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是一種跨學科性質的交叉研究，其研究領域至少涉及生態學和翻譯學兩門學科。我國學者胡庚申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該理論，嘗試從生態學的途徑進行翻譯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該理論為翻譯的研究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天地。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囚困于翻譯的二維矛盾中而無法自拔。譯文應該偏重于忠實還是通順，翻譯方法到底是直譯還是意譯，作為天平兩端的砝碼，人們往往難于取舍。恰如一個走在鋼絲上的雜技員一樣，人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而任何違背平衡原則的譯作都往往被認為是殘次品。在這樣的背景下，翻譯研究正如汪洋中的一葉扁舟，顫顫巍巍，陷入迷途。而生態翻譯學的出現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可以從生態學的視角翻譯作品并評價譯作，使翻譯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動態的發展階段。

一、生態翻譯學的內涵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即“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13。該理論以生物進化中的基本原則“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為基石，集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適中尚合”與一體，提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觀點［2］。進一步而言，該理論特別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即翻譯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選擇過程。

所謂的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3］1。作為生態翻譯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翻譯的生態環境為翻譯研究者勾勒了一種多方相互合作與制約的全新范疇。自翻譯活動產生以來，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更新與深化，但長期以來，忠實與通順的博弈牢牢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與視野，使得翻譯研究陷入誤區，裹足不前。由于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巨大差異，譯作要忠實于原文，就很難做到通順，反之亦然。在此情形下，意大利人的一句諺語“翻譯即是叛逆”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理論思考空間。許鈞教授曾指出:“承認翻譯局限的客觀存在，根據這些局限提供給譯者的活動空間，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對原文語言的某種‘背叛’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接受空間里以另一種語言使原文的意義獲得再生，達到另一層次的忠實，這就是‘創造性叛逆’這一說法提出的直接原由。”［4］335那么，如何創造性地叛逆，在創造性叛逆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考慮哪些因素以達到另一層次的忠實，這些問題迫切需要人們來解決。

為了強調翻譯中需要考慮的相關因素，英國人類學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語境”這一概念［5］97。他進一步將其劃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也可以理解為“語言性語境”和“非語言性語境”。語言性語境指的是交際過程中某一話語結構在表達某種特定意義時所依賴的各種表現為言辭的上下文，它既包括書面語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語中的前言后語;非語言性語境指的是交流過程中某一話語結構在表達某種特定意義時所依賴的各種客觀因素，包括時間，地點，場合，話題，交際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際目的、交際方式，交際內容所涉及的對象以及各種與話語結構同時出現的非語言符號(如姿勢、手勢)等。然而，顯而易見，語境只解釋了原文的“生存環境”而忽略了譯者所處的“生態場”。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主動而非被動地選擇原文的，并且譯作的成功與否不僅涉及譯者翻譯策略與方法的選擇，而且還涉及翻譯的發起者(有時等同于譯者)、贊助人、營銷商、出版商、譯作讀者以及該譯者所處國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約。按照黃德先教授的解釋，“作為語言信息轉換的翻譯生產過程……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翻譯的目的而共同維系著這個網絡”［6］。只有在這個翻譯網絡達到協調平衡的條件下，譯作才有可能生存。因而作為這一網絡中的關鍵一環，譯者需要在整個生態環境中進行選擇性的適應以及適應性的選擇。

綜合而言，翻譯的生態學遠遠突破了傳統語境的界限，對翻譯的本質、過程進行了開拓性的描述，使得譯者的視角由單純的語境決定論跨入到了三維(語言維、交際維、文化維)的新高度。

二、《論語》翻譯

《論語》是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一顆絢麗奪目的明珠。早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和戰國初期，這顆明珠即已熠熠發光。《論語》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著作，后來成為儒家的最高經典。《論語》篇幅不大，僅12000字，24篇，但內容博大精深，且又言簡意賅，對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所包含的思想，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血液之中。任何中國人，不論是漢民族，還是少數民族，不論是本土華人，還是移居海外的僑胞，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受著它的影響。自宋朝起，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早在17世紀，《論語》便開始向歐洲傳播，1687年巴黎已出現《論語》的拉丁文本。在亞洲的儒家文化圈內，《論語》的某些內容成了經濟活動的道德規范。目前，《論語》已被譯成各種文字，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感染力。因此，從推廣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觀念的角度出發，加大對《論語》的翻譯研究就顯得迫在眉睫。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從而有不同的表達習慣和表達方式。語言文字翻譯工作的實質，是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溝通、交流和對話。要實現無障礙的溝通、交流和對話，譯者首先就必須了解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當然也要對目的語文化有清楚的認識，否則難免出現誤譯、歪譯。因此，譯者在翻譯時必須在生態環境中作出適應性的選擇，譯文力求忠實于原文，并設法保持原文簡練的風格，同時譯文又能夠被目的語讀者認同，從而達到“整合適應選擇度”的最高翻譯境界。

三、生態翻譯觀下的典籍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