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互文性之于翻譯的作用與意義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與探討(楊衍松，1994;蔣曉華，1998)。筆者在學習研究這些成果時，發現關于互文性與翻譯的研析多從源語文化角度展開。具體說，就是將外互文性(extl習textuallty)之于翻譯的探討定格在源語文化的框架之內來闡述如何在譯人語中轉存源語文本中的外互文因素。然而，關涉到兩種語言轉換、兩種文化傳通的翻譯活動是在譯者這一能動因素的參與下進行的，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為提高譯文的表達效果，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和感染力，常常訴諸于“跨文化互文”這一手段，即譯者將外互文性定格在目的語文化的框架內。

這是翻譯實踐中轉存外互文性因素的另一類文化互文現象，值得研究與探討。

所謂外互文性，是指互文性被看作是不同文本之間的參照關系，在這種互文參照里融進了文化內涵與知識結構(B田tlles，1970;玩.人e，1985)。翻譯實踐中，外互文性之于源語文化文本與目的語文化文本的功能是相似的，都旨在增加言外之意、增強感情色彩、引發讀者的聯想，從而深化讀者對原作題旨的感悟與解讀。

但其實質則有差別，外互文性之于源語文化文本是源語文本本身所固有的，是源語文本作者的創造;而外互文性之于目的語文化文本并非指源語文本中存在的外互文性因素在目的語文本中的轉存，而是指譯者在不失原作題旨的情況下，為影響和感染目的語讀者而創造出來的與目的語文化形成互文的東西，即前面所說的“跨文化互文”因素。因此，此時此地的外互文性因素不再是源語文化文本所固有的。以下從詞語、短語/句子、篇章等幾個層面對文學翻譯中跨文化互文因素作嘗試性討論。

一、詞語的跨文化互文

詞語是表情達意最基本的語言材料，語言的文化意義也最易于在詞語層面上體現出來。

詞語的意義一般分為概念意義與內涵意義。

前者是其本身原有的意義;后者則與其歷史沿革有緊密關系，有時其涵義經前人提煉、加工和創造變得較為固定而在語言實踐中相遞沿襲下來，成為被人們所接受的一種情韻符號。

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為了取得更好的達意傳情效果，往往會對這些承載著諸多情韻的語詞符號十分喜愛，特別在詩歌翻譯中更是如此。

(l)原文:夜雨寄北李商隱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通常對此詩有兩種解讀:一種認為是寫給遠在北方的妻子;一種認為是寫給遠在北方的友人。根據WitterB”iner的譯文，譯者選擇了后者，譯的是作者對遠在北方友人的深切懷念。筆者認為，詩中三、四兩句突出體現了作者對友人的深切懷念，而最后一句“卻話巴山夜雨時”的“話”在譯文中通過“voice”一詞的跨文化互文得到了巧妙的傳達。在英語文化中，“voice”一詞往往給人追憶往昔、心向神往、情真意切、愛戀有加的聯想。

(2)原文:歸園田居

(三)陶淵明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沽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foldshout1hear;/Fromh說tohiUitseemsto56pass/Aioncefaroff，陰dnear.(W.Wd記-sworth)”.等等。從上例中可以體會出，“hills”是詩人深切熱愛的故土，也是詩人閑適徜徉的樂園;是詩人筆下贊頌的美景，也是詩人心中情有獨鐘的一方凈土。比照參讀，thesouthemhills雖未能全部轉存“南山”的情韻義，但通過其跨文化互文卻將作者“性本愛丘山”的情懷、情趣再現殆盡。可順便提及的是，華氏(W.Wordsworth)與陶淵明的諸多相似之處從他們對語詞意象“山/hill’，的情懷中可見一斑。

二、短語/句子的跨文化互文

“一句之奇”(《文心雕龍》)足“成一篇之美”(雪萊)，“為人生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說的雖是作者的創作，然而“奇句”、“佳句”或“佳構”一經誕生，它們就會貼上作者的標簽，個人情感的，創作風格的，處世哲學、人生經歷的，或時代特征的，等;它們也就會打上其所在文本的主題思想、人物形象等的深刻烙印。宋祁以“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被人稱為“紅杏尚書”;謝無逸以“飛隨柳絮有時見，舞人梨花何處尋”，被人呼為“謝蝴蝶”;賀方回以“一川煙草，滿成風絮，梅子黃時雨”，被人叫做“賀梅子”。“C七vemmentofthe伴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讓人想起美國總統林肯(Ab斑山amUneoln)、美國內戰、內戰中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陣亡的將士、葛底斯堡之于美國的歷史意義等;其語言形式所呈現的節奏、力量、氣勢、感召力等也深入人心。翻譯實踐中，譯者為表情達意之需，為更好地影響、感染譯語讀者，往往會對前人的“奇句”、“佳句”或“佳構”有所借鑒或仿效，從而取得跨文化互文的藝術效果。

(3)原文:S卿Bi油

譯文:失群的鳥

—周策縱譯這是印度詩人泰戈爾(腸卯re)一詩集的書名，若直譯也許是《迷途的鳥》，鄭振鐸譯成《飛鳥集》，而周策縱譯為《失群的鳥》，并在其譯序中寫道:“•••••一九五二年春天住在美國密西根安娜堡時，每天盼望著爸爸來信，總是消息杳然。那時我已知道大謀哥去世了，卻想不到爸爸也就在那時候永別了我們……”譯者有感于當時自身的境況，遂將其譯為“失群的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