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生制度欠缺公平，不利于多數職業院校的生存與發展

以廣西為例，廣西允許部分示范性高職院校提前招生，示范性高職院校的提前操刀，切走了職業教育蛋糕的一塊。示范性高職院校在辦學實力和區位上都有其他地方職業院校難以具備的優勢，提前自主單獨招生制度的出臺，讓這些示范性高職院校更加強大起來，其他地方高職院校的生存就直接受到影響，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政府給予示范性高職院校更多的優待，本無可厚非，但應該有度。雖說市場經濟架構中優勝劣汰是一種自然兼法定的規則，但還有一個緊箍咒，那就是政府的宏觀調控。職業教育本身生源堪憂，在現行體制下，高職通常是落在高考招生的最后一個批次，生源蛋糕讓一本、二本和三本分完，才輪到職業教育招生登場。這本身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就已經不公平了，在這已經不公平的情況下，政府又把職業院校分成三六九等，這讓占高職院校絕大比例的非示范性高職院校如何生存？生存都成問題，又談何發展？總不能說，生存不了的就讓它自行生滅，即便真的讓這些非示范性高職滅了，靠那僅有的幾所示范性高職院校就能扛得動當地的高職人才培養之大任？現實不允許這種局面出現，現實也不會有這種局面出現。既然存在這個道理，那政府現行部分不公平的做法實際上將強行剿滅非示范性高職院校，這與政府的職責肯定是相悖的。因此，建立公平的招生制度，讓所有的職業院校在公平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樣也是減輕政府不必要的負擔的基礎。

二、課程設置制度僵化，不利于職業院校靈活設置課程

職業教育注重技能訓練，這就要求盡量提高實踐教學的權重。但事實上，目前多數職業院校實踐教學權重卻難以提高，這首先是受各職業院校本身的辦學觀念的影響，部分院校傳統意識濃厚，未能認識職業教育與其他類別教育的差異，但影響職業院校課程設置的最大障礙恐怕是來自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教育主管部門固守傳統思維模式，裹足不前，缺乏立體式的思維，缺乏改革和創新的意識，直接影響了職業教育在公眾心中的地位和分量。每年大大小小的文件要求在高校開設固定課時的某類課程，而要如實地按國家的要求開設所有的課程，尤其是多數的公共教育課程，則勢必會弱化實踐教學。課程設置權限未能放開，也直接影響了校企合作，尤其是校企之間的合作辦學。課程設置是合作辦學實踐中最難解決的問題。

合作辦學尤其是訂單式的合作辦學，必然要求將部分甚至是大量的專業課程安排到生產第一線，以利于實現教學內容與職業崗位要求無縫對接。但要滿足這種要求卻又出現了一些特別的問題，例如，全校性基礎公共課的教學安排就變得棘手起來，如何考核的問題也讓各院校感到茫然，要不就是趨同采取某些院校的做法，課表安排這類課，實質上卻放棄這些課，因為這些課的放棄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培養造成的負面影響短時間內可能還不會顯現出來，基于這樣一種功利的安排，達到了強化實訓和實踐的力度，學生的專業技能絕對得到強化，于就業大有裨益，但似乎與國家的要求有些背離。如何妥善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單純依靠職業院校自身，國家教育主管部門要放手允許職業院校在國家大的要求框架內，靈活設置教學內容，靈活安排教學場所，盡可能通過校企之間的合作，將大多數的教學內容移至生產經營第一線，將部分課程進行調整、合并或舍棄，畢竟職業教育的重心并非文化教育，而是技能教育。

三、師資建設制度落后，現有教師隊伍難以適應教學需求

首先是職業院校教師編制制度存在不足。職業教育由于實踐教學之需，在教師配備要求上本應比普通教育高，但現實是職業教育的師資編制遠遠少于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招生規模近年來一直處于持續擴大階段，但是，在很多地方職業教育的教師編制卻并未同步增加。其次是教師準入固守傳統模式。職業教育要求師資的結構合理，要求教師不僅是能拿粉筆教學的人員，還要具備一定的實踐工作經歷。但實際上毫無工作經驗和實踐經歷的年輕教師是多數職業院校的教學主干力量。２００７年一項針對廣東高職院校專業課教師相關情況的調研結果表明，現任教師中有８％僅具備一年以下企業實踐工作經歷，１１％的教師具有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經歷，具備三年以上企業實踐經歷的教師比例剛剛達到１５％，沒有任何企業實踐工作經歷的教師比例則超過６０％。

最后是職業教育師資的發展制度不健全。非職業教育系列教師的發展制度比較成熟，但職業教育師資的發展通常都缺少專門的制度，大多是直接適用或參照其他系列的制度。以職業教育師資發展中較為敏感的職稱問題為例，仍有少數地區未將職業院校教師的職稱評審單獨系列化，評審要求與其他普通院校相同，未能體現職業教育師資的特點，僅著眼于教師職業的共性，未關注職業教育師資的特性。并且在職業教育系列職稱與普通教育系列職稱的互認和轉換上也存在很多障礙和盲點。部分教師甚至常常發出“一入職教，前途難料”的感嘆。有鑒于此，在增加職業教育師資編制的基礎上，要在職業教育師資準入上嚴把入口關，同時構建良好的職業教育師資發展制度，充分反映職業教育的特性，支持和鼓勵行業企業和科研機構的技術專家、人才通過各種靈活的方式加入職業教育師資隊伍，優化職業教育的師資隊伍。

