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法可訴性實現過程中的障礙
在我國，許多經濟法糾紛無法正常提交司法程序解決的情況客觀存在，即便是在司法制度更為完善的西方國家，相較于其它糾紛，經濟法糾紛更難接近司法。根據法院能否接受并處理的原則，經濟法可訴性實現過程中的障礙大體可以分為兩種,即不能訴和不愿訴的經濟法糾紛。
1．不能訴的障礙。即使當事人訴求司法來解決糾紛，但是司法機關拒絕受理的糾紛稱之為不能訴的經濟法糾紛。大陸法實施的國家，對于起訴的案件，法院要根據相關的規定進行審查，符合法律條文規定的可以進行受理，不能訴是因為法律規定；普通法實施的國家，法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除了法律規定的不能訴之外，其他案件能否訴訟是要根據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程度。因此，不能訴的原因包括法律明文規定的不能訴和法院本身認定的不應當受理。法律明文規定的不能訴，指的是法院沒有被立法者授予處理經濟法糾紛的有關權力。立法者之所以沒有賦予法院這樣的權力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部分經濟法糾紛不適合進行審判仲裁；二是基于行政和司法的分權原則，一些屬于行政機關裁量的經濟法糾紛不需要司法機關涉入。迄今為止，究竟什么類型的經濟法糾紛不能進行裁判、什么類型司法機關無權處理、司法行政權的分界點在哪等許多問題都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法院認定的不能受理的依據主要來源于其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自我克制”。在普通法理論中認定法院的克制是法院尊嚴奠定的基礎，也就是不去干預超出自身管轄范圍的事。
2．不愿訴的障礙。這一點主要指的經濟法糾紛的當事人。經濟法的可訴性就是為糾紛提供提交司法解決的可能性，但是最后糾紛是否能夠進入到最后的司法程序還要看當事人是否將糾紛訴諸于司法部門。當然，解決糾紛的方式多種多樣，但是如果在通過其它方式無法有效地解決糾紛的前提下，當事人仍然拒絕訴求于司法時，便需要深究其原因了。除了糾紛解決的時間過長、成本過高等因素，“搭便車”的心理也是影響經濟法糾紛的當事人選擇正當司法途徑解決問題的重要障礙。經濟法的糾紛往往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損害的也都是公眾利益或者是群體利益。因此，當公眾中的某個人站出來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維護了群體公眾的利益，正外部性由此產生。“搭便車”的心理就是伴隨著這種正外部性而產生的。利益受損的個人在此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期盼別人去進行法律起訴，自己就坐享其成，這樣的結果就是越來越少的人會去主動起訴。
二、克服經濟法可訴性障礙的策略
1．拓展法院職能。無論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不能訴還是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經濟法糾紛的不能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公眾對法院職能的認識。想要克服經濟法糾紛的不可訴，就要從新認識法院職能。作為天生的裁判者，法院是在處理糾紛的過程中日益獨立出來的處理糾紛的專門性機構。早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并不存在獨立的司法機構，既有實行行政機關和糾紛處理機關合一的形式，又有司法職能、行政職能合一的，但這一種形式僅僅只是各機構之間的分工合作，并不是我們所指的司法獨立。直到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許多國家建立起資產階級代議制政府，普遍推行孟德斯鳩主張的三權分立的學說，此時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真正實現了分離，法院開始擔任起解決糾紛的職能。盡管法院還起著暴力工具的作用，諸如審理案件、制裁犯罪等，但是更多的是擔任中間人的職能，能夠公正地進行裁決，保障被告人的權利。但是伴隨著19世紀末社會化大生產的到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巨大轉變。政府的行政權力開始不斷擴大，法院權力開始萎縮。一些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本應該認定為司法系統處理的案件也被移除。因此，想要克服經濟法存在的可訴性障礙，就需要在認識法院職能、掌握其演變規律的基礎上拓展法院的職能。拓展法院的職能對普通法國家較為簡單，存在的障礙和困難較小。只要法院的法官能夠有才智和勇氣沖破先例的局限和束縛，受理新型的經濟法糾紛。不墨守陳規、敢于沖破束縛和約束是普通法最顯著的生命力，有時候法院的大膽行為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比如美國聯邦法院實施的違憲審查權，是“自我加冕”的重要體現。相比較而言，成文法國家遇到的阻礙較大，立法者需要深刻地認識到擴充法院職能的必要性，并將其慎重地加入到法律條文中，與此同時，法院也不能碌碌無為，而是要根據社會的發展重新解釋現行法律，使之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這也是拓展法院職能的重要手段。
