制度、土地制度等發表專題論著、展開爭鳴，有修訂史實的，有闡述認識的，漢代地方稅賦成為研究潮流，他們所探討的許多議題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后仍然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但就漢代地方稅進行的專題研究仍比較欠缺，對地方徭役制度、商稅制度、山川園池之稅的研究也比較薄弱。第三，一些研究人員正在為漢代地方稅研究進行翔實的資料搜集活動與深刻的思考，其成果正處于醞釀之中，蓬勃欲發。這一時期的學術醞釀工作使得改革開放之初眾多精湛的學術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三）１９７９年至今，漢代地方稅研究的蓬勃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研究活動，處于寬松的政治氛圍中，學術環境優渥，學術成果豐碩。此時期，漢代地方稅研究實現了四個領域的突破。第一，大量新資料的發掘與運用，激發了漢代地方稅研究的蓬勃活力。盡管關于漢代地方稅在古代文獻與官方官修正史中記錄內容眾多，但很多內容前后自相矛盾，殘缺處不少，尤其是關于漢代地方稅運作的具體資料更是匱乏，這也造成漢代地方稅研究的混亂，曲直難分。改革開放后，學者越來越關注新資料對漢代地方稅研究的重要意義。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之后，隨著古跡、文物的大量挖掘與面世，官方記錄的發現與公開，民間文獻譬如土地買賣契約、家譜、族譜的收集整飭，研究漢代地方稅的新資料絡繹不絕，資料來源的不斷拓寬和新資料的大量運用推動了漢代地方稅研究。黃今言等人對西漢初期的稅賦展開考證，田租實行比例計征，什五稅一，芻、稅為定額稅率，頃入芻三石，二石；按戶征收的戶賦，以家庭財產計征的貲賦；礦業領域有煮鹽稅、采鐵稅、采銀稅、采鉛稅、采金稅、采丹稅等；在流通領域有市稅等。朱紅林考證漢代地方財政收入及征管，認為漢代地方收入除稅賦外，還包括國民向官府繳納罰金、贖金及償還債務、政府處理報廢物資所獲取的收入；官員收取的財政收入要封存，租、質、戶賦、園池交付縣道官，不能隨意使用，逐級上交。臧知非等人對漢代地方的兵役、徭役制度從起役年齡、服役期、服役對象進行了論證。卜憲群等人考證漢代地方的財計組織，地方諸侯國財計組織比照中央自設官員，掌管諸侯國內賦稅，并設少府，掌管諸侯王室財政，收山海池澤之稅，以為私藏。他們還對漢代地方稅收征管機構、職位的設置以及官吏的任命、升降、管理展開論證。

第二，研究議題越發廣泛，不僅有對漢代地方稅與土地制度、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戶籍制度的研究，還有許多查遺補缺的專題研究，且對漢代地方徭役、戶賦、市租等的研究也有深入推進。譬如，關于戶賦、芻稅、口錢、地方稅征收管理、地方財政監督的研究，在１９７９年以前比較鮮見，但在１９７９年之后，這方面的研究有較多的進展。高敏就漢代地方的田稅、戶賦、礦產資源稅從納稅人、稅率、征管等稅制要素進行論證。李偉對口錢的性質、用途進行考證，認為口錢與吏奉、傳送、繕兵、給轉費相同，是供給地方政府運作費用，用于官員工資薪金、行政開支。鐘一鳴主張，諸侯王有封國，為封君中最有權勢的。諸侯王財政分由相、內史、司農與少府具體管理，但諸侯王自己擁有財權，有租賦收入權，可征口賦、算賦等人頭稅，用于諸侯王所屬封地的行政開支；山川園池市井租稅收入用于諸侯王的私人開支；諸侯王有兵役、力役征發權，發展官辦手工業；有財政支出權，由封國財政支付踐更錢，從私人財政開支賞賜費用，經商獲利。中央對諸侯王財政的管理，經由設置丞相管理其財政，實施嚴格的上計制度，嚴懲自行調整服役年齡的人，諸侯王要向中央呈報任職情況，繳納獻費。諸侯國除丞相外，皆可自行任命，如任命內史（負責管理國民，與丞相共同治賦）、郎中令（負責安全保護）、司農（負責口賦、算賦）、少府（負責征收山川園池市井租稅收入）、長史（負責上計）。黃今言指出，漢代地方財政監督的重點有賦錢、糧谷、兵械、守御器，監督時限有月校、季校、年度拘校、不定期拘校等，主要為定期拘校與不定期拘校。不定期拘校，有事就查核，而定期拘校有一定之規，上級部門對基層單位進行定期拘校。財物拘校的手段為核對賬簿與實物、核定會計賬簿與會計憑證。

