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多功能農業以其對傳統發展觀指導下農業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使人們從產量主義的狹隘思維中解放出來，認識到農業多重功能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意義。目前，理論界與政策界都承認農業非經濟功能的重要價值，承認這些功能存在于一系列“非經濟品(Non-commodities)”之中，承認這些非經濟品與經濟品(Commodities)同時地、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同一生產過程中，即它們是聯合生產的結果，承認經濟品與非經濟品、經濟品與經濟品、非經濟品與非經濟品之間的相互影響，承認非經濟品的外部性和公共產品性質。由于經濟品與非經濟品的聯合生產對于經濟收益的追求，必然破壞經濟品與非經濟品之間的自然結構與正常關系，從而引起一系列經濟、環境與社會問題。在生物技術、農業機械與設施、化學制品大規模使用的今天，這些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向多功能農業的回歸無疑是避免這些問題的明智選擇。休閑農業是實現多功能農業的有效途徑之一。它是以農業資源、生態系統、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農業生產活動、農家生活方式等為基礎，圍繞農業旅游進行的一系列生產與消費活動。它將消費者需求、社會對農業的期望、傳統文化的保護、自然資源的保護以及農民收入回報等因素有效地結合在一起，較好地兼顧了農業的多種功能。我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自然地理條件、農業生產方式與文化等差異，休閑農業呈現出非常多樣的形式。隨著休閑農業的開發，不同組織形式或經營主體的行為差異對于農業功能的兼顧與融合必然產生不同的影響，從長期看，由于涉及經營規模、土地集中、投資主體、受益主體、傳統文化保護、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與生態環境等問題，必須充分考慮到不同模式與經營主體的發展趨向，探索合適的方式與途徑。本文將在多功能農業的視角下，考察不同休閑農業模式的長期效果。為此，構建了一個系統思考復式模型，以浙江省個體農戶為主、合作社以及大公司式農莊三種現實系統為例進行動態模擬。以觀察不同組織模式的長期表現，在此基礎上探索有利于實現農業多種功能的休閑農業模式。

二、理論背景與系統思考方法

(一)多功能農業

首先，學者們同意多功能農業的核心是經濟品與非經濟品的聯合生產，進而致力于構建多功能農業中的聯合生產模型，探索聯合生產情況下引起的均衡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農業生產和貿易的影響。OECD指出，經濟品與非經濟品的關系既可以是聯合的(互補的)，也可以是競爭的(OECD，2001)。但許多學者指出，常見的關系是競爭關系(Bryden，etal，2006);其次，理論界都認同多數非經濟品的外部性與公共產品特征，因而承認市場或不存在、或失靈;再次，在政策層面，多功能農業的研究將視野延伸到農業之外，從關心產業到關心農民再到關心農村，主張以多功能農業為基礎，重構農村發展政策的基礎。以上研究突破了單獨生產、私人產品、無外部性、市場主導的教條，讓人們認識到多功能農業是農業的本質特征，農業是整體的、系統的、多元的、多層次的，從而改變了半個世紀以來的農業觀，為“三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但就經濟品與非經濟品的關系而言，研究存在以下缺陷:(1)關于聯合生產，如果將農村發展或與之相關的地理、資源、社會、傳統文化等因素包含在內，這一理論就顯得不夠，因為中間并沒有與特定經濟品的聯合生產，競爭也就不必要存在(OECD，2006);(2)農業的各種非經濟功能，從理論上說也是一個生產過程中的外部性問題。但區域發展、集群經濟活動以及非農企業的活動也同樣具有外部性，從而也就不能確立農業與農村的特殊地位，OECD的古典分析法在此同樣顯得過于狹窄(OECD，2007);(3)多功能農業的研究涉及多種學科，而經濟學方法很難將各種學科的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導致研究者對其理論前途的懷疑;(4)多功能農業為指導方針的農村政策工具非常缺乏，政策設計者盡管意識到系統與整體的重要性，但最終都難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5)在方法上，多功能農業的研究不能擺脫計量經濟學的影響，但對于這樣一個涉及眾多諸如糧食安全、動物福利、田園風光、文化傳承、景觀、民生等“軟概念”的非純物質系統，構建一個龐大的計量經濟模型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而局部的計量經濟模型勢必會犧牲系統的整體功能，因為整體并不是局部的簡單加總，正如一個大象如果被肢解，其整體功能將會消失一樣。受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觀以及國內政策GDP化傾向的影響，國內多功能農業的研究在多數情況下被直接用于農業產業化、功能開發與農民增收，這種理解帶有強烈的功利性與解析性質，與多功能農業強調整體性與系統性的精髓相去甚遠;至于農村發展與農村建設，很難突破產業視角和單純的經濟視角，所以在各地的實踐中，相繼出現一些打著多功能農業旗號而違背多功能農業精神的做法。以上缺陷主要起因于多功能農業本身的系統性、復雜性與規范性，同時也反映出研究工具的缺乏。為此，迫切需要系統的方法去理解。

