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５０至６０年代的當代中國文壇，圍繞著寫“中間人物”以及如何評價當代中國文學發展中出現的這一現象，曾經引發了一場關于文學如何描寫當代社會生活與塑造當代人形象的熱議，后來發展為聲討與批判。當我們重新回到當年的文學語境，并將其放置在“人學”視野與新的學術思維框架中重新審視，“中間人物”這一形象的出現，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在２０世紀“百年中國文學形象”創造上的一個“亮點”與重要“看點”，而且作為一個文學族類，“中間人物”代表了５０、６０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化生態，進而構成了中國民間社會的一種“文化共同體”。如果說“小說人物不過是由作者描寫他的句子和讓他發表的言辭所塑造的”［１］，那么，“中間人物”作為那個時代作者的一種言說與形象表達，無疑反映了當時有見識的作家對社會生活的主觀解讀與客觀認知。在文學意義上，它反映了當時的一種創作思潮；在人學意義上，則是５０、６０年代特殊創作語境下的一種話語策略。

一、“中間人物”：一種與“文化生態”共振的寫作現象

在當代中國文學語境中，“中間人物”是一個經歷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復雜文學路徑的文學現象。“寫中間人物”這一提法，語出１９６２年８月中國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歷史地看，這一觀點針對的是中國文壇在當時無法掩飾的一種創作窘境。早在１９５３年第二次文代會的總結報告中，邵荃麟就曾針對違反藝術創作規律的相關文藝現象指出：　“能不能根據黨員八條標準來描寫共產黨員呢？能不能根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來描寫解放軍戰士呢？能不能先規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對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現成的‘典型’呢？誰都知道是不可能的。”［２］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風“寫真實”等文藝思想以及庸俗社會學風氣逐漸侵入文壇的背景下，文學創作“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寫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農兵文學”一體化與創作方式單一化的寫作格局，文藝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韋勒克和沃倫所言，小說與人物事實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對生活的理解來描寫的，是藝術規律賦予其權力讓其發表的言辭所塑造的。因此，當我們把研究對象確定在“敘事人”視角時，可以發現，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識形態的眾多文本中，除了意識形態觀照下所特有的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高大光輝的英雄人物、堅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黨的代言人之外，還有許多生活本真的東西。比如家務瑣事、兒女情長、個人私欲、利己主義，這些雖然不是文學的主體內容與寫作追求，甚至只不過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實的一種點綴與烘托，但正是這些寫作的存在，說明在意識形態敘事之外還存在另一種公共性敘事，可以將其稱作“生活化敘事”、“生態化敘事”或“文化化敘事”。正是這些敘事的存在，才使我們愿意認同與接受５０、６０年代小說中出現的梁三老漢、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飽、小腿疼、賴大嫂、趙滿囤、孫喜旺、嚴志和等等鮮活的文學形象，正是對這一創作現象的發現與關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寫中間人物”的新理論。

在論及“中間人物”時，邵荃麟認為，“英雄人物”與“落后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是大多數，只有“注意寫中間狀態的人物”，才能體現現實主義的深化。其實，邵荃麟這一觀點，早在１９５３年馮雪峰于《文藝報》發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過涉及，馮雪峰主張在當代小說寫作中應擴大人物描寫，豐富人物形象，可視為邵氏理論的最初形態。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寫中間人物”之前，從文本分析上印證其理論的，還有嚴家炎在《文學評論》１９６１年３期上發表的《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可見，當代小說的“中間人物”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經歷了一個較完整的現象性的形成過程。遺憾的是，１９６２年之后政治氣候的變遷，邵荃麟的這一觀點轉而遭到討伐，首先是《寧夏文藝》１９６４年６期發表的關于“寫中間人物”的批評性社論和材料專輯，包括《“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關于“寫中間人物”的材料》等?！秾W術研究》１９６５年２期又發表蔡運桂《“寫中間人物”論是“暴露黑暗”論的翻版》，《文學評論》１９６５年２期發表賈文昭的《創造光輝燦爛的新英雄形象———駁邵荃麟同志的“寫中間人物”理論》進行論爭。到了“文革”，“寫中間人物”被列為“黑八論”之一，受到嚴厲批判，被徹底否定。

從創作實際和文學與生活的本質聯系來看，邵氏的觀點是極富見地的。“文革”結束之后，《文學評論》在１９７９年１期率先發表狄遐水的《寫“中間人物”主張的再評價》，重新為邵氏理論正名。黃秋耘在《文史哲》１９８５年４期發表《“中間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歷史迷霧。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并未對“中間人物”產生的社會背景、理論價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學生態進行全面分析。值得關注的是，１９９９年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靜超然、不露聲色的筆法，在學術上為“十七年文學”重新厘定了研究價值，引發了學界對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特征的文學歷史進行再研究的熱潮。近十年來，有關“十七年文學”及相關文學現象的研究，不斷以新的話語方式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楊劍龍在《齊魯學刊》２００３年１期發表《歷史情境與世紀回眸———關于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須將所研究的對象置于特定歷史情境中去關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觀武斷地以當下的眼光來看待十七年文學。２００４年，董之林在《舊夢新知：　“十七年”小說論稿》中也以“還原”方式對十七年文學生態的“歷史扭結”作出了新的解讀。２００６年４月，《文學評論》編輯部與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文化生態環境與十七年文學歷史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認為，“十七年”文學研究不僅是對過去一個時段文學歷史的探討與評價，而且也關系著２０世紀下半葉整個中國文學命運的思考，它所提供的歷史經驗對當下文學靈魂的設計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程光煒在《文藝研究》２０１０年１０期發表《我們如何整理歷史———十年來“十七年文學”研究潛含的問題》，也提出了一系列極為值得深思的學術觀點?！段膶W理論與批評》２０１１年１期刊發劉楊《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學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學研究逐漸“熱”起來的討論中，如何將這種“熱”轉變為有價值的文學研究。“十七年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生態，已成為當下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最具有創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種種研究中，宏觀視野的偏多，而具體到相關文學現象（如“中間人物”、“紅色經典”的形成、“史詩”現象等）以及“個案”研究（具體作家與文本研究）的成果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學的具體語境與歷史場域，重新觀照人與事、情與理、智與性，在文化立場與政治選擇的沖突中透視作家的歷史境遇與創作情境的學術論析，則更為少見。相比之下，近年來，研究生學位論文的相關選題，則明顯地表現了種種新的學術動向，就“中間人物”而論，有的試圖從“敘事學”或“文本細讀”角度論證這一理論的美學特質與受眾傳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話語權力”等理論對５０、６０年代“中間人物”寫作所反映的復雜意識形態展開研究。這說明，“中間人物”作為“十七年”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作為當代文學“人學”創作思潮的一個歷史性存在，與“十七年文學”本身一樣，是不容忽視且極具研究價值的命題，其意義即使在當下也是不無啟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