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措施

為發展農業生產，根據地黨和政府制訂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多種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減免農業稅，發放農業貸款，開展互濟互助運動。

土地革命以后，根據地廣大農民分得了土地和部分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但是，農民依然很貧窮，耕畜、農具和種子等生產資料很匱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鄂豫皖蘇區黨和政府在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對貧困農民實行糧食免征、農業稅減免和發放農業貸款等政策，并大力開展群眾性生產資料互濟互助運動。1930年9月以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普遍實行征發制度和借糧制度，征發對象主要是地主、富農，對貧困農民則完全免征，農民自愿向政府捐獻多余的糧食，或者政府在允諾償還的前提下向有多余糧食的農民借糧。1930年9月以后，根據地開始實施農業累進稅制度，對貧困農民實行免稅或減稅。1930年9月17日，鄂豫邊特委發布《通告第14號———征收累進稅問題》規定:“對雇農絕對不征收”，“對貧農也絕對不征收”。1931年8月10日，鄂豫皖蘇區政府公布了《糧食收集儲藏暫行條例》，又規定“犧牲了之紅色戰士家庭概不收集”。鑒于曾一度出現“貧農、中農每人糧食在4石以外的得按普通群眾抽稅”的錯誤做法，人民委員會專門就“為不征收貧農累進稅問題”，發出《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布告第19號》強調:“貧農應完全免稅，過去糧食累進稅的布告上對貧農抽稅一條應立即取消;已收的要退還;未收的絕不收。”同時又指出:“中農應收很少的累進稅。”1月2日，鄂豫皖蘇區政府發布的《為糧食累進稅的征收問題》的通令中又規定:“除開雇農貧農宣布免稅外，犧牲的紅色戰士家屬完全免稅。遇著意外災害(蝗蟲、水災)的納稅群眾得免收或減收，初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而農器家具，事事缺乏，只余少數糧食之家不收稅。其他耕牛、農具、種子等需要都有而糧食又以多余之家，均得按照累進稅的收集原則征收很輕的稅。”與此同時，根據地的黨和政府設法籌集一定數量的資金，通過銀行、經濟公社和合作社，以低利或無利發放給農民添置生產資料，對因“跑反”返回家的農民亦不例外。根據地的黨和政府大力開展群眾性的生產資料互濟互助運動。因為農民生產資料缺乏，1931年6月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聯字第一號———關于春耕運動的事》，要求“各級黨部、團部全體動員，向群眾作廣大的宣傳，說明耕牛、秧種互相幫助的必要，同時，要每個鄉蘇維埃負責動員農人，將有余力的牛組織成耕隊，有組織的到別的鄉去幫助春耕，首先就要幫紅軍家屬”。“秧種亦同樣互助。要作廣大宣傳，使每個農人在(插)完了以后，切不可將多余的秧拋棄，惜秧如惜米，要把這些秧統統交給蘇維埃政府，由糧食委員會轉送給缺秧的地方去插田。”“其他的雜糧種子，都要同樣辦理。”“各縣區委應和縣區共同調查……耕牛、秧種之余缺狀況。動員多余的縣區耕牛、秧種去幫助缺乏的縣區。”7月，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進一步號召廣大農民應“站在階級立場上、階級同情的觀點上，在自愿的原則下切實開展糧食互濟運動”。根據地的黨和政府還在各地設立種子、耕牛調劑站，農具和牲畜經理處。1931年10月11日，鄂豫皖軍委總政治部發布的《關于怎樣分配土地的宣傳材料》中明確指出:農民缺少農具、耕牛，除沒收地主的農具、耕牛和沒收富農多余的農具、耕牛給予幫助外，“同時由農民合股或蘇維埃政府負責辦農具牲畜經理處，幫助無農具的人種田耕地”。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黨和政府大力提倡和組織下，農民的農具、耕牛、種子等生產資料的互濟互助運動廣泛開展，雖然這種互濟互助運動在各地收到的實效不盡一樣，但在不同程度上緩和、解決了一些地區、一部分農民因缺乏生產資料而無法耕種的問題，為開展農業生產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也贏得了廣大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賴，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措施，曾得到黨中央領導人的肯定，中央宣傳部長洛甫(張聞天)于1932年7月在《紅旗周報》撰文指出:“為了增加土地生產，鄂豫皖蘇區在去年(1931年)春天，即舉行了春耕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動)員廣大群眾在耕牛種子方面互相幫助，鄉蘇維埃更負責將剩余的耕牛組織耕牛隊，幫助春耕;將一些地方剩余的秧收集起來交給蘇維埃政府，由糧食委員會轉送給缺秧的地方去插田。”

