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國變化發生最多最快的一個歷史時期,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一個什么都會發生變化的時代里,卻總有某些東西至今還會被某些人固守著。在這些仍被堅持的東西中,就包括我們從“經典文學時代”那里所繼承過來的文學觀,即我們在經典文學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關于文學的“經典理解”或“經典看法”。這種經典的“理解”、“看法”,本文將其命名為“經典文學觀”或“經典文學觀念”。

如果比照當今的社會流行語來講,這種固守或可稱為是一種“堅持”或“守望”。按照理想主義的說法,甚至可以稱其為“美麗的堅持”。若是從“文學信仰”的角度看,我們或許還應當稱其為“悲壯的固守”。不過真正的問題在于:社會已經變化了,歷史已經變化了,我們為什么還一定要如此的固守,一定要如此的悲壯?難道我們關于文學的認識一定要“亙古不變”嗎?歷史上,人類原本就沒有今天意義上的“什么是文學”的“文學問題”人類關于文學這一現象的相關范疇性認識,是從距離我們最近的歷史中產生的。在西方,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里開始,最早的文學類概念只有“詩”。在柏拉圖的許多“對話”篇中,他的確經常談到被我們后人稱之為“文學”的那一類東西。但是,柏拉圖只是在“詩”的名義下進行的,而沒有說過(哪怕是輕輕地說過)“文學”這個概念。說得再直白一點就是,在古希臘,柏拉圖其實是不知道在他的后人那里,有一個叫“文學”的范疇會被“制造”出來。他所知道的只是:在古希臘時代的人類社會現實生活之中,有一種用語言來對生活進行多樣模擬的表達人們精神需要的東西。①而這種東西在當時,多被人們稱為悲劇、喜劇。當然,這種“劇”也可以叫做詩。同樣,亞里士多德也不清楚。否則,他就不會寫出一本叫做《詩學》的著作。相同的情況,在古羅馬人那里依然存在。與亞里士多德相類似,賀拉斯的《詩藝》也談及了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所有戲劇和詩歌樣式。他不僅談到了演員的表演,談到了舞臺美術,同時還談到了劇本的創作、詩的語言和美的問題。就是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的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以及后來的布瓦洛、維柯、席勒那里,他們所討論的對象也都是“詩”或者“詩藝”。英國文論家彼得•威德森在他的《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中,就用了“‘文學’曾經是什么?”來作為第2章和第3章的主標題。他直截了當地指出,在西方,“文學”這個概念與“詩”或“詩藝”這個概念比較起來,不僅要晚出很多,而且,也多義得多。例如他說道:“一個事實,這就是早在歐洲語言里第一次出現‘文學’這個詞之前,‘文學’(小寫的)已經出現在了許多民族語言中了,也擁有了許許多多的樣式。”②我們今天所用的“文學”這一范疇概念,在歐洲過去的歷史中,實際上是被人們在多種意義層面上使用的。

根據彼得•威德森的文獻研究分析,“文學”這個詞進入英語的真正時間,可能是在14世紀的后期。而嗣后,對這個詞的使用(理解)則有幾種。最早的一種是把文學當成學問來理解。

彼得•威德森說:“當時的‘文學’(literature)與現代的‘學問’(literary)在意義上是一致的……”[1]33與此類似的看法,在后來的歷史里也依然存在。比如像布克爾(Buckle)在1857年時也還認為:“文學,在它處于健康而不受外力壓迫的狀態時,它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一個國家的有關知識被記載于其中的形式。”[1]35而“到了18世紀末,情況有了變化,這個詞獲得了《牛津英語詞典》所說的第二層意義,即專業或學識領域。在約翰遜的《考利的生活》(1779)里,考利原來的傳記作家斯普拉特主教被描述成這樣:‘他是一個懷有豐富想象和卓越語言能力的作者,所以值得將他置于文學領域的前列。’”[1]33“在18、19世紀之交,伊薩克•狄斯累利(lssacDlsraeli)的話語被《牛津英語詞典》所引用:‘文學,與我們同在,但卻是獨立的,不需要庇護,也不倚賴與別人結盟’。”對于這段話的理解,彼得•威德森解釋說:“在這里,文學再一次被認為是一種生產任何類型作品的事務”。[1]33時間走到差不多19世紀下半葉的時候,“一個充分審美化了的、大寫的‘文學’概念已經流行起來。……可以這樣說,小寫的文學是在批評之外而獨立存在的,然而大寫的‘文學’卻完全是由批評創造出來的”。[1]38我在這里反反復復地描述歐洲歷史上的“文學”觀念的情形,主要是為了說明一點:在歐洲的歷史過程中,我們今天所稱道的“文學”其實只是一個“歷史上的過客”而已。

除了歐洲歷史上的“文學”的認知演變外,相類的情況在中國同樣存在。與歐洲歷史情況的不同之處在于:在中國古典時代里,“文學”的范疇概念其實是早已存在的。例如,孔子就將“文學”列入了“孔門四科”之中。《論語•先進篇》曾講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里的“文學”,指的是“文章博學”。這個“文學”既包涵了“文章”,也與知識相關聯。③在戰國后期的法家人物韓非那里,“文學”的理解似乎與柏拉圖對詩和詩人的認識相近。他在《韓非子•六反篇》里說過:“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辨智之士;行劍攻殺,暴?⒅?褚?而世尊之曰?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很明顯,韓非是把“文學”(即孔學中的那個“文學”)當成了夸夸其談、自以為是言行(學道立方)的替代概念。李斯對“文學”的認知,與韓非基本上一樣。①《呂氏春秋•蕩兵》中也說:“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很明顯,“文學”在這里的用法與《論語》的說法一樣。再后來,“文學”一詞還引申為有學問的人(儒生),②并進一步引申為學校等教育(習儒)場所。③事實上,直到晚清黃遵憲、梁啟超倡導“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時候,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的那個“文學”觀念也還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