這些研究充實了漢代地方稅研究，使我們對漢代地方稅的稅種、稅制要素與征收管理有了清晰明確的認識，解決了不少疑惑。第三，在長時期的學術研究累積的基礎上，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較完善的標志性研究成果，標志著漢代地方稅研究進入一個昌盛發展時期。譬如，陳夢家的《漢簡綴述》對漢代地方官員職位職責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重要著作。馬大英的《漢代財政史》對漢代地方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管理展開了較全面的論述。陳直的《居延漢簡研究》對戍卒、貲產稅、名籍制度、上計制度進行深入探討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著的《居延漢簡甲乙編》對漢代的地方稅收制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考證資料。高敏等人對漢代地方稅收制度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論述。第四，學者們不斷從多視閾、廣層面展開研究，深化了漢代地方稅研究的外延與內涵，大體發掘出漢代地方稅的演變規律與格局。此特征在后文展開詳細闡述。

研究的多視閾和廣層面

漢代地方稅的產生、發展與嬗變同漢代地方政治、經濟、社會、財政等領域的衍變是緊密相關的，探討相互間的關聯，應為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此領域已經出現不少研究成果。譬如，湯其領等人認為漢初封國有利于國家政權的鞏固、經濟發展，封國實施自治，自行管理財權、軍權和政權，起到了強國除異的作用，漢武帝之后，諸侯王國逐漸式微，漢政權失去地方護佑，導致了王氏外戚奪權。楊振紅指出，市租是漢代對在市場中銷售商品的商人征收的商品交易稅。商人采用自行申報方式，向主管官員申報營業額，依據所在行業的法定稅率繳納市租。若商人被發現虛假申報，則要受到相應懲罰，這也說明漢代商品經濟比較發達，能為地方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趙夢涵提出，漢代重視農業，一方面輕稅，依據田地的肥沃貧瘠程度而征收，體現了稅收公平與效率，另一方面節減政府財政開支，充實了地方財政，推動了農業的發展。總之，多視閾、廣層面研究狀況的產生與演變，伴隨著研究人員對新資料的利用，伴隨著對漢代地方稅這一研究對象的內涵、外延的認識深化，伴隨著新理論、新方法的掌握與運用。

（一）漢代地方稅內容的披沙瀝金

由于歷史資料詳略各異，真偽并存，漢代地方稅研究中存在許多困惑甚至空缺，而考證漢代地方稅內容是研究中基礎性的活動。周伯棣等人對漢代封國的地方稅———田租、戶賦、市租與山海園林池澤稅從征收范圍、稅率、稅收優惠、繳納形式、用途進行深入探討。王彥輝對漢代地方財產稅進行探討，計貲范圍有田宅、奴婢、馬牛羊與其他財物。臨時性的財產稅，有向商賈子錢征收算緡令與面向國民的以訾征賦，及成帝時期的稅民貲。財產稅征收對象為正常稅目之外的動產、不動產，征收范圍持續擴大，財產稅逐漸常態性征收，以平貲為基礎定額課征。馬怡林等人對漢代地方徭役的類型、起役年齡、服役對象、減免及替代進行考釋。張榮強對漢代地方財政年度進行考證，認為“計斷九月”是根據黃河流域的主要糧食作物粟的成熟時間確定的。付志宇認為漢代的地方稅收法律制度相當健全，有《田律》、《徭律》、《倉律》、《關市律》、《金布律》，這些法律明確規定了各種稅收的納稅人、征收范圍、稅率、征收方式及罰則。上述研究文獻盡管主要從微觀視角展開探索，但披沙瀝金，史海鉤沉，見微知著，對于漢代地方稅研究的細化不無裨益。

