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了歷史罕見的巨大沖擊。世界經濟的各種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但是此次危機并沒有根本改變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一超多強”的世界經濟格局。清醒地認識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的中國發展環境，正視中國經濟發展的軟肋，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斷深化全方位的改革，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中國“十二·五”計劃以堅持改革開放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強大動力，順應了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內外部要求。
關鍵詞：世界經濟格局； 力量對比； 中國地位； 結構轉型
　　
　　一、全球金融危機沒有根本改變 “一超多強”的世界經濟格局
　　
　　世界經濟格局是在一定的經濟力量對比及其相互關系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國際經濟結構或框架。戰后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經歷了兩次大的變化，第一次是戰后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個時期世界經濟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兩極”格局，即以美國為一極和蘇聯為一極。但蘇聯的解體使存在了近半個世紀的“兩極”格局徹底崩潰，并使世界經濟形成了“一超多強”的格局，即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和多個世界經濟大國并存的格局。因此，從本質上講，這個時期的美國霸權不是決策型的霸權，即以命令式或獨裁式的方法對其它國家擁有絕對的無條件的指揮權，而是博弈型的霸權，即建立在與列強博弈或討價還價基礎上的霸權。
　　而此次發源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至少遭到三大沖擊， 美國霸權受到進一步的挑戰和鉗制：
　　第一，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世界經濟的多極化趨勢，美國的經濟力量在多極化進程中相對削弱，使美國妄圖獨霸世界的妄想遭到破滅，迫使美國不得不接受在G20框架下考慮世界經濟的發展問題。
　　第二，美國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都遭到了重創，危機前世界依靠美國經濟失衡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架構被打破。此次危機是全球經濟長期失衡的總爆發。
　　第三，美國的軟實力受損，以美國模式為榜樣的經濟發展觀念發生了動搖，美國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毫無疑問，雖然此次金融危機使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嚴重挑戰，但還不能根本撼動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超級大國地位。這是因為：
　　第一，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經濟體。2009年美國的GDP總量為14.8萬億美元，比同期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四國家經濟體（分別為日本、中國和德國）的總和還要多。
　　第二，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貿易體。2008年美國的貿易進出口總額為3.5萬億美元，同期德國、中國、日本和法國分別為2.7、2.6、1.5和1.3萬億美元。
　　第三，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金融體。美國目前擁有的金融資產大約占全球金融資產總量的1/3左右。
　　第四，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科技創新大國。在目前世界最好的10所大學中，美國占了8所，美國每年吸收世界技術移民的50%以上，美國一直是世界制造業最發達國家，目前美國制造業的附加值占世界制造業附加值的22.3%，大于歐元區的21.6%，日本的12.8%和中國的10.1%。
　　必須指出，雖然危機重創了美國經濟，但美國有善于轉嫁危機的嫻熟技術。在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多次大小不一的經濟危機，但每次美國都能通過轉嫁危機的辦法最大限度地減少自己的損失，而使伙伴或對手遭到重創。例如20世紀70年代初通過斷然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80年代中期通過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有效地轉移了當時面臨的經濟危機。而目前美國在美元大幅度貶值的同時迫使中國等其它國家貨幣升值，無非也是為了達到轉嫁自身經濟危機的目的。
　　因此，筆者非常同意英國經濟學家查爾斯·格蘭特的觀點。他認為，盡管很多歐洲人和亞洲人預見了一個更加虛弱的美國，尤其是它的資本主義模式因這場危機而飽受指責，但在世界權力變遷中，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內，美國仍然是勝出者。
　　
　　二、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她越來越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有關中國各種各樣的言論也隨之脫穎而出。類似“北京共識論”、“中國模式論”、“中美共治論”、“中國獨秀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造危險論”和“中國掏空論”不絕于耳，其中既有“捧殺性”言論，也有“指責性”言論。一些人之所以熱衷于對中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從根本上說是出于對中國發展的擔心、懷疑和嫉妒。
　　其實，從世界經濟發展史考察，幾乎所有的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都曾經遭到過各種各樣的指責和議論。當年的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家都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挨罵”是大國崛起的伴生物，當然也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關鍵的是如何對待這種“挨罵”。筆者認為，不要被這些言論牽著鼻子走，合理定位中國的發展，化消極國際影響為積極國際影響，是對這種言論的最好回應。
　　合理定位中國的發展，就是要摒棄夜郎自大的心態和“驕傲的民族主義”，清醒認識到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
　　（一）綜合競爭力的差距
　　盡管中國的GDP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與中國人口在世界中所占比重極不相稱。在目前的世界GDP總量中，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美國占有了世界GDP總量的30%以上，而占世界人口22%以上的中國只占有了世界GDP總量的8%左右。特別是中國的綜合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例如，根據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標準，2008—2010年中國的競爭力排名位居17—20位；根據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的標準，2007—2009年中國的競爭力排名位居30—34位。雖然競爭力排名的高低本身可以不必太過于看重，但其中一些指標所反映的問題還是應該引起重視。例如，在影響競爭力排名的因素中，支持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些指標，如企業效率、社會責任、經理信譽、海外形象，中國的基礎設施、環境保護、金融系統，公民道德操守、社會價值觀，政府管理效率和官員廉政等卻在排名中一直很靠后，從而影響了中國競爭力排名的整體提升。這特別應該引起重視。
