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某項偵查手段或者偵查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主要應從其是否合理與合法兩方面來分析。而控制下交付作為一項特殊偵查手段，無論從合理性還是合法性來看，其正當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它是一種能夠適應犯罪發展趨勢和特點的特殊偵查手段。從其合法性來看，它是得到國際公約肯定的偵查手段，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并未明確規定控制下交付這種偵查手段，但我國運用控制下交付手段是有其法律基礎和依據的。
關鍵詞：控制下交付；偵查手段；正當性；毒品犯罪；國際公約。

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作為一項特殊偵查手段，最初是為應對跨國毒品犯罪而在國際禁毒領域創設和發展起來的。在1988年聯合國維也納大會上通過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首次以國際公約的形式規定了控制下交付這種做法。根據該公約的規定，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種技術，即在一國或多國的主管當局知情或監督下，允許貨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藥品、精神藥物、本公約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質或它們的替代物質運出、通過或運入其領土，以期查明涉及按本公約第三條第１款確定的犯罪的人”。繼該公約之后，在2000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和2003年《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都明確規定了控制下交付手段，使這一手段的運用范圍擴展到跨國有組織犯罪與腐敗犯罪。近幾十年來，控制下交付手段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采用，尤其是在毒品犯罪偵查中，已成為一種十分常用的偵查手段。然而，對于這種新型特殊偵查手段，我們至今尚缺乏深入的理論研究，有關控制下交付的許多問題尚處于“渾沌”狀態，需要厘清。加強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擬對控制下交付之正當性基礎問題加以探討，以求教于同行。
　　
　　一、問題的提出
　　
　　從國家職能的角度看，國家在發現犯罪行為時，有義務立即制止，這是由國家的職責和使命所決定的。然而，控制下交付是在違禁品已被查獲的情況下實施的，控制下交付手段啟用的前提條件是某些毒品犯罪行為已經開始實施、相關法律已經被違反、犯罪正在進行之中[1]。既然違禁品已被查獲，該批違禁品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危害即已被切斷，但為何偵查機關不當場扣押、收繳違禁品，將犯罪制止于此階段，而冒著該批違禁品可能散失的危險放縱其繼續運送？換言之，國家是否能為了打擊犯罪而在相應的一段時間里放任犯罪行為的延續可能產生的風險，在犯罪實施之前就阻止它的發生是否更有價值？是否才是國家的職責和使命所要求的？這個問題實質上是關于實施控制下交付的正當性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專家學者們對此問題較少予以關注，然而這一問題是研究控制下交付手段時有必要加以探討和明確的問題。
　　何謂正當性？從宏觀上考量，所謂“正當性”，一般認為就是合理合法性[2]。如我國的《現代漢語詞典》對“正當”的解釋就是“合理合法”[3]。所謂“合理”即“合乎道理或事理”；所謂“合法”即“符合法律規定”[4]。筆者認為，就某項偵查手段或者偵查行為而言，其是否具有正當性，也應當從其是否合理合法兩方面來分析（當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還涉及社會道德、倫理等方面的問題）。而控制下交付手段無論從合理性還是合法性來看，其正當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二、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合理性
　　
　　從合理性的角度看，我們認為，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主要體現在控制下交付是一種能夠適應犯罪發展趨勢和特點的特殊偵查手段。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交通、通信手段的不斷進步，為人員、貨物及資金的跨國往來提供了極為方便的條件，同時，這種大環境也促使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等犯罪活動呈現日益明顯的國際化態勢。以毒品犯罪而論，這類犯罪近幾十年來已侵蝕到全球幾乎所有地區，成為全球性公害。這類犯罪的環節具有全球配置性，世界三大產毒區（金三角、金新月和銀三角）生產著全球大部分毒品，而毒品消費市場與毒品產地相對分離，遍及許多國家，歐美等國是主要毒品消費市場，由于毒品的販運有著巨大的非法利潤，這就刺激著不法分子使他們不惜鋌而走險進行毒品販運，盤踞在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團更是趨之若鶩，大肆進行毒品犯罪活動。面對毒品犯罪的國際化態勢，單靠一國的力量難以有效應對，即使傳統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形式也難以奏效。因此，禁毒實踐要求創設出一種在超越國家層次上的新的打擊毒品犯罪的偵查手段，而控制下交付正是適應這種需求而創設的主動型偵查手段。它打破了各國當局畫地為牢的傳統合作格局，開創了國際聯合偵查、攜手緝毒、共同打擊跨國毒品犯罪的先河。
　　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采用，雖然表面上看在一定時間內放縱了對毒品等違禁品的扣押，但這種“放縱”違禁品繼續運送的做法僅僅是手段而非目的，國家實施控制手段的目的在于促使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充分暴露從而將其一網打盡，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犯罪控制的法律目標。如果不采用這種手段，而是發現違禁品后一律簡單地予以收繳、扣押，那么，許多毒品等違禁品犯罪活動就只能以截獲有關毒品等違禁品為最終結果，或者至多抓獲部分運送毒品的“馬仔”，而這些“馬仔”對毒品販運集團又知之甚少，這樣勢必導致對犯罪打擊不力，難以有效應對違禁品交易的犯罪活動，因此，這樣做并不符合社會防衛的要求。而采取控制下交付這種“放長線釣大魚”式的偵查手段，雖然在一定時間內延遲了追訴行為的及時采取，但公安機關可以通過對違禁品流轉運送過程的監控促使更多的涉案成員乃至隱藏在幕后的犯罪組織的首犯、主犯等充分暴露出來，從而達成偵破這類案件的最佳效果，大大提高對這類犯罪打擊的力度。
　　正因為控制下交付在揭露與證實某些嚴重犯罪方面的獨特功效，控制下交付措施不僅得到了《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等國際公約的肯定，而且聯合國在有關國際會議和文件中積極鼓勵和大力推廣使用這一手段，諸如：在1987年聯合國召開的關于濫用毒品及販運的維也納國際會議通過的《管制麻醉品濫用今后活動的綜合性多學科綱要》指出：在國家一級“除非有關國家的憲法規定不可對法律進行修改，以允許利用控制下交付的技術，否則應考慮在事前達成雙邊協定或安排之后修改有關法律，以允許這一方法的使用。立法機構、有關部門或當局可遵照國內法采取必要措施授權適當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技術，以便查明因中間人或攜帶者在被發現后立即被捕而可能沒有被識破的涉及一批非法運送的受控制藥物的裝運、運輸、交付、隱藏或接收的個人、公司或其他組織，并捉拿法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