2．加強公共利益的司法保護。資本主義革命的爆發極大的發展了個人主義，這一變化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私人的權利在民法領域得到了更為有效的保護和尊重。19世紀以來的社會化挑戰了這一觀念，私人占有同社會化大生產形成了對抗。一方面，社會化大生產嚴重阻礙了私人權利；另一方面，社會大生產催生的企業不斷發展壯大，能夠憑其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將自己的意志在民法的規則下強加給個人，從而危害個人利益。換句話說就是社會化大生產之后，私人利益得到了巨大保護，這不僅僅危害著社會公共利益，同時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障礙。這反映到法律上有兩點體現，一是民法逐步現代化，而是催生了經濟法。與民法維護私人利益不同的是，經濟法站在社會公眾的角度上，維護的是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根據“經濟人”的理論，個人自身利益的判斷者就是個人自己。通常，個人有權利決定自己是否進行起訴來對自身的利益進行司法保護。與個人利益相關的公共利益的本質在于它是多數人的集體利益，凡屬于這個多數人利益集團的個人都能夠在維護集團公共利益中獲益，因此，個人便有了維護公共利益的動力。但是受“搭便車”理論的影響，個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和精力去維護公共利益使別人坐享其成。想要對公眾利益進行更好的司法保護，就要在改革傳統訴訟方式的基礎上探索新方法，這種新的方式就是公益訴訟。經濟法的實質是一種社會本位法，相較于民法側重維護個人的利益，經濟法更多體現的是對社會公眾整體利益的維護。與民事訴訟維護個人私權不同，經濟法訴訟更大程度上維護的是社會公眾的利益。實現經濟法的可訴性，要求法律為其提供司法解決的通道，即公益訴訟制度。換句話說，加強公共利益的司法保護、建立公益訴訟制度是克服經濟法可塑性障礙的重要策略。
3．變革現行的訴訟機制。想要克服經濟法的可訴性障礙，就要做到與時俱進，變革訴訟機制的創立符合時發表展的訴訟形式，也就是經濟訴訟。人類訴訟的演進史和訴訟制度自身的發展史表明，實體法律制度的不斷發展派生了訴訟形式，訴訟形式的邏輯依據就是特定的實體法律制度。正像馬克思所說的：法和審判程序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就像是動物和動物的外形一樣。審判程序應當和法律一樣，因為審判程序不僅僅只是法律的一種生命表現形式，它還是法律的內在生命的表現。正是基于這種理論，大量經濟法規的不斷出臺導致了經濟訴訟的應運而生。作為經濟法“內部表現形式”，經濟訴訟的存在體現了經濟法規所具有的強制約束力，從而保障了經濟法的有效實施。在我國現行的法律中，刑法、行政法、民法、經濟法等都采用不同的調整方法，按照自己的調整對象來共同調節社會經濟關系。同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相對應，我國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經濟立法不斷完善，取得了長遠發展，經濟法也成為了一個有著重要作用的獨立的法律部門，但是與此現象不相符的是經濟訴訟制度卻遲遲不能完善，無法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完善經濟法制，不僅僅需要完善實體法的經濟法，還需要完善程序法的經濟訴訟法，增設經濟訴訟。
4．變革訴訟程序。為了解決經濟法的可訴性障礙問題，除了在實體法上明文規定經濟訴權，還應該變革現行的訴訟程序。改革傳統的訴訟程序應該做到以下幾點：第一，要進一步擴大原告范圍。在訴訟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有受害人有起訴的權利，其他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個人或者是組織都可以有起訴的權利，訴訟帶有公眾訴訟的特征。第二，進一步擴大被告的范圍。區別于行政訴訟的被告范圍僅限于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第三，倡導案件性質的多樣化，即保障有自訴案件又有公訴案件。所謂的自訴案件就是受害人主動向法院提起的案件，公訴案件是有關的監督檢查部門根據自身應有的職權向法院提起的案件。還存在公共訴訟案件，即多個公訴人或者是自訴人一同提起的訴訟。第四，是適度適用調解原則。調解原則在一般情況下僅適用于自訴案件中的請求損害賠償，公訴案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涉及的是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因此是不能適用此調解原則的。第五，被告應當承擔主要的舉證職責。原告只需要將經濟沖突的事實和現象列舉出來，法院就可以立案，并據此責令被告舉證；倘若被告在此時舉不出反證，那么法院便可以認定被告的違法行為成立，并根據其行為追究其責任。這樣的原因在于作為原告，一般公民個人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公民個人舉證被告的違法行為不符合實際，這樣的情況很容易造成許多案件因為證據的缺乏而不能成訴，導致個人的經濟訴權最終落空。第六，適度獎勵勝訴的原告，尤其是著重獎勵那些勝訴的并且與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個人原告，通過獎勵來鼓勵他們主動揭發檢舉違法犯罪行為，從而真正的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原則。可訴性是經濟法的一項基本屬性，并且是一種應然屬性，它并能詳盡地描述經濟法糾紛解決方式的狀態。現實生活中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仍然有許多阻礙，這些阻礙深刻地體現出不斷發展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同落后的司法制度與實踐、訴訟理論之間的矛盾。要從根本上克服這種阻礙，應該深刻認識到法院職能的重要性并拓展其職能同時加強維護公共利益，建立起公益訴訟制度，進一步變革并完善現有的訴訟機制和訴訟程序。
作者：趙輝 單位：遼寧宏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