(二)系統思考方法

系統思考方法(SD)也叫系統動力學，是在運籌學的基礎上，綜合系統理論、控制論、信息反饋理論、決策理論、系統力學、仿真與計算機等科學而形成。它以現實系統為前提，根據歷史數據、實踐經驗和系統內在關系構建動態模型，對各種影響因素可能引起的系統變化進行仿真實驗，以觀察系統行為、尋求改善途徑。與計量經濟學模型相比，系統動力學具有如下優勢:(1)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真實世界中存在大量既說不清楚又無法量化的“軟概念”或“軟變量”，SD不會因為定量的困難而犧牲結構的完整性與結論的正確性;(2)在數據缺少條件下仍可進行研究，由于SD模型的結構是以反饋環為基礎的，而多重反饋環的存在使得系統行為對某些參數并不敏感，因此，盡管數據缺乏會對參數的估計帶來一定困難，但只要選擇的參數在允許的范圍內，系統行為仍顯示出相同的模式;(3)擅長處理周期性問題與長期性問題;(4)擅長處理非線性問題。以上這些優勢使得系統思考的方法特別適合于經濟、社會、環境、心理等一系列復雜行為的定量與定性研究(陶在樸，2010)。近年來，系統動態方法在企業組織與策劃中被廣泛應用，但很少被用于農業與農村問題分析(Bergman等，2008)，而多功能農業卻具備了復雜系統所具備的一切特征，正是這一工具最合適的用武之地(Johnsonet等，2006)。

三、模型

(一)模型結構

模型結構見圖1，圖型由模型所使用的軟件自動生成。模型利用STELLA系統思考軟件，參考歐盟POMMARD模型來構建，偏向供給分析。模型包括政策變量、指標、人口、土地利用、收入、經濟品生產、非經濟品生產、農業旅游等八大模塊。這些模塊以多功能農業為主線，通過一系列因果關系與反饋關系相互關聯、相互影響。模型以現實系統為依據，系統的表現顯然是資源、自然地理、經濟、生態與人文環境、組織模式等綜合作用的結果，故在技術上很難識別由組織模式的差異引起的行為差異。對這一問題，分兩個層次解決。第一層次即樣本的選擇，最主要突出了組織模式的差異;第二層次即系統參數的設計，盡可能內化組織模式差異因素。因而不同樣本點系統行為的表現明確顯示了模式差異因素，如就業人數，在大公司制農莊中，農莊會盡可能減少雇傭人數，而在以農戶為主體的經營方式中就業人數則傾向于隨市場規模的擴大而擴大;生產函數中的技術系數A，個體農戶最小、合作社次之、公司最大;市場力量體現在產品的定價權上，個體農戶最小、公司最大、合作社居中。土地利用是該模型的主要引擎，它決定了農業經濟品與非經濟品的規模，也決定了農業勞動力就業規模。農業旅游與土地利用、經濟品生產、非經濟品種類與數量等均有關，反過來影響當地農業生產、就業水平、環境、人口變化等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政策變量提供了模型分析的參數，指標用來監測主要變量的變化并說明系統的特性。

(二)數據采集與樣本介紹

本文以浙江省臨安市白沙村、余姚市臨山鎮味香園葡萄專業合作社和富陽市永安高山農莊為樣本，數據通過問卷調查與走訪以及有關統計資料獲得。問卷只在白沙村進行，選擇50個農家樂經營戶，調查時間為2010年9—10月。數據經過處理后，輸入模型，模型中所有存量的基始值是由調查得到，大部分獨立轉換量的基始值也由調查獲得，部分參數設定為軟變量，以圖表函數形式出現，圖形繪制參考實際情況并結合作者自身的認知與判斷。三個樣本點的共同之處是都經營農業旅游，而且達到了一定規模。不同之處在于采取了不同組織形式，白沙村以個體農戶為主，味香園是葡萄專業合作社，永安山莊是公司式大農莊。

