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司環境治理與環境資本支出關系

（1）公司環境治理對環境績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會的受托責任的機制下，董事會必需承擔經濟、道德和社會責任（包括環境責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董事會必須對各個利益相關者負責并且要時時刻刻關注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環境績效代表著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已為公司董事會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應加大環境投資的力度以響應利益相關者的環境期望，如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從社會道德方面，董事會應對其公司的道德行為負責。董事會應建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已形成的道德標準深入到公司各部門及員工之中。由于環境保護屬于董事會的道德責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責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會加大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監督的力度。公司的環境投資決策包括在環境戰略監管之中。在環境戰略監管方面（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環境資本支出的規模無論大小，對重污染公司來說，都具有非凡的意義。因此，公司應完善環境治理機制，加大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力度。

（2）公司環境治理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公司治理監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會在其經濟責任下對公司投資的監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種投資決策，如并購，重組等。公司治理對公司的研發支出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而與公司并購相比，研發支出與環境資本支出在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確定性、風險性等方面。對此，學術界爭論最大的是公司過度的治理是否會減少其對研發的投資力度。實際上，無論何種形式的公司治理都會限制其研發投資力度。例如，董事會的構成和規模及董事的薪酬會影響研發的投資力度，此外，股權結構也會影響公司研發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會也監督著經理層以削減研發投資來謀取利益的不當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設：環境治理機制與環境資本支出力度正相關。

2研究方法

2.1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了2010年環保部公布的16類重污染行業，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公司。本文還搜集了相關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以作分析、參考之用。通過對這些重污染公司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進行簡要分析，我們看到年報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具有多樣性。

2.2實證模型

本文構建實證模型如下：環境資本支出力度t=（環境治理機制t，環境效果t-1或t-2，經濟特征t或t-1，規模t，行業t）。在實證模型中，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與環境治理機制以及環境效果和財務指標有關。因變量為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自變量為環境治理機制、環境效果、經濟特征、公司規模和公司所屬行業。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計量環境治理機制：第一，社會責任（環境）董事委員會的存在；第二，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會成員的比例。另一方面，考慮到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層對公司環境治理的影響，該公式將董事會和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層級的治理納入到分析變量中。而由于環境資本支出受公司的規模及該公司所屬行業的影響較大，故公司的規模及其所屬行業的變量也包括在該公式中。

2.3變量計量及數據來源

表1總結了各個環境變量的計量指標。本文中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通過公司2012年環境資本支出總額與資產增加總額之比來確定，環境資本支出總額數據為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中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資本支出額或者年度財務報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資產或資金使用情況中有關環境投資數據。對于環境治理機制，通過公司是否設有一個具備明確環保要求與措施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和具備環境意識的董事人數來確定。董事的環境意識指董事成員具備環境專業知識背景或曾在環境部門任職，任何在環境部門任職或具有環境專業知識的董事都為公司增強了環境意識。這兩個變量的數據可以通過查閱2012年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或年度報告中有關董事會成員構成資料取得。關于環境治理的弱勢則以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為量度。

我國環保部于2008年對部分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強制披露要求，同時鼓勵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該變量描述了三種情況：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強制）披露或未披露社會責任報告。上市公司對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可以通過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的層級反映。同時，還體現在公司環境違規和環境罰款方面。各地區環保部門會定期公布公司環境違規以及被行政罰款的信息。本文從2012年各地區環保部門官網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該數據。公司對其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作為實證模型中計量環境效果的重要變量。社會責任報告披露層級、環境違規企業數以及環境處罰代表了實證模型中環境效果這個變量。最后，財務控制變量的計量。本文選取公司期末凈資產收益率這一指標，現金流量的增長通過環境資本支出投資的前兩年現金流量的增長來計量，公司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代表公司規模特征，同時行業指標變量也包括在該模型中。

3研究結果

3.1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關于環境資本支出、環境治理、財務控制變量方面的統計數據。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環境資本支出的中值達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樣本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平均值為7.22%。環境治理機制方面，平均有51%的樣本公司設有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11%的董事會成員具備環境方面的專業知識。環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樣本公司環境治理不力，10.1%違反環境法規，并且每1,000,000元銷售額中有1.79元環境方面的罰款支出。在經濟特征方面，樣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總資產為303624萬元，每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1.07%，現金流量基本保持穩定狀態（平均現金流量增長率為1.64%）。此外，該樣本涉及十六種行業類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藥（15.8%）行業為本文分析的重點。

