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6年前后就有學者指出“藝術傳播是一個專門的領域”,“用傳播學的視野和方法去研究藝術傳播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但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美術院校的教學體系仍沿襲老一套,美術傳播學方面更是鮮有學科意義上的建樹。

在我國傳播學的研究已經從以往比較宏觀、單一的話題,開始分化、細化和深化的今天,美術傳播研究還停留在這種有名無實的狀態,這一現象實在耐人尋思。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也許與“美術”這個術語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游移性有關。漢語“美術”一詞譯自英文“art”,而實際上在西方“美術”的表達形式是“finearts”。

finearts譯自法語“beaux-arts”,這一術語出現于18世紀中葉,“指非功利主義的視覺藝術,或主要與美的創造有關的藝術,一般包括繪畫、雕刻和建筑,有時也包括詩歌、音樂和舞蹈”。[1]據一些學者研究,蔡元培先生早期運用“美術”這個術語時,也包括詩歌和音樂,后來以“藝術”作為一切藝術門類的總稱,而“美術”則被視為“藝術”的一個門類:視覺藝術。有學者指出這是“美術”對“art”的誤讀,其實還可以說這也是對“finearts”的誤讀。

的確,如果連“美術”是怎么回事都還沒有理論清楚,要進一步對“美術”展開傳播學方面的研究看來確實有些困難。

筆者在比較了各種美術定義的基礎上認為,目前仍宜采用大家已經熟悉并普遍接受的美術定義,即,美術是指包括繪畫、雕塑、建筑在內的、非功利主義的、主要與美的創造有關的視覺藝術。之所以采用這一定義,一是在一般情況下,西方也是這樣來理解“finearts”這個概念的,二是我們已經習慣了把“美術”單獨與“視覺藝術”聯系起來。

既然要用傳播學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美術,就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下“傳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按《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傳播(communication)是指人們通過普通的符號系統交換彼此的意圖。把美術視為人們交換彼此意圖的信息載體是不成問題的,有爭議的是,美術所采用的“符號”似乎不屬于“普通的符號系統”。蘇姍朗格、卡西爾、伽答默爾等人在運用符號學理論解釋藝術現象時也遇到這個問題。

卡西爾認為“藝術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符號語言”,因為它與一般語言一樣,承擔著“表現”的作用。但他也強調了藝術符號的特殊性,他說:“一種在激發美感的形式媒介中的表現,是大不相同于一種言語的或概念的表現的”。蘇姍朗格也認為,“按符號的一般定義,一件藝術品就不能被稱之為符號”。

伽答默爾承認繪畫是一種“表現”,但他認為“繪畫并不是符號”,他說“符號無非只是其功能所要求的東西”,除去其功能(指示和指代)它就什么也不是,而繪畫的“表現既不是一種純粹的指示,也不是一種純粹的替代。正是這種與繪畫相適應的中間位置使繪畫提升到一個完全屬其自身的存在等級上”。[2]

美術的這種有著“自身實在性”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是“反符號”或“超符號”的,這就意味著美術很可能難以被納入人類的傳播系統。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傳播之所以為傳播,就在于它是一種借助于符號來進行的信息交流,傳播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符號應用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否定了美術的符號屬性豈不是也就意味著否定了它的傳播屬性。這的確是個問題,我們將在后面予以詳細的探討。

美術究竟能不能被納入傳播系統之內呢?我們不妨對人類傳播史作一簡短的回顧:人類的傳播行為最初是不分化不發達的,原始人同時重用所有5種感覺———嗅、觸、聽、視、味覺,這是一種傳播的“自在方式”,跟動物差不多。接下來,在“距今四到九萬年前,現代人類獲得了說話的身體能力”。

口頭語言固然是“人類傳播體系的第一次媒介形態大變化”,但“在穿越時空時卻具有不穩定性和不可靠性”,仍然未能突破人體的限制。再往后,人類逐漸學會了利用人體以外的物質材料來傳播信息,這就有了嚴格意義上的“傳播工具”。這種“傳播工具”的發明使人類傳播行為從“自在方式”轉向“異在方式”,從而實現了書面語言即第二次媒介形態大變化。

早期繪畫、雕塑正是這一轉向的重要開端。從目前已獲得的考古發現來看,圖畫的發生肯定早于文字,如果說文字是文明的基礎,那么,圖畫就是文字的基礎。一切古老的文字在其始創階段跟繪畫一樣總是不同程度地模擬著“自然本身”,以后文字與圖畫分離,文字成為與口語相連專司概念表達的純粹符號,而圖畫則與視覺意象結合朝形象化方向演進,成為一種能激發美感、且具有“自身實在性”的“表現性形式”(為避免與一般符號相混,蘇姍朗格認為可以用“表現性形式”來替換“藝術符號”)。這樣,就有了人類傳播的兩種基本方式:運用口語和書面語的語言傳播,運用繪畫、雕塑之類“表現性形式”的非語言傳播。[3]

美術作為非語言傳播從一開始就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重要的傳播現象之一。我們知道,美術的起源起碼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從當時的美術遺存(洞穴壁畫、小型雕像之類)來看,原始美術可以說全都是一種“特殊媒介”———溝通人與神或具備巫術交感作用的媒介。即便是在文明社會的早期階段,美術仍繼續扮演這種“特殊媒介”的角色,繪畫、雕塑和建筑一直是當時的“傳播載體”中最神圣也最具精神感召力的部分,這一點在所有文明古國的美術遺產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張光直先生在論及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時這樣說:“中國古代的藝術品就是巫師的法器”,“據有中國古代藝術品的人就握有了溝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政權的工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