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村籍大學生①

就業困難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大學生就業持續低迷的背景下，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凸顯，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大新難題。經過就業市場多年的洗禮，高校畢業生就業群體已經細化和分化。與來自城市的學生相比，農村籍畢業生的求職難度更大，不但求職渠道比較單一，而且就業質量較低。

從求職渠道看，大學畢業生的求職渠道主要包括:各種形式的招聘會;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專業的求職網站;直接向用人單位申請等。農村籍大學生一般都通過招聘會或專業的求職網站求職，很少有通過社會關系而就業的。近年來，大學招聘會的成功率在下降，而畢業生所享有的社會資源卻成為就業的重要保證。據調查，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畢業生最主要的求職渠道是“參加大學組織的招聘會”，而來自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私營業主、企業經理人員、辦事人員家庭的畢業生則是“通過親友得到的招聘信息”［1］。

從大學畢業生初次求職成功的渠道看，在2009屆畢業生中，“211”院校畢業生30%是參加大學招聘會，14%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非“211”本科院校畢業生18%是參加大學招聘會，20%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15%是參加大學招聘會，26%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2］。這說明，社會關系是就業中僅次于招聘會的一條重要渠道，并且這一現象還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2009屆無論哪一層次的學校畢業生，通過親友得到招聘信息而就業的比例都比2008屆的有所增加，而大學招聘會的成功率則大幅度下降。從上述數據可以得到的另一個結論是:所就讀學校的層次越低，通過社會關系而就業的大學生比例越大。

農村籍大學生就業質量也較低(本文以雇主性質和畢業后半年的薪資水平衡量來就業質量)。農村籍大學生畢業后受雇于民營企業或中小企業比例較大。從云南農業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數據看，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就職于私營企業的占48%，就職于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占21%，只有23%的農村籍大學生在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就業。而城鎮學生54%進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就業，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就業的占19%［3］。從全國范圍看，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畢業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最低，而他們入學的高考平均分卻高于其他社會階層的子女［4］。在2008屆和2009屆畢業生中，農村籍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位和倒數第二位。由于受雇于民營企業，收入低，專業不對口，離職率較高，很多人成為大城市里的“漂族”(又稱為“蟻族”)。京滬深周邊的大學生漂族更多來自經濟不發達地區，他們的家鄉多為地級及以下城市或農村。在2009屆大學畢業生中，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本科畢業生在低收入的就業漂族中占50%以上，而來自管理階層家庭的畢業生在低收入的就業漂族中僅占10%［5］。這些低收入就業漂族畢業半年后的月薪約相當于同屆畢業生全國平均月薪的一半［6］。

由于就業困難，部分成績優異的農村籍畢業生在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下，被迫選擇讀研，這導致農村籍大學生在國內讀研的比例比較高。在2008屆畢業生中，占本科畢業生約45%的農民和農民工家庭的畢業生占一畢業就讀研人數的50%［7］。很多讀研的學生并非熱愛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就業。在2009屆“211”院校畢業生中，因為就業問題和職業前景而讀研的比例高達66%，僅有14%的學生因想做學術研究而讀研［8］。在非“211”本科院校，這一比例更低。同時，求職的區域越廣，所需的求職費用(主要包括交通費、住宿費等)也越高，很多貧困生因為無力承擔高額的求職費用而放棄了一些本來就難得的應聘機會。綜合來看，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度大，就業質量較低，在就業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

二、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資源配置失衡

造成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農村籍畢業生缺乏社會關系，沒有背景，在應聘中處于劣勢。在就業競爭中，城市學生的父母利用本身的社會資源為子女就業提供幫助，他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系決定子女的就業。很多國企(如壟斷、半壟斷型國企)、行政事業單位對其員工子女招聘有內部指標，外人根本沒有機會。這使得理應同等的就業機會，事實上隨出身階層而異。其二，用人單位對農村籍畢業生的就業歧視。一方面，農村大學生綜合素質(談吐、氣質、見識)一般不如城市大學生，在面試中處在劣勢;另一方面，部分用人單位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更傾向于錄用有社會關系的大學生。他們被認為可以為單位帶來更大的利益。這些單位還擔心農村大學生因為生活壓力大、負擔重而影響工作。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資源配置失衡。教育資源失衡使得農村籍大學生在與城市大學生的就業競爭中從源頭(在小學享有的教育資源)到終點(就業機會)都處于劣勢地位。教育資源失衡導致農村籍大學生在重點高校就讀的比例偏低，就讀的學校層次普遍較低，進而使得他們在以名校為導向的就業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我國基礎教育領域長期實行的是一種“等級化的學校制度”，在教育資源配置上形成了先城市后農村、先重點再普通、先市民子弟后農村子弟的資源配置路線。這種“城市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明確地制造學校的差別，城市的學校在師資力量、教學理念和教學設備等方面都遠遠超過農村學校，而農村學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學校，設備匱乏，師資流失嚴重。集中了優質資源的城市(含縣城)重點學校吸納了更多的社會優勢階層子女，城市學生擁有更好的教育資源，因而在綜合素質、升學能力方面遠遠超過農村孩子。機會的不平等延續到高考階段。其一，高考試卷出題，測試的內容背離農村教育實際，更有利于在城市生活的學生，如英語考試增加口語和聽力部分、注重綜合素質的考查等都是城市化辦學思維的體現。其二，高等教育招生指標向發達地區傾斜，重點大學多集中在發達地區，在當地的招生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其三，高考制度改革，尤其是自主招生改革，從筆試的組織到面試的安排，都主要從城市學生出發，而較少考慮農村學生的具體情況。通過自主招生進入大學的農村考生人數遠低于城市考生。隨著自主招生參與學校的增加、規模的增大，農村學生的劣勢將更為凸顯。至于加分制度與特長生制度更是與農村學生無關。長期、全面的教育不公平導致“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寒門難出貴子”。農村學生考入大學的不少，但考入名校和重點院校的比例在逐年減少。即使考入重點大學，農村學生也多是就讀于非熱門專業。在清華大學2010級學生中，農村生源占總人數17%，而當年的高考中，農村考生比例占62%。1978－1998年，北京大學來自農村的學子占三成，而自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不只北大、清華，關于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斷滑落［9］。即使在農村學生一直占較大比例的農業大學，農村籍大學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據中國農業大學公布的統計數據，從2002年至2010年，該校本科新生中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一直穩定在30%左右，而在2011級新生中，這一比例首次跌破30%，只有28.26%［10］。那么，在歷年高考中占半數以上的農村籍考生大多去了哪些大學呢?農村學生大多在非重點院校或高職高專就讀。從全國范圍看，就讀“211”院校與非“211”本科、高職高職專的比例，專業人員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階層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農民和農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農民和農民工的子女就讀高職高專比例明顯高于其就讀于“211”院校的比例［11］。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哪一類高校，農民與民工的子女的高考錄取分都是最高的［12］。換句話說，即使在克服了教育質量的差距，農村籍學生取得了和其他社會優勢階層的子女相同高考分數的情況下，前者進入的大學也沒有后者進入的大學層次高。其中的原因不僅僅是志愿填報的水平問題，還有很多不公平因素，例如，高校的“點招”名額，沒有任何資源的農村學生很難爭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