（二）漢代地方稅的動態研究

高敏對漢初文景時期芻、稅制度的變化發展進行分析，發現芻稅、稅可用錢折納，芻稅的質量高于稅，不能用陳舊芻、充稅，芻稅依據田畝的優劣而征收，芻稅逐步按戶征收，爵位高者免交芻稅，芻稅不利于農民，而有利于富人和爵位高者。臧知非發現西漢承襲了秦朝的軍功賜田與授田制度及其田稅征收方式。授田以名籍為準，數量依然是每夫一頃，軍功爵者則依次增加，但級差繁復，規定２４０步為畝，土地一經授予即歸私有，可在法定范圍內交易、贈予、世襲。地方政府以授田為基礎，實施定額田稅制度，按頃計算、按戶課征，從實物稅制轉變成實物、貨幣并舉且以貨幣為主的制度。他認為這一制度推動了漢初商品經濟發展，也加快個體農民的破產速度。丁光勛指出，傅為正卒兵役，漢初承襲秦制１５歲開始傅；漢景帝２年，為２０歲始傅；漢昭帝時，改成２３歲始傅。漢朝男子通常５６歲老免，無爵、犯罪奪爵者除外，但在政治、經濟、軍事形勢需要的情況下，政府會把始傅始役的年齡提前，或延遲終役、老免的年齡。李夢澤指出漢初地方設置監郡御史，主司監督地方官員，但監郡御史對地方官吏的監督日漸乏力，因此重新設置刺史和司隸校尉，以強化漢代地方監督。上述研究多立足于一方，有需要繼續探討、增補、修正之處，但動態地探討漢代地方稅還是值得肯定。此類研究文獻有助于人們更深刻地認識漢代地方稅產生、發展的歷程與衍變規律。

（三）漢代地方稅和社會發展、經濟演變的互動

這是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閾，此視閾更關注漢代地方稅衍變同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關聯關系，也可稱作橫向視閾，有著較濃厚的理論思辨特征。史衛考究西漢在建立之始，鑒于秦滅亡的緣由在于秦朝實施的財政集權制度，在古代沒有便利的交通運輸方式，稅收的征收和社會成員服勞役，均產生很大的成本，因此西漢未在成立時延續秦朝的財政集權制度，而是實施財政分權制度，經過７０年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才重新構建財政集權制度，在這７０年間的財政分權中，地方政府有相應的稅收管理權限，存在地方稅。董平均等人認為，漢初諸侯均可征收稅賦，但到漢景帝、漢武帝時，為削減諸侯王國勢力，中央對封國實施改革，諸侯不再掌管其國，惟得衣食租稅，其所食租稅應為全租而非半稅。漢武帝實施鹽鐵專賣后，諸侯逐漸被剝奪經營冶鐵、鑄錢、煮鹽的經濟特權，大大減少了諸侯私奉養的收入。歷經多次分、削，諸侯的政治經濟實力比漢初銳減。梁莉考證后認為，西漢對經營鹽業、銀業、冶鐵采鉛，采金業煉丹等征收工商業稅，有從價按比例征收，也有從量定額征收，且自行申報繳納，這一政策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徭役對殘疾人、需贍養父母者、手工業者、有爵位者有減免，并對擅自不服徭役者給予嚴懲。劉華祝認為，漢代土地私有制盛行，地主向佃農征收的地租按田畝產量的５０％征收，具有產品直接分配性質，政府對土地所有者征收地稅，稅率乃三十稅一，計稅依據按照歷年田畝面積、貧瘠肥沃程度、產量的常量而定，以實物谷米為征收形式，還兼征芻稅，具有產品再分配性質。李孝林、黃小紅等人認為漢代從農業定額、手工業定額、賦稅定額、俸祿定額、畝制定額、釀酒成本定額和工程定額、戶籍制度、派出朝廷使者刺史等方面加強地方財政管理。可見，前述文獻從政治因素、工商業發展、戶籍制度探討地方稅，證實了地方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相關，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對漢代地方稅進行全方位認識。

（四）漢代地方稅同等級制度、階級關系、社會集團的關系

漢代地方稅體現的是地方政府同編戶齊民的分配與再分配關系，漢代存在多個社會身份等級，各身份等級享有的法律、政治、經濟地位不同。漢代地方稅征收時，如何對待各社會身份等級或社會集團呢？誰為主要的納稅人、負稅人？實際稅收負擔怎樣？地方稅的經濟效應如何？社會效應怎樣？是否實現公平？達成效率與否？很多學者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