1.白沙村。白沙村位于臨安市太湖源鎮的最北端，太湖水系南苕溪源頭，距臨安市區34公里，杭州市區70公里，是典型的山區村。1998年通過招商引資開發了臨安首個生態旅游景點———太湖源，并開始經營以“農家樂”為主的農業旅游。經過10多年發展，農業旅游已經初具規模。

2.味香園葡萄專業合作社。味香園葡萄專業合作社處于浙江省余姚市臨山鎮，位于杭州灣南岸，余姚西北。合作社前身為余姚市臨山區蘭海鄉葡萄協會，成立于1986年，2003年6月改組為味香園葡萄專業合作社。經營葡萄面積3800畝，帶動全鎮葡萄種植面積11500畝，合作社有大棚等設施葡萄面積3020畝，噴滴灌面積2015畝，2009年大棚葡萄平均每畝凈利潤超過15000元。以葡萄種植為依托，合作社有葡萄觀光專用道路及長廊、科普宣傳窗，同時發展采摘、攝影等參與性休閑觀光項目，形成品牌、觀光、產銷、培訓等一條龍的農業產業鏈。2004年開始每年7月底到8月底舉辦江南葡萄節，吸引了大量游客。

3.永安高山農莊。永安高山農莊位于富陽市常安鎮永安山，2008年8月在原承包荒山的基礎上，通過承包鎮集體土地和看管周邊一些村莊的土地形成，山莊內已建成1000余畝林果基地，其中香榧600畝，茶葉、毛竹200畝，甜柿、桃、蜜梨1320畝，高山果蔬基地200畝，并配套飼養豬、雞、鴨、鵝10000余只。農莊內還建有100萬方的景觀水庫，有號稱亞洲最大的人工滑翔基地和中國滑翔傘基地，5000余平方米的三星級永安賓館，7000余平方米供游客吃、住、娛樂、會議和管理用房，修建5.5公里盤山公路到山莊，境內還有一座尼姑庵和寺廟。

四、運行結果及分析說明

(一)經濟指標

為了便于比較，一般用數組說明問題，數組表達方式為(a，b，c)，依次代表白沙村、永安山莊和味香園的相應數字。數據顯示，2019年人均收入為(48564，180645，31487)元，永安山莊一直遙遙領先，白沙村居中，味香園最低。三個樣本的人均收入均以增長為主趨勢，相對于基始量的增長率為(135%，106%，139%)。總收入白沙村最高，味香園次之，永安山莊最低，但后兩地相差不明顯。從走勢上看，白沙村上升速度較快，后兩地上升較緩。旅游收入走勢與人均收入和總收入基本相同，說明三地的收入與旅游的發展有較大的相關度。但旅游收入在味香園中，無論在份額上還是總量上都最小。旅游在經濟中的份額，白沙村與永安山莊相當，兩地均有小幅上升。味香園份額最小，但上升最快。床位數分別為(5836，966，1676)，白沙村絕對量最多。但相對于(3960，156，180)的基始量，增長速度分別為(47%，519%，831%)，可見味香園增速最快，永安山莊次之，白沙村最慢。

(二)環境指標

環境指標包括土地利用山農指數、森林與耕地面積變化，表3列出了這些指標的變化量。為了便于比較與分析，本模型使用的面積單位均為畝。山農指數變化不大，10年后分別為0.96、2.10、2.59，說明白沙村景色單調，分布不均衡;永安山莊為2.10，農業環境相對較好;味香園為2.59，其環境最適合農業活動。主要原因是自然地理條件差異，與組織模式相關性不強，如白沙村面積的90%為森林和陡坡地。味香園森林初期稍微有增加外，森林面積和耕地面積都在減少，這與建筑、住房開發、基礎設施等占用農地的大趨勢相符合，但因為耕地紅線及占補平衡政策，耕地減少幅度并不大。味香園因為地勢較平，易受城市發展的沖擊，從長遠看，土地的減少幅度要大于其余兩地。

(三)社會指標

社會效益指標包括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就業量。就業量等于勞動力需求量，由農業就業和旅游就業決定，就業已經折算為全職當量，包括當地勞動力在內。從數據看，白沙村就業規模最大，味香園次之，永安山莊最小，前兩地均呈大斜率直線增長之勢，而永安山莊雖有增長卻緩慢許多。在模擬期末，就業人數為(2553，473，1273)人，相對于期初的就業量(773，305，486)，增加量為(1780，168，787)，增長率為(230%，55%，162%)。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是以從事旅游業的家庭人均收入除以整個地區人均收入得到，表明了地區旅游業發展成果的分享程度。倍數越高，表明財富越在少數人手中集中，其社會效益越差。最終數據為(2.23，25.79，4.92)。可見，白沙村的收入差距最小，永安山莊最大，味香園居中。

