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法律教育的變遷

1986年9月，國家教委下發《關于在高等學校開設“法律基礎課”的通知》，高校正式開設“法律基礎課”。1995年10月，國家教委下發《關于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思相品德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即通稱的“兩課”，以下也簡稱“兩課”)，統一規定:思想品德課設置“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教育”。1998年教育部要求在本科開設8門課程，將“法律基礎”列入“人生觀價值觀教育”這一層次中，與“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思想道德與修養”并列，這一點尤其重要，它表示官方將法律教育列為德育課的一個組成部分。2005年按教育部公布的意見，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概括原來的“兩課”，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合并為“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目的在于突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從高校法律教育形式的演變過程中可以看出，法學專業以外的法律教育逐步的從一門獨立的課程———《法律基礎》，被逐漸的融合到德育課程中去了，且不論最初設立這門課程的初衷何在。要指出的是，筆者并非是想爭辯說法律教育與思想品德教育原本就應當相互獨立，因為即便在法學知識體系內，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也依然是被頻繁爭論的問題，這不是本文討論的主旨。筆者想指出的是，各高校按教育部的統一要求，將法學專業以外的法律教育列入思想品德課教學課程后，擔負這一課程教學任務的專業教師們在處理涉及法律問題的教學內容時，或多或少會受自己專業知識背景的牽引，習慣于從道德的立場來闡述法律問題。在這樣的教育方式下，教師與學生都習慣于用“好”或者“壞”、“對”或者“不對”等二元對立觀點來評判法律事件與行為，其實質是中國法律倫理化傳統的現實表現。這種帶著些許的德育色彩的法律教育，也許仍然秉承中國傳統，強調社會整體的步調一致性，卻沒有對實踐中個體的差異需求給予必要的關注。這種教育所塑造的心理若向極端發展，必定會有人一面屈服于社會整體的一致性需要，內心卻為自身的個性被抹殺而耿耿于懷。這顯然不是我們當下教育所希望看到的，無論是德育或是法律教育。從課程內容設置上看，法律教育的內容也在不斷減少。1986年，時逢法律基礎課教育起步，當時的法律基礎課的內容是:社會主義法的基本理論、憲法、行政法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民法、婚姻和繼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律師和公證制度。到了1995年以后，教育部不斷調整法律基礎課的課程設置，在“法的基本理論”一章，有了較大篇幅的刪減，但法律基礎課仍然是一門獨立的課程。2005年以后，法律基礎課被合并至“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中，涉及法律教育的章節被歸入兩個專章，盡管在其他章節也略有涉及，其內容仍涵蓋現行法律體系中的所有方面，但總篇幅約為80頁，能否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識闡述清楚是值得懷疑的。

二、法律教育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教材內容表述過于空洞，過于專業，不適于法學專業以外的學生學習現行的法律基礎課程教材，與其說是法律基礎，倒不如說是法律術語與法律條文的集合體。例如，在論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一中國地方政權問題時，全部轉述了《憲法》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相關條文，但卻沒有對至關重要的“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這兩個概念進行闡明。有人可能爭辯這兩個概念過于專業，可是在教材中卻列出了“抽象行政行為”這一概念，并進行了相當專業且精簡的闡述，筆者認為這一概念根本就沒有必要在法律基礎這門課中提出來，這一專業的術語即便是在法學專業內部也是少有提及的一個概念，可是涉及選舉權———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這兩個基本概念卻不著一絲筆墨。這本是對學生進行公民權利教育的最有利機會，卻被輕易放過。這一點也已經有文章指出，要“……力圖改變過去壓縮餅干式的內容體系框架，創建……以‘相關權利與義務’為重點的大學生法制教育教學內容體系”。

(二)缺乏針對中國的法律現實問題的關注，無視學生頭腦中已具備的但不系統的法學理論，也沒有在教材中對學生可能會出現的疑慮給予應有關注我們以“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一重要內容為例，在這一問題的闡述上，基本是圍繞“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這五個方面展開的。然而，最為微妙，最難以講清楚的莫過于“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因為非但是學生，社會大眾在理解“黨的領導”這一論述時，也會不自覺的將其和“依法治國”聯系起來，得出一個令人并不愉快的結論。在這里本應當講清楚“黨”與“政府”的關系，但教材沒有給予關注。學生最為困惑的是“服務大局”與“公平正義”的關系，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已經成為一個彰顯個人權利的時代，學生的困惑就在于:到底是要個人的公平正義，還是要以服務大局優先?現行的法律教育傳授給學生的是一種理念，但卻忽視學生大量接受并關注的是社會現實，這兩者其實是有矛盾的，教材必須對這些類似的問題給予充分關注。