臧知非提出，在漢代，伴隨土地私有化的發展，農民實有土地數與應納稅土地數出現背離，政府對農民征稅有統一數量標準，而農民的實際繳納稅額取決于地方官員的征管情況，并無統一的數額標準，實際征管程序非常復雜。從稅收負擔率看，井田制的十一而藉與十稅一沒有不同。漢代的鄉因轄區、人口劃成相應級別，是縣政權的分支機構；鄉佐、游徼與鄉有秩、嗇夫不是對應的輔吏和主吏的關系，他們同屬縣吏序列，受縣廷任命，擁有民政、司法、社會治安、生產管理權限，征收賦稅，征發徭役，是縣政府統治的行政基石，鄉官部吏的活動決定了地方政治運作質量與社會秩序。卜憲群推斷，漢代鄉里組織負責保護土地等的各種私有財產的合法占有，保護私有財產的繼承，處理經濟糾紛與維護正常經濟秩序，執行中央、地方經濟政策，承擔鄉里與經濟有關的公共事務建設和管理，運用政治權力激發農民積極從事生產，如設置力田的最終目的是為保護發展財源。黃今言發現地方通過拘校發現貪污腐敗、偷盜公共財產、拖欠薪俸、軍事武器毀損嚴重。嚴懲貪污腐敗者，違反財經法紀者要予以賠償，嚴重者撤職。經由拘校，嚴肅整頓財經紀律，維護地方財政管理秩序。楊華指出，中央、郡、國、縣、鄉各級都有官社，最基層的官社就是里社。與帝社、郡社、國社、縣社相比，里社為私社，但相較于民間自行組織的私社，里社又為官社。漢代縣衙的諸曹掾史中有勸農掾官吏，主司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又由派駐巡查官轉化成鄉里的常設官，鄉一級勸農掾負有名籍、賦稅、官司擔保的職責，也司春祠社稷、謹修治社稷。朱德貴指出，漢代的田租稅律對瞞田稅、少交田稅及所交田租不合規定者要給予處罰，漢代有對達到一定爵位等級者給予優待的規定以及對編制《田租籍》等賬簿方面的規］。蕭國亮歸結，由于稅收沉重，徭役過度，土地兼并盛行，階級斗爭激烈，秦最終為漢所取代。高敏論證《傅律３４６號簡》所說２０歲、２２歲及２４歲的傅年是對有爵者和有爵者之子給予優待的規定，漢代前期庶民的傅年仍為１５歲，不以身高為定，只是身高過低或有殘疾者可免傅。飯尾秀幸認為西漢初期地方勢力強大，在西漢后半期，中央逐漸對地方勢力予以弱化，也開始關注具體的農業生產。角谷常子主張專司外交事務的相邦，其地位是與家族勢力抗衡的過程中發展為百官之長，但其地位又是經由同家族勢力的聯合而獲得鞏固。官僚與家族勢力實現共贏，漢初的諸侯王制是戰國各國的再現。陳蘇鎮詳細探討了漢初諸侯王國包括地方稅在內的各項制度，發現在郡國并行的架構下，皇帝和諸侯王一起統治國家。中央在保證其統治地位的條件下，限制其法律對王國事務的干預，王國有自治的法律空間，在漢朝中央法律許可范圍之內，制定實施本國的政策法令，實行一定的相宜而治。付志宇認為漢代征稅原則為按需定收，依據軍政需要向轄區內居民課征賦稅。胡寄窗、談敏指出，漢代課稅原則遵循清靜無為，“道莫大于無為，故無為也，乃無不為也”，財政支出要節制，減少社會成員的賦役負擔。杜樹章則認為漢代輕田租、重人稅與徭役，人頭稅稅率不斷增加，徭役繁重。陳登原指出，漢代堅持低田稅政策，但低稅優惠被富豪盡享，而平民得不到好處，有劫貧濟富之嫌，谷稅之外附加稅，稅之外又有官吏的另外加收。孫文學認為漢代地方稅重本抑末，相機實施稅收優惠政策，減免相應田租與賦稅。稅收減免有恩免、災免和移民免復。恩免是統治者不定期給予民眾的稅收優惠。災免是在發生災荒時給予受災民眾的稅收減免。移民免復是對遷徙民眾的徭役減免。陂湖園池租給窮人用免稅，民眾家產不到３萬免稅，對生子多的有稅收減免，對晚婚者實行累進稅。同時對商人實施重稅。魏瑩指出，商人要如實向政府報告自有收入與資產，若不如實申報，懲以一年的充軍戍邊、沒收財產，揭發人可獲得一半的罰款以資獎勵。渡邊信一郎提出，漢代社會性勞動的編制，徭役與刑徒皆以縣、郡為單位實施集中組編的。更徭作為地方力役是在縣內從事勞動，刑徒由縣獄司空治理進行管理。在當地郡縣內完成的徭役為內徭，在郡外、首都進行的徭役為外徭。社會性勞動編制與租稅的征收、儲蓄及財政收支一致，編戶百姓繳納的田租、算賦、口賦、過更錢等租稅，由郡縣征收、保管，再作為獻費上交中央財政，中央根據需要向地方郡國征調物資財力，在各郡間實施橫向轉移支付。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盡管漢代地方重視農業，實施輕稅，但大量稅負還是由普通農民負擔的，雖然漢代地方輕視商業，實施重稅，但商人可以通過買爵位的方式不交稅或少交稅，因而沒有實現稅收公平。在地方稅面前，貴族高官與社會普通民眾并未實現平等。為提高稅收征收效率而加強中央對地方財政的監督會引發經濟蕭條。總體來看，漢代地方稅沒有實現完全的公平與效率，但政府還是采取了一定舉措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統治。

