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10年10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明確將從財稅金融等方面出臺一攬子政策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決定指出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要力爭達到8%左右。我國做出這一戰略決定，是由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背景決定的。

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轉型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面臨著日趨緊迫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現有發展方式的局限性、經濟結構狀況以及資源環境矛盾也越來越突出。2009年，我國生產粗鋼5．68億噸，水泥16．5億噸，分別約占世界總產量的43%和52%;一次能源消耗達31億噸標準煤，是世界能源消費總量的17．5%。而同期我國的GDP只有34萬億元，約合4．7萬億美元，這種依靠大量消耗資源支撐發展的方式是難以為繼的。另外，我國人口到2030年將接近15億，人均耕地面積將在目前1．38畝的水平上減少10%以上，保障糧食安全的壓力不斷增大。盡管我國近年來對節能環保高度重視，也取得了巨大成績，但2009年全國七大水系劣質水質斷面比例仍達18．4%，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居世界前列，各類污染問題仍很嚴峻。因此，要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緩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國際競爭優勢，必須把握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對于戰略新興產業的投入和發展強化了我國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緊迫性。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為振興經濟、獲取發展新優勢，紛紛制定新的國家發展戰略，加大投入支持，加速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培育危機后引領全球經濟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寬帶網絡、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努力搶占新一輪科技經濟競爭制高點。因此，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能夠有效緩解全球日趨嚴峻的資源、環境等問題，也將決定一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戰略新興產業初期高投入、高風險的特征，需要強有力、系統性的財稅政策支持。本文擬在梳理財政政策與戰略新興產業相關性的內在機理的基礎上，分析我國推動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財政對策。

二、財政政策助推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內在機理

(一)財政政策助推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理論基礎馮赫(2010)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概括為: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以科技重大突破為前提，以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深度融合為基礎，能夠引致社會新需求、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并能在一段時期內成長為對國家綜合實力和社會進步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主導產業、先導產業或支柱產業的行業和部門。①根據戰略新興產業的內涵，由于具有知識技術密集、綜合效益高等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較強的擴散作用。②這種擴散作用會產生正的外部性，即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社會效益要大于私人效益，在這種情況下，產生收益的部門所創造的正的外部效應得不到補償，就會盡量減少生產，從而導致社會資源的配置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庇古曾提出，對于正外部性的生產者，政府應提供相當于外部收益的財政補償，以使其收益接近社會收益，鼓勵其將產出量擴大到社會最大效率水平。因此，在戰略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應該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增強企業發展的動力，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

(二)財政支出政策: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內在根基推動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支出政策工具主要有財政投資、財政補貼、政府采購。

1．財政直接投資。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給予全方位的支持，特別是產品研發的前端和推廣應用的后端。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引領作用。而這方面的技術研發基本屬于前沿性、關鍵性、基礎性和共性技術研究，需要政府的直接投入。研發成功后，產業化的過程也需要政府的財力支持。另一方面，戰略新興產業屬于高風險產業，需要政府的財政投入使其進入正常的成長期。如2008年以來美國為應對金融危機，將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其將189億美元投入能源輸配和替代能源研究、218億美元投入節能產業、200億美元用于電動汽車的研發和推廣，投入7．77億美元支持建立46個能源前沿研究中心。2009年，德國聯邦政府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公共研發經費投入了4．4億歐元，目前投入生產應用的納米技術成果已經覆蓋了化工產業、電子電器產業、生物制藥產業、汽車制造產業及資源環境產業等等。

2．財政補貼。

財政補貼能夠影響相對價格結構，從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的政府無償支出。現行的財政補貼主要包括各種價格補貼、企業虧損補貼等，涉及到戰略新興產業的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財政補貼一般與相對價格的變動聯系在一起，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影響產品的相對價格，緩解企業風險，從而影響戰略新興產業技術、產品、人力資源的供給，使企業擴大生產，投入更多技術，發展更多人力資源，從而調整資源配置結構，最終影響戰略新興產業的布局，促使產業結構升級。它對于改變資源配置結構、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具有一定的影響。

3．政府采購。

政府采購作為財政政策的一種有效手段，已經被許多市場經濟國家廣泛采用。一方面戰略新興產業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和高風險性，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需要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也要限制某些對國家安全性有影響的科技成果的擴散。因此，政府采購在支持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中，甚至比其他財政手段更有比較優勢。政府采購可以直接擴大或縮小社會總需求，影響需求結構，并且較高的需求量使得企業可以產生規模效益。就戰略新興產業而言，政府采購行為為其發展提供了較好的運營環境，直接降低企業的營銷成本與交易成本，帶來規模效益，增強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