(三)缺乏恰當的批判立場這實際上是我國分析法律問題時的一個通病，學生對中國當下涉及的一些法律問題，淺嘗輒止的停留于“法治意識淡薄”、“陋習”、“亟需改進”、“人治殘余”之類的負面評價上，不去分析背后的原因;或者對國外標榜的法治范例津津樂道，例如了解到“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時，僅作表面考查，沒有完全掌握美國憲法的制度安排和該案的歷史背景，就覺得這個制度新穎，中國也應該建立，這完全是用西方的法治標準來要求中國的法治實踐，卻忽視對西方法律的批判。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轉向

(一)將高校法學專業以外的法律教育定位為通識教育中國的高等教育最初模仿前蘇聯的高等教育思想，強調以專業學習為主的教育，這明顯的帶著一種功利色彩。不可否認，在建國之初，百業待舉之時，這種目的性極強的高等教育思想是非常合理的選擇。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權威部門以及大批學者就已經強調單純的專業教育并不是大學的唯一使命，呼吁大學更應當致力于培養一個知識體系全面的人才，在實踐中讓學生可以接觸到跨學科的知識領域。而恰逢此時，“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等主流概念的提出，加速了作為獨立課程的“法律基礎課”朝向“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融合過程。但遺憾的是，接納“法律基礎課”的載體———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并沒有真正的準備好，而是下意識的將原本是法學專業內容的知識體系濃縮后，變為“法律基礎”，并沒有認真的考慮如何切實有效的開展“法律基礎”教育。將法律教育定位為通識教育，可以避免以功利性的思維來評判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敗的片面性。在功利性的評判標準的指引下，人們會追問“大學生法律素質的提高了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會引申出“法律素質、法治意識的培養和法治精神的培育還存在著相當薄弱的環節”這樣一種論斷。筆者認為這種論斷過于武斷，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很難用一個客觀的尺度來衡量一個人的法律素質是不是真的提高了。一個人依法而行，未必就是法律教育的結果使然;一個人任意妄為，也未必就是法律教育的缺失而致，“因為一個缺乏理性的法治觀念的人，不僅不會認真地對待和遵守法律，還有可能以邪惡的方式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所以，馬加爵案、付成勵案、郭力維案、藥家鑫案等等牽涉高校學生的重大案件，筆者認為，恐怕公眾不能單純的指責這是由于他們法律素質不高、學校的法律教育缺失造成的。否則，按照這樣的邏輯，三十年以來我國的普法豈不是也不怎么成功?只要以“犯罪率趨勢是走高”這一理由就可以否定已開展的普法活動?再者，現行的法律教育，實際上在向學生講授一部濃縮的法律法規大全，很少將這些知識與學生的本專業結合起來，去拓寬學生的思路。在法學領域，學者們已將法學與文學、法學與經濟學、法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研究，為法學專業的學生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天地。反倒是法學專業以外的學生把法律教育還停留在規則的記憶層面。這無論如何都不是開展法律教育的初衷。筆者并不是否定在高校開設法律教育課程的必要性，而是想強調，不能夠賦予法律教育過多的功利性目標，而是應當把法律教育還原為一種通識教育，有利于我們更為科學的去展開法律教育。