前瞻與思考

２０世紀以來漢代地方稅研究歷經不同發展階段，經由多視閾、廣層面的探討，展現出漢代地方稅的多層內涵與豐富外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創新性的突破，但漢代地方稅的研究仍需要研究者的持續探討，不僅要不斷找尋與運用新的研究資料，還要加強相關工作。

（一）繼續運用現代經濟學、財政學理論分析與思考漢代地方稅問題

能否合理運用理論關系到漢代地方稅研究成果的意義，就漢代地方稅研究的近百年來的發展過程而言，研究者需要進一步運用現代經濟學、財政學理論進行鉆研。譬如，已有研究涉及漢代地方稅存在與否的爭論，地方稅為地方有一定管理權限的地方收入，有學者認為漢代是中央集權國家，地方征收機構是中央派出機構，不存在地方稅，卻忽視了漢初郡國并存、諸侯國有權征稅、有地方稅的存在。吳王轄區有銅山，可鑄錢，靠海水煮鹽，有豐厚財政收入，不需征稅，因此諸侯國也有權決定不征稅。在漢武帝之后，盡管諸侯國唯衣食租，地方政權對這種衣食租有征管權限，還是存在地方稅，只是地方稅的規模有所縮減。即便在郡縣，地方政府征稅之后，在有特別需要如災荒時，仍有財政支出權，也就是對收入的支配權，說明郡縣仍有一定意義上的地方稅征收權力，只是不完整罷了。同時，轉移支付在漢代地方政府間也存在，轉移支付又稱為無償支出，是指各級政府間為解決財政失衡而經由一定的形式與途徑轉移財政資金的活動，是用來增補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種無償支出，是政府財政資金的單方面的無償轉移，體現的是非市場性的分配關系，是一種二級分配手段。轉移支付有兩種，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漢代中央政府在特殊時期會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資金、物資支持，當屬于縱向的轉移支付；而各郡國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資金、物資的橫向調撥，這屬于橫向的轉移支付。如若否定漢代地方稅存在的合理性，認為漢代不存在地方稅，那么地方政府間的橫向轉移支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這就會割裂漢代地方稅收與近代、現代國家地方稅收間的歷史關聯關系，進而難以解釋近現代國家地方稅收的合理性。若可采取理性的態度，承認漢代地方稅存在的合理性，以此為前提，研究者則需要解決一些新的疑難：漢代地方稅包括哪些稅種？在漢代地方生產力水平下，地方稅賦的合理規模是怎樣？地方政府怎樣對經濟社會地位各異的不同階級、社會集團確定合理的稅負？漢代地方稅中哪些稅有助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哪些稅損耗民眾財力，加劇社會沖突？漢代地方稅負到底是多少，在漢代地方生產收入中的占比幾何？這些都需要深入細致的計算考證。有研究者認為漢代地方稅負輕，有研究者認為漢代地方稅負重，孰對孰錯？這也需要進行嚴謹的實證分析，不能武斷地得出結論。深入研究此類疑難，會使漢代地方稅研究更科學、合理，對當代社會經濟發展更有借鑒價值。又如，漢代地方政府實施重本抑末的稅收政策，但征收的結果卻是商人富有，農民貧困，競相舍本逐末，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筆者認為，這還要從商品經濟的供求關系入手。這種情況也表明漢代對商人、商業實施重稅更多是出于財政目的，而調整經濟結構目的并未達成。因此，需要進一步探討漢代地方政府對商人、商業征稅的目的及征稅的經濟影響。