(四)綜合指標

指標包括吸引力指數和惠及人口數量變化，吸引力指數表示單位可進入地面每天潛在的吸引的旅客數量，但不一定是真實付諸行動的旅客。圖2中，白沙村每單位可進入地面平均吸引旅客數量始終高于后兩地，但白沙村對旅客潛在的吸引力在明顯下降，永安山莊也略有下降。對于白沙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山農指數偏低，導致長期吸引力下降，其他原因有競爭加劇、擁擠、趨同化等。對于永安山莊而言，價格相對偏高是其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從惠及人口數量來看，各地情況為(3291，646，2595)，與自身人口比為(2.83，1.29，4)。由此可見，合作社的惠及人口最多，白沙村表現也不錯，而永安山莊與周圍村民關系不大。

五、不同政策下的動態

(一)收入支持

以轉移支付為例，模擬4種情況:轉移支付水平不變、增加1倍、增加2倍、增加3倍。以味香園為例，觀察人均收入水平的變化，結果如圖3示。顯然，人均收入對轉移支付的變化缺乏彈性，如轉移支付在原基礎上增加3倍即300%時，人均收入的增加僅為3.3%，沒有明顯效果。

(二)收入中個人可支配比例的變化

收入中個人可支配比例可以與許多政策掛鉤，如稅收政策、農資價格等，這些直接影響經營者的成本。圖4是在原基礎上進行20%增減的模擬，結果顯示，這一比例對于農民人均收入的影響較轉移支付敏感很多。如增加20%時，人均收入增加約16%，彈性系數約為0.8。

(三)農產品價格政策

模型中，農產品是除旅游消費品與服務之外所生產的傳統農產品，包括了農民的自給性消費。模型中通過價格指數的變化已經反映了農產品價格對于農民收入的影響。價格政策作為外生變量，通過逆市場風向操作起到穩定價格的作用，圖5顯示，價格調整使得農民人均收入下降。

(四)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限制土地用途的變更，在浙江省主要表現為對林地、耕地轉換為建設用地的限制，而并不限制耕地在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之間的變換。在模型中，土地政策通過土地利用變換系數作用于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在原基礎上，進一步嚴格將林地、耕地的減少率控制在5個百分點以內，結果如圖6所示，這一系數的設置，使得農民收入降低。

(五)農業技術推廣政策

本模型中，對技術的影響通過兩個途徑，第一是技術系數A，第二是β，或α與β之和。首先考察對A的影響。在經濟理論中，A代表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的性質。此處假定所分析的農場普遍具有改進技術的內在沖動。農業技術推廣影響農業經濟品的產量，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卻并不一定能直接轉換成農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對環境的積極影響。圖7、圖8是技術系數分別為1、1.1、1.2、1.3時對產量和人均收入的影響。圖9、圖10是β分別等于0.45、0.48、0.5、0.52時產量的變化和人均收入的變化。由圖可知，改變A和β對于產量的影響都非常明顯，尤其是β的微小改變，可以使產量成倍提高，如β由0.45提高到0.48時，2019年經濟品的產量由15507925元提高到26178647元，提高幅度為10670722元、69%，但對于農民收入的影響卻非常微小。

六、結論

本文通過經濟、環境、社會等指標綜合考察可見，在多功能農業的視角下，就農村休閑旅游來說，個體小農戶帶動的經營模式與合作社模式各有千秋，大公司式農莊綜合表現最差。如小農戶帶動型的白沙村不僅可以獲得較為可觀的經濟收入，而且對于就業的促進最大，不平等程度最低，惠及人口面也較大。味香園合作社的人均收入在三地中總量最小，但增長率最高，在旅游份額最低的情況下，總收入仍然高于永安山莊，同時，其對于就業的促進也非常顯著，不平等程度較低，山農指數最高，開展旅游惠及人數最多，在經濟、環境與社會綜合方面表現均佳。大公司永安山莊在人均收入方面最高，就其最小的經濟總量而言，恰恰說明其成果分享面狹小，收入分配不均衡。從就業、惠及人口比例、森林面積變化、耕地面積變化等看，其效果相對較差，不宜推廣。在政策方面，轉移支付對于農民收入沒有實質性影響，穩定農產品價格的政策對于農民收入有負面影響，對土地用途的限制有利于環境保護，但不利于農民收入增長，政府對農民的技術指導具有提高農產品產量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并沒有轉化為農民收入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