四、職教普教溝通不暢，未能搭建職業教育升學立交橋

一般而言，職業院校的學生很難有機會升入更高一級的院校深造。雖說最近幾年各地都開始了中職對口升高職以及高職對口免試入本科院校學習的實踐，表面也很熱鬧，但實質上，由于對口專業銜接并不順暢，很多中職的專業開設得比對口高職院校的專業多，升高職的學生不一定能選到合意的專業，導致中職所學無后續深造平臺。這種情況對高職而言，表現更為明顯。以廣西地區為例，優秀高職生免試升入對口本科院校學習的，多數與原本的專業不一致。最常見的都是一些對口職教師資專業，極大地限制了學生的選擇。換言之，廣西高職生升讀本科，大多只有對應的職教師資專業可選，難有對口的專業。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遺憾，但政府為職業教育升學問題所做的一切仍然是有積極意義的，畢竟搭建職業教育升學立交橋、實現職教普教靈活溝通不是一蹴而就的。職業教育的興起歷史并不長，在國家發展職教的趨勢下，地方上則大多是就職教而發展職教，對于職教與普教的關系固守了一個無形的界限，默認了職教與普教是兩種涇渭分明的類別教育，沒有針對二者之間的溝通和轉換進行及時的研究和實踐。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必然要求具備這樣一個條件，即選擇了職業教育，仍可以很靈活地轉入普通教育。

職教與普教靈活切換，將是職業教育具有吸引力一個重要表現。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一旦認為自己的選擇并非一條只能一直走到底的死胡同，他還有很多靈活的選擇，那么，現有職教學生骨子里的那種顯性或隱性的自卑也就會逐漸消失，用人單位、學生家庭等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也不會再有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低人一等的錯誤認識，這對樹立或重塑職業教育的形象大有裨益。職業教育只是一種教育的種類，而非一種教育層次；職業教育只是一種選擇；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可以靈活互轉，這些觀念一旦深入人心，職業教育的發展就不會再存在像現在這么大的障礙。職教普教靈活溝通，搭建職業教育升學立交橋是政府和職業院校共同面對的課題，完成這項課題，決定權仍在政府。政府應當放權，改革現有職教普教的斷然分離格局和職教升學政策，鼓勵職教普教間的更靈活的合作，為職教學生提供更多的出路。

五、政策制定主體單一，未能發揮行業企業的作用

目前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制定主體中，還是以政府為主體，甚至可以說，還是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政府一股獨大的權威地位縱容了政府在制定職業教育政策時的獨斷。目前有效的職業教育政策中多數都是宏觀性有余而針對性不足。在過于懸虛的宏觀規定中，我們難能聽到行業企業的聲音。在教育領域中職業教育與社會的經濟發展聯系最為直接、單純和密切。行業企業作為職教人才的最大“購買方”和“使用方”，滿足其人才需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就是職業教育工作的全部內容。忽視他們的要求，不尊重他們的意愿，職業教育注定難以興旺。因此，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要鼓勵和要求行業企業加入，在政府的主導下，由行業企業提供相關政策的主體內容，政府僅從管理層面進行宏觀調控。為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避免公共決策的重大失誤，必須要有完善的法律和規則基礎。

為形成與市場機制配套的宏觀調控機制，一是要明確規定行業企業必須參與職業教育，并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行業企業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努力實現責權利的平衡；二是必須建立并完善多元監督機制，政府要充分發揮職業教育聯席會議機構的作用，包括社會的監督，確保各項職業教育的政策能落到實處；三是要建立職業教育政策評價體系，保證職業教育政策能根據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變化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職業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要注意實現制定主體多元化。政府是制定政策的當然主體，但不應是唯一的主體，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等也應是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體。職業院校是在政府的管理下，與行業企業直接建立聯系的主體，這樣一個處于承接地位又是直接教育者的主體必須參與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

六、評價激勵機制落后，弱化了職業教育的實效和吸引力

國家早就明確提出了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發展職業教育。加快建立和完善職業教育評價激勵機制是我國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教育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然而在現實中職業教育的學生常常只能在學歷框架內接受評價，看學歷，論出身，在“職業教育的學生是教育的低層次學生”，“職業教育是失敗者的教育”等不客觀的世俗觀念、以及官方若隱若現、搖擺不定的各類評價機制中，所有的標準都對職業院校的學生不利，而這些評價在短期內是不可能轉向客觀和公平的，職業院校學生骨子里低人一等的感覺不是輕易可以消弭的。此外，我們現行的職業教育政策中，對于職業教育人才的激勵措施較少，幾乎沒有關于中職生的人才激勵措施，僅對高職生有少許的激勵性規定。

鑒于此，我們應盡快制訂和完善職業教育人才評價和激勵措施。最重要的是建立以技能為評價對象的職業院校學生評價體系。技能型人才和智力型人才的評價標準應該不同，一是因為培養的方向不同，二是因為工作的領域不盡相同。同時構建以技能高低為依據的激勵措施體系，對于技能高的人才給予高的待遇，甚至可以考慮對于在理論水平和實際技能都達到一定程度和標準的學生，授予或享受碩士或者博士的待遇。很多職業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在這方面就做得比較好，他們的職業院校學生就業后的待遇（包括社會地位）都比較高，和文員或公務員差別不大，有的工資待遇還要超過文員和公務員。借鑒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激勵措施，對增強我國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大有裨益。

作者：檀釗 單位：北海職業學院文化與傳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