　　（二）經濟增長質量的差距
　　1978—2009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9%，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是建立在粗放型擴張模式之上的。經濟增速越高，資源消耗越大，環境壓力越重，社會矛盾越突出。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的8%，但消耗了世界32%的鋼材，30%的煤炭，13%的電能和新增石油需求量的31%。我國的能源利用率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同樣生產一美元的產值，中國的投入成本是日本的8倍，美國的4倍和印度的2.5倍。
　　在資源消耗的同時，中國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也越來越嚴峻。土地、空氣和水資源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嚴重污染，社會群體事件不斷增多。多年來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源、人口和環境紅利”正在逐漸減少。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貿易大國，雖然承接了大量的來自亞太地區的加工貿易出口，但由于缺乏核心技術和專利，只能得到極為低廉的加工費，中國只能為人做嫁衣裳，成為過路財神。
　　（三）科技創新的差距
　　現在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把支持科技創新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戰略選擇。發達國家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科技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顯現了“隊伍龐大，投入增加，成果顯著，合作增強”的特點。根據中國科技部2007年發布的中國科技實力研究報告的資料，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約為3 500萬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開發人員總量為173.6萬人，僅次于美國而居世界第二位。研發支出約1 023億美元，已超過德國的718.60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研發支出國。據英國著名的《新科學家》雜志發表的湯姆森路透集團的材料，2009年中國科學論文發表數量超過了12萬篇，僅次于美國的35萬篇，為世界第二。中國的專利總量有望在2011年超過日本，于2012年超過美國。截至2008年底，中國已與15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與其中的97個國家簽訂了103個政府間合作協定，多邊和雙邊科技合作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科技創新主要還存在幾大差距：
　　1.R&D總量迅速增長，但人均經費投入過低
　　研究開發（R&D）經費的投入和使用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方式和經濟集約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并成為各國和國際組織評價科技實力或競爭力的首選核心指標。2007年中國R&D經費總額為487.9億美元，從2002年開始已連續六年居世界第六位，但我國R&D/GDP增長緩慢，與美國、日本以及老歐盟國家總體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2007年中國的R&D/GDP達到1.44%，而同期它們分別為2.68%、3.44%和1.9%，其中瑞典為3.6%，芬蘭為3.47%，德國為2.54%，法國為2.08%。也遠低于以色列（4.68%）、韓國（3.47%）、OECD國家總體（2.29%）和我國的臺灣地區（2.63%）。
　　從R&D人員人均擁有的R&D經費來看，絕大多數發達國家R&D人員人均R&D經費在10—20萬美元之間，而發展中國家大多在人均10萬美元以下。中國R&D人員人均R&D經費支出額2007年為2.81萬美元，約為德國和日本的1/6、英國的1/5、法國和韓國的1/4。
　　2.R&D經費支出結構不合理
　　這主要表現為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和高技術產業的R&D偏低。2007年僅為22.9億美元，排在美國、日本、法國、意大利、韓國之后，僅為美國的3.6%，日本的1/8、法國的1/5，意大利的2/5和韓國的1/2。而在全國R&D經費支出總額中的比重只有4.70%，發達國家一般為20%左右，即使相對占比較低的日本（10%）和俄羅斯（15%）也差距很大。
　　從R&D經費的來源看，雖然我國企業已經成為R&D活動的主體，2007年企業資金占全國R&D經費的70.4%，具備了與市場經濟國家相似的比例特征，但來自企業的R&D資金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外資在華企業R&D經費占比不斷提高，從2003年的23.2%增長到2007年的29.1%；高技術產業的R&D經費占比偏低，2007年只占25.8%，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水平（一般都在30%以上），其中英國、美國和法國超過了40%，韓國高達53.8%，中國臺灣甚至達到了72.3%。以致絕大多數企業技術開發能力薄弱，尚未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3.裝備制造業相對落后，制約了制造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中國是世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制造業中心，但不是裝備制造業產品的制造業中心。裝備制造業是資本品的制造業，是為國民經濟提供高新技術設備的制造業，是真正的朝陽產業。一般包括航空航天、計算機集成辦公設備、電子及通信設備、大型科學儀器、大型乙烯成套設備、大型醫療設備等。雖然我們通過自主創新、引進技術等手段使裝備制造業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但許多設備的制造還沒有掌握系統設計與核心技術，不得不主要依賴購買國外產品。有資料證明，中國的裝備制造業的總體水平只相當于美國的1/5，日本的1/4。以致經常受制于發達國家。由于中國的裝備制造業落后，中國的對外投資能力非常弱小。2009年中國在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上升到175億美元，但不到中國接受外國投資總額的5%。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還不及荷蘭。中國仍然是“用數百萬雙鞋子換取一架波音飛機的制造低附加值產品的世界工廠”。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與30年前相比，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與中國GDP增長呈同步。目前中國的人均GDP仍只有3 743美元，位居世界的100之后，大約相當于美國的1/13，日本的1/11。有7億多人的年均純收入只有750美元，年均消費不足600美元，按聯合國標準還有1.5億以上的貧困人口，這些人不僅缺少必要的教育和醫療條件，甚至缺少基本的生存條件。
　　（五）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還很小
　　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但在世界經濟三大組織中的話語權還很小。例如基于GDP、經濟生存能力和國際儲備來分配的IMF成員份額，一直向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傾斜，雖然近幾年中國在IMF份額中的比重有所提高，目前已占6.19%，位居世界第三，但美國仍然擁有超過15%的一票否決權。
