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序言列于全卷之首，因此在文字上、觀念上合資料征引方面特別謹嚴細致。蔡元培為這樣一部《大系》寫總序實在是很不容易。他以高瞻遠矚的文化眼光對五四文學革命和《大系》的出版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傳達了五四一代人，也包括這些《大系》編選者的共同心聲，給五四文學革命以崇高的歷史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把“五四”文學革命與西方文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藝復興”相提并論。他認為，歐洲近代文化，都是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為希臘羅馬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相比，也經過一種繁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同，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所以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用中心比較的眼光探究中心這兩種文化運動。

五四文化運動與西方文藝復興的不同思路

各民族在發展中都會經歷一個如黑格爾所說的“普遍沉淪”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種秩序的共同體，就是依附于神。人無論作為社群集合體還是個人，完全沒有自我的存在。在歐洲，這個“普遍沉淪”的時期就是中世紀；在中國，則是西周到五四前夜的漫長時期。如果說“沉淪”是社會歷史的必經階段，那么當新時代來臨之際，人民不可避免地要擺脫這沉重的束縛，掙扎著從沉淪中提升出來。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是歐洲歷史進入新世紀的第一步，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標志著中國文化的轉機——要求結束自我的喪失，大踏步進入新世紀。

正因為這種歷史轉變的相似，人們便把五四新文化與文藝復興相提并論。蔡元培在總序中，把文藝復興與五四新文學作比較概論。雖然他單從文學立論，但也明確地說到五四新文學是“復興的開始”。如果從反對舊傳統標志著新紀元新轉機的意義著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文藝復興卻有共通之處，但若從與傳統的脫節和新轉機所蘊含的具體歷史內容來看，則它們都打上自己本民族歷史發展的特點。

由于各自的價值觀念、組織制度、生產形態、生活習慣不同，中西方雖都進入“普遍沉淪”期，但所采用的具體歷史形式不很相同。正是這樣，在結束舊時代而開始新歷史發展階段時，他們各自對人自身的覺悟是不同的。

1、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是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特征?？隙ㄈ耍潛P人，這就意味著否定神和貶斥神。從前打著神的名義行惡的教士和神父成了打壓的對象。可見，當時的人文主義者把人分成了兩部分：敢于追求自我價值的好人和以道德教條與權威來謀私利的壞人。

人文主義者在那個時代不可能把民族的整體人性作為整體來反思，不必通過改造國民性格來去舊承新，他們只要用他們的價值準則替代教會的虛偽陳腐的道德就可。

在西方，在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推動下，人文主義者對人采取善惡二元對立的絕對看法。人文主義者并不反對宗教本身和神本身，他們只反對神在人世間的形式。信仰上帝和鼓吹以人為中心是不矛盾的，否定神、貶斥神不是向神的存在挑戰，而是向神的現實形態挑戰，而這是有利于發揚基督理想的。“復興”一詞，準確地表達了承舊特征。這時期人的覺悟和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相聯系。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的許多方面都是二元對立的：神和人、教會與世俗、傳統道德和個人主義、神性和自然人性等。

而五四時期的中國，則普遍渴望埋葬舊東西，但又不知道將要到來的新東西是什么，即使在觀念上明白，但也未能化為真實代表歷史進程的真人真事存在。結果經歷了多次失敗的探索后，產生了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真實對立面是自我和抽象的民族性、國民性，而不是他人和具體的存在物。徹底地面對自我進行反思，使五四區別于文藝復興。

2、個人主義觀念

人文主義者在文藝復興時的另一個特征是個人主義觀念。

當然，兩大運動對人文主義的定義不同。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很注重個人，真正把個人當做一切的出發點，真正完成了對個人的發現。人是世界的中心，撇開了種族、民族、黨派、家族來突出個人的價值，追求個人才能的施展。這樣的時代有利于文學和藝術的發展，因此產生出了達.芬奇、米開朗其羅、拉斐爾這樣多才多藝的文化巨人。他們都是個人主義的信徒。

個人主義信仰不再困擾于傳統政治學的命題：個人和團體的關系。生命變成由自己掌握和展開的過程。這樣標準的個人主義，不必說五四時期，就算是今天中國人也很難達到。五四時期人的覺悟中，個人主義是有的，但它卻不是文藝復興式的個人主義。

五四新思潮倡導重新認識人，把無視人、剝奪人、壓迫人等社會的非人道問題當做民族自身問題來思考和理解。他們也抨擊現實黑暗勢力，揭露阻礙社會進步的封建統治和軍閥，但他們并不單純把迫害和惡當做外在性的具體存在，而主要當做民族的自我問題。惡不僅屬于他人，也屬于自身。這一點，和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對人的認識很不相同。蔡元培在總序中提到，陳獨秀在除舊布新之際，與青年相號召的不是清除別人身上的惡，不是推翻他人加于自己的迫害，而是“從頭懺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如果說從“普遍沉淪”中覺醒過來，會感到有壓迫和罪惡存在，那么西方人文主義者傾向于把壓迫和惡看成是外部的，而五四新思潮的倡導者則傾向于把惡看成是內部的、自我的。

罪惡不是外加的，而是深植于自身內部，這是偉大的覺悟。

因為它不僅僅是從“抗爭”的角度來看人的解放，而是從文化的層次來看人的解放。悠久的傳統和民族自身所造成的罪惡，不可能期望一次革命就能就能改善，就能清除干凈。如果不具備現代化的精神，沒有轉化傳統的能力，即使能掙脫具體的鎖鏈，除去現實之惡，但無形的傳統又會把你卷進新的黑潭。因為雖然具體的壓迫是別人強加給你的，但根植于內心的傳統的惡是揮不走的，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存在。認識到并思考“從來如此便對么”的人畢竟是太少了，燦爛文化是民族的公共財產，文化的病癥也必須要由全民族坦然承認。這樣和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相比，五四惡的他性的存在觀點就具有了局限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思考人的承繼問題時，不是以分類而是以整體的眼光看人，尤其把民族看成整體。因此他們可以達到自我的覺悟，可以說是大我的覺悟。以這種眼光觀察社會，觀察人，訴諸文學形式表達，最成功和最深刻的無疑是魯迅。這和文藝復興中的個人主義大相徑庭。一個是整體看問題，一個是分類看問題。不能說孰優孰劣，因為任何觀點都是歷史的產物。作家的人生觀、哲學觀、社會觀，以及對人性的看法，是和他的藝術技巧相融合的。如果一位作家在人生觀和哲學觀上傾向于把自然和自我合二為一，他無形中就擺脫了道德的責任而獲得了個人心靈的自由，那么他便可能形成寄托于淡泊感性的藝術風格。如果一位作家從個人的厄運和民族的厄運中僅僅感受到現實的黑暗，極易產生強烈的受迫感，那他的思想會驅使他自己直接在作品中以特定角色出現，露骨的抨擊和揭露會減低作品的藝術價值。魯迅不是我們說的那兩類作家，他一方面把民族的厄運和國民性弱點結合體察，另一方面，又將民族的厄運與自我的厄運重疊，同時強烈的道德關懷又使他把民族的厄運完全當做自我性的問題。因此，他能夠把國民、傳統、社會、文化上的種種弊病和弱點的體察升華為罪惡的感受。在這點上，魯迅和陳獨秀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