3.2變量分析

本文假設環境治理機制與環境資本支出力度呈正相關。根據表3，我們可以看出，在環境治理機制所涉及的變量中：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與未設有該機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環境意識(p<0.348)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的影響并不是太大。因此，此處大膽假設，環委會才是對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決策有著重要影響的治理機制；環境效果涉及的變量中，樣本公司中環保意識較淡的公司(p<0.000)和環境罰款較多的公司(p<0.084)在未來年度將會加大其在環境資本支出上的投資力度以避免因環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虧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與公司違反環境法規的次數之間沒有很強的聯系(p<0.149)；當然，公司的經濟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從表中可以看出，現金流量的增長與規模較大的環境資本支出有一定的聯系(p<0.006)；盈利較多的公司投資在環境資本支出上的資金相對來說要少得多，而具有較新資產的公司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卻愿意投入更多的資金。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環境效果和公司的經濟特征所決定，而除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設立有一定影響外，公司的環境治理機制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的影響卻很小。

（1）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特征

此處假設環境委員會的存在能夠加大公司的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為該假設提供了相關論據。公司治理文獻都表明董事會下委員會的特征對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結果及公司決策有一定的影響。據此，我們猜測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特征也可能影響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通過對樣本中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進行分析，本文提出了與環委會相關的兩個因素：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規模及每年舉行會議的次數。一方面，從公司的構成結構中可知，董事委員會的規模反應了其在公司中的權利及影響力。Goh(2009)提出規模較大的審計委員會在對內部控制不足的及時性補救上往往比規模小的委員會更能成功。這就足以表明規模大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在與環境有關的決策上更有發言權，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司的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對于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每年舉行會議的次數，Larcker等人(2007)認為該種會議實際上是表明董事會監控力度的一種方式。因此，當涉及到環境事項時，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頻繁的會議能夠加大公司對其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力度。在此，本文使用這兩個變量來替換實證模型中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變量以探究委員會規模及會議次數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

規模較大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對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不太顯著(p<0.066)；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會議次數這個變量也與公司環境支出的力度沒有聯系(p<0.363)。而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和具有環保意識的董事(p<0.037)這兩個因素卻與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顯著正相關。因此，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便成為了公司一項重要的治理機制，它能決定其它機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夠產生效力。這些分析結果支持了公司環境治理能夠影響其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觀點，同時表明董事會已經意識到承擔自身的環境責任以及實施好相關的環境治理機制是確保已建立的環境規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條件。從表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環境效果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也有著影響。以環境資本支出的年份為時點，一年前的環境弱勢行為(p<0.029)和兩年前的環境違規行為(p<0.028)與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力度相關，這與之前的分析相符。而兩年前的環境罰款卻與環境資本支出的強度呈負相關的關系(p<0.068)。關于公司經濟特征方面的探究結果則與先前的回歸分析相類似（不包括盈利這個變量，該變量在表4中已確認為非重要變量）。總體上說，這些分析結果顯示了公司環境治理機制（如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環境效果及經濟特征是如何影響著一個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環境治理和環境戰略的相互作用

該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環境治理和環境戰略的相互作用為重點。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重點確定了公司委員會的存在和具備環境意識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夠被歸納單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結果正如表5A中所呈現的那樣，這兩個變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載（即環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釋方差百分比。兩個變量的載荷（因子和變量間的相關性）總體上達到預想結果，全都超過0.40（委員會=0.761；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0.505）。環境資本支出包括強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這給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層難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環境戰略上投資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選擇，從這方面來講，公司進行環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義（即公司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具備積極環境戰略的公司與在環境戰略上消極被動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投資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影響就很有可能取決于公司的環境戰略，為了更好地探究環境治理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影響，本文考慮了環境戰略和環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個時期的戰略都屬于公司機密，難以為外部預測和察覺，公司環境戰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環境效果中涉及的變量來代替環境戰略因子中本應涉及的變量。正如表5B顯示的那樣，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將環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變量結合成一個獨特的因子，而這個因子就代表著公司環境戰略因子。環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變量都承載在同一個因子中，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該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釋方差百分比，其中環境的治理不力變量的載荷為0.755，違規行為變量的載荷為0.807，罰款變量的載荷為0.523。

4結語

本文探討了公司環境治理對其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文中已經說明，從利益相關者和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公司治理時，環境資本支出等重要的環境議題應屬于與公司經濟、社會和道德責任相關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據此，本文提出該假設：以環保和利益相關者責任為目的的公司環境治理機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減少環境污染的資金比例。對所有樣本公司的分析結果表明公司的環境治理機制在特定情況下影響其環境資本支出。總之，由于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公司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環境資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說，當一個公司設有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時，該委員會的規模以及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等因素與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關。以上分析結果表明董事意識到了他們肩上擔負著的對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責任，同時運用環境治理機制來確保已有的環保法規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與施行，另一方面也說明董事通過監督具有戰略性的投資決策實現了其經濟責任。

本文創造性地將公司治理與資本支出結合進行研究并論證了二者之間的關系，為上市公司今后環境治理的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本文僅僅以重污染類行業為例，沒有考慮到其他行業。同時，由于沒有專門的環境資本支出數據資料，本文選取數據的口徑可能存在誤差，這些是今后研究應考慮和注意的問題。

作者：廖果平 陳玉榮 單位：常州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