　　
　　三、“一超多強”格局下中國的發展思考
　　
　　（一）正視國際環境，處理好大國關系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日益增長影響力，引發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中國的一些周邊國家的“關注”、“猜忌”和“懷疑”。雖然這些國家的絕對力量不一定變弱，但中國的變強使它們在心理上和現實上都還一時難以接受。特別是西方一些權威機構關于中國在2020年將超過美國的預測，更深深刺痛了“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國神經。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利益碰撞在今后將成為“常態”，中國的發展也會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硬約束”和“軟約束”。所謂的“硬約束”是指通過赤裸裸的經濟措施來限制中國的發展，例如提高關稅、逼迫人民幣升值、限制某些產品的進出口等。而“軟約束”則以媒體為先導，尋找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甚至以一定的民意為基礎，炮制“中國制造威脅”、“主權財富基金入侵”、“人權”、“產品質量”、“達爾富爾”等問題牽制中國，以達到分散中國發展經濟的注意力，增加經濟運行成本的目的。
　　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硬約束”和“軟約束”，我們要特別理智地處理好與各大國的關系，包括中美、中歐、中日和中俄關系，而核心是中美關系。由于兩種對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利益的差異，中美關系要建立全方位的互信至少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建立互信不等于不能建立互惠。中美兩國在世界經濟中形成的高度結構性依賴關系，即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美國也需要中國的產品和資金，為兩國建立長期的互惠關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中美關系可以有矛盾、沖突和摩擦，但這并不影響兩國“分享全球化利益”。雖然由于綜合實力的差距，這種分享不是對等的，但也是“雙贏的”。和則兩利，斗則兩傷，是維系中美經濟關系的關鍵詞。
　　（二）正視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軟肋，實現社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但中國經濟不可持續性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政府與居民，資本與勞動，少數人與多數人，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差距已超越社會大多數人可容忍的限度，而且這個趨勢并沒有有效地得到遏制。社會各種矛盾也更加突出。
　　只有以社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為基礎，讓全社會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成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不斷增進人民的福祉，才能真正實現生產方式的根本改變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堅定不移地推進全方位的改革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不科學、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問題，雖然有許多客觀原因，但主要的癥結在于我們體制改革的不到位，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問題還沒有有效涉及，而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領域的改革還嚴重滯后。
　　筆者認為，中國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改革來解決。不打破改革的障礙機制，只會使改革半途而廢。在當前，我們要特別注意推進全方位的改革。在經濟領域，要深化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的改革，深化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機制改革，增強各類市場經濟主體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力和能力。通過深化行政、財稅、金融、資源和價格等領域的改革，注意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有機統一，真正使全社會各階層公平享有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成果，把全社會的貧富差距控制在廣大人民群眾可容忍的限度內；在政治領域，要使政府從被動轉型向主動轉型跨越，實現從經濟型政府和自我運轉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通過政府運行的內外部監督機制，強化對“公權私化”的監督，使政府真正成為人民的政府，使政府官員真正成為人民的公仆；在社會領域，要防止“改革陷阱”，割斷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扭曲，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訴求機制，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形成良性平等的博弈，實現從“剛性維穩”向“韌性維穩”和“柔性維穩”的轉變。要倡導理性、寬容、溫和、扶貧濟困的社會氛圍，讓陷入困境者不至于因忍無可忍而絕望，甚至采取極端措施；在文化領域，特別要強化塑造中國的軟實力，營造和諧文化的氛圍。一國的軟實力在國際社會中表現為吸引他國作為盟友和伙伴的隱性資源，在國內社會中表現為凝聚社會各階層，建立粘性力量。一國的軟實力包括意識形態、政治價值和文化的感召力，是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觀的體現，是社會互信的基礎。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和改革開放氣度的國家，中國必須以營造和諧文化為基礎，對外輸出中國和諧文化，宣傳中國和諧文化，對內要防止物質利益至上的價值理念，重塑社會信仰、社會誠信體系和評價標準，使中國不僅在硬實力上，而且在軟實力上讓世界刮目相看。
　　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經濟中多年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也隨之更加突出。但變革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外部壓力，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世界經濟的發展經驗表明，一國在人均GDP3 000—4 000美元上下時，是各類矛盾最突出的時期，處理好了，就會進入不斷發展的良性軌道，處理不好，就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出現社會經濟的“拉美化”現象。只有緊緊抓住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的良好契機，不斷解放思想，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十二·五”計劃以堅持改革開放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強大動力，順應了中國內外發展的基本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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