(二)高校法律教育與意識形態教育要結合進行“意識形態”是一個令人異常敏感的詞匯，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受西方思潮的影響，有很多人從潛意識里以貶義的角度來看待“意識形態”，更遑論“意識形態教育”了。然而，法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一個方面，通識教育也正是克服生硬的意識形態教育的渠道之一。筆者堅定不移的支持國家在高校開展法律教育，因為這就是要強化法律意識形態乃至整個國家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形成一種觀念上的共同確信，從而對依法治國這一方略的外在運行和內在運行起到促進作用。而另一方面，實際上的法治實踐與法律意識形態之間又包含著沖突，實踐中的眾多問題會對法律意識形態的權威和合理進行抵消，諸如法律制定的不科學、法律執行過程產生的有失公正、傳統觀念和本土資源對法治運行的阻卻等。所以筆者認為，應當在高校開展法律教育的同時，應該把握法律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要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當下的、中國的基本立場，并以此為出發點，闡述中國的法律問題，而不只是進行簡單的法律概念與法律條文的解說。要力爭使中國自有的法律意識形態取得主流的地位。筆者一貫認為，在政治和法治問題上，中國犯不起錯誤，特別是中國正在崛起的當下。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教材編排要調整，不能僅從純粹的法律知識教育展開如前所述，不能將法律教育等同于法學教育，一方面追求大而全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又要顧慮法律教育課程總學時的安排，如此一來，法律教育的教材無非就是一本濃縮的法學百科全書。我們在編寫法律教育的教材時，要果斷的舍棄一些專業性強的概念和理論，要嘗試讓學生用法律的方法去分析解釋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焦點問題，比如在闡述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義”時，可以引導學生從平等權的角度討論異地高考政策、戶籍遷移政策，并且抓住此類機會闡述政府的公共政策。再比如引導學生從法律的角度去闡述被無限拔高的道德爭議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不反對仍然將法律教育整合在德育課中，德育課專業教師盡管會受專業知識背景的牽引，但是當學生遭遇到法律與其他規范的沖突時，德育專業教師的引導也許比法學專業教師更為有效。西方刑事審判程序中的陪審團制度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陪審團的成員也不是法律專業人士，但審判卻要倚重這些非專業人士的判斷。這當然很難，但必須要做，否則法律教育又會落入教條主義的俗套。對于學生而言，重要的不是牢記規則，而是領會精神，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普通人對法律的訴求只不過是尋求一種大方向的指引，具體的細節與他無關，細節是由專業的法律人去掌握的，在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不能刻意培養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才。筆者對高校法律教育教材編排的初步設想為四大部分:西方法治理論及其批判、中國的法治之路、憲法常識、三大訴訟法常識。首先對學生饒有興趣的西方理論進行簡要但全面的梳理，更要著重指出西方法治之所以為西方社會所接受的歷史原因、經濟原因以及文化背景，應當客觀的指出西方法治理論背后的荊棘;其次要簡述近代以來中國的法治歷程，應當從馬克思主義以及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中尋找理論依據來支撐，更應當從經濟、政治、文化的角度講透、講清中國法治進程中的得與失，中國法治問題背后的中國思維，切忌簡單武斷的評判近代以來的中國法治實踐，并指出完善中國法治需要完善的方面以及背后的阻力所在;第三，應該詳細闡述中國的現行憲法，但是不應該局限于憲法條款本身，其中應當補充政治學常識、政黨制度、各種組織法、選舉法的知識，并且要選取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社會熱點事件交由學生討論;第四，應當詳細的介紹三大訴訟法的基本知識，讓學生對每一類型訴訟的基本程序有完整的了解。

(四)調整法律教育的教學計劃目前，高校的法律教育主要還是依賴以思想政治課為主導的課程，并且是安排在一個學期內完成，問題在于: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課程模式下，“法律基礎”部分所占的學時總量是否足以滿足法律教育的要求?要著重指出的是，筆者并不認為解決了這部分的學時總量就可以把法律教育的水平提上一個新臺階。我們必須首先要實事求是的綜合考慮學生所在專業的培養計劃、學校的教育資源配備、師資力量的充實與否等方面的因素。筆者的設想是將法律教育作為一門單獨的課程列入選修課，并適當提高本門課程的學分，以吸引更多的學生學習。

四、結語

高校的法律教育，不要賦予其太多的功利性色彩，而將其設定為一種通識教育，在這樣一種通識教育下，讓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具備更開闊的視野，提升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賦予他們處理私人事務的技巧，遠比給他們灌輸汗牛充棟的法律條文要有益得多。高校的法律教育，應當被看作是造就合格公民的一個熔爐，學生通過接受法律教育，使其公民意識不斷健全，能夠非常清晰“法”、“法律”、“法治”的政治屬性，能夠理解在當代中國，可以而且必須首先用法律的方式來分析問題、表達自身的訴求。法律教育，最忌自負的認為可以擔負起造就一名法律通才的重任，那畢竟是法學教育的任務。

作者：向達 施佳 單位：湖北警官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