（二）需要不斷增強量化實證分析

對稅收史的量化研究，一直都被研究者所關注，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譬如，于琨奇論證漢代地方田租實行的是以分成制為基礎的定額制征收方式，計稅依據為平均畝產量，考證了漢代畝產量，稅率有什五稅一、三十稅一，但實際稅率對地主官吏為１％，而對普通農民則為５０％。周國林對漢代的田租標準，進行索引，折算，認為漢代畝租額為１斗以上，常為１斗５升。另外，漢代計稅依據有按人頭征稅、按戶征稅、按田畝征稅，如何比較不同計稅依據的稅負各幾何，對農民的生活有何影響，怎樣經由市稅估算商品經濟發達程度，這些疑難均有一定程度的解決，但存在許多分歧。地方稅作為一種地方政府與地方民眾的分配與再分配關系，是一種數量關聯關系，只有加大量化實證分析的力度，才能就漢代地方稅的合理規模、適當稅種、稅賦和地方社會生產力、稅賦和地方民眾生活等重要研究課題展開深入細致的探討。但是量化實證分析需要大量的數字指標，譬如度量衡、物價、畝產量、生活成本等，各地有所不同，因此要秉持嚴謹的研究態度，盡最大可能按照漢代地方社會生產力水平、地方生活狀況擇取可靠、恰當的數據資料。

（三）大膽開拓研究視野，充實研究方法

漢代地方稅應為真實場景的社會活動，關系到地方的所有民眾，但過去的學術研究更多注重考查政府的規章制度，較少再現地方稅賦繳納的實際過程，尤其是基層鄉一級社會的真實稅款繳納、服役的具體情形。未來此領域的研究進展，一方面我們期盼新資料、新線索的挖掘與面世，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創新研究方法、轉變研究視角。鐘一鳴提出，漢代存在地方稅收競爭，諸侯王國有權自行征發兵役與徭役，轄區內民眾只在諸侯國內服役，不必如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的郡縣民眾那樣需服邊戍，徭役負擔比郡縣輕，而且諸侯王國有征稅權，在財力富足時，可少征稅或不征稅，甚至在民眾踐更時給補助，常有郡國的人不堪沉重稅賦，用腳投票，移居到低稅的諸侯國，其他郡國官員要抓移居者，諸侯國還會與郡國使者為敵，這就說明地方政府直接存在稅收競爭，稅收競爭的結果是低稅地方獲得更多勞力，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無助于中央統治集權。袁延勝從目前面世的第一份漢代縣級算賦文書天長紀莊木牘《算簿》，考證《算簿》中的事算，發現徭役承擔者與算賦承擔者具有同一性；《算簿》中復算數目約占算賦總額的１／１０，表明漢代各種情況的復算人員比較多；《算簿》與《戶口簿》的統計顯示，漢代算賦承擔者約占總人口的１／２；《算簿》中８月與９月的算賦數額，分別為８月算人與計斷９月的測算結果。此類論著雖不是很多，但顯示出如果可以進一步運用新材料、新研究視野、新理論和新方法加強對漢代地方稅的研究，那么必定能讓漢代地方稅所體現的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利益集團、社會群體間的分配與再分配關系更為清晰地躍然紙上。

本文作者：劉曉鳳 單位：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