(二)動員各類人員參加農業生產，開展勞動互助。

勞動力是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由于長期的軍閥混戰，抓丁抓夫，勞動力外流，大量青壯年參加紅軍，根據地勞動力嚴重不足。為解決這個問題，根據地黨和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動員和組織各級黨、政府和各種群眾組織的工作人員以及守備隊等參加當地或附近的農業生產。1931年6月4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關于春耕運動的事》的通告，規定“黨團員、守備隊、少先隊、童子團以及在當地休息的紅色戰士組織插秧隊，在蘇維埃指導下去幫助農人插秧”，除了“各機關重要工作人員不能分身的以外，其余一概動員到附近地點去幫助農人栽秧”。10月，少共六安縣委明文規定:“區委、縣委負責人亦盡可能參加生產隊”;少共六安縣委青工代表大會也決議:“縣區青工委員應參加生產隊。”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在戰爭環境中，當大部分男勞動力參軍參干后，婦女成為重要勞動力。1931年7月，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婦女、兒童應用盡可能的力量參加耕田”。同月，鄂豫皖蘇區政府糧食委員會發出通令，要求“加緊發動青年和婦女來參加生產，加緊生產，要反對有些青年和婦女忽視生產的錯誤觀念”。8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亦要求“宣傳與鼓動全體青年婦女來參加生產”。在根據地各級黨和政府的發動、組織下，婦女走出屋門，積極參加農業生產。1930年上半年，皖西北婦女參加生產的非常多。鄂豫邊的婦女組織代耕隊，代農民耕田。各地青年婦女多半參加了生產隊。少先隊組織中十分之八是女子，如羅山少先隊模范連全連都是女子，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尤其是那些放了腳的女青年，插秧、車水、挑糞、擔柴等樣樣能干。3、鼓勵生產互助，推行代耕制和紅軍公田制。農民在農忙季節有生產互助的傳統，自愿互利，形式多樣。在黃安，有以村為單位的變工、換工、換耕;在黃梅的東區和北區，各村都成立了“勞動部”，每10戶成立一個互助團，由勞動部安排生產，以互助團為單位，集體進行;在商城二區，農民自動組織共耕隊，互相幫助耕種。代耕制是由鄉、村蘇維埃政府安排人力，幫助缺乏勞動力的紅軍家庭、殘廢紅軍戰士、鰥寡孤獨者耕種其所分得土地的優待制度。紅軍公田由蘇維埃政府組織耕作，其產品除留少數借用的耕牛、種子費外，其余完全交給紅軍戰士、無勞動力的紅軍家屬。這些措施的普遍推行，對緩解勞動力緊缺起了很大作用，特別是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模范作用，鼓舞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三)開展大規模的春耕、秋收、秋耕運動。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長期處于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圍剿和反圍剿戰爭接連不斷，農業生產經常遭到破壞。為不誤農時，根據地開展了大規模的春耕、秋收、秋耕運動。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布《關于舉行糧食運動周的事》的通告，明確指出:“糧食的種植依靠天時，一再蹉跎，就要釀成不可挽救的饑荒”，“糧食委員會會同蘇維埃劃定播種區域，預備各種秧種等”。同年6月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發出《關于春耕運動的事》的通告，指出“目前在蘇區內部能夠做到的實際工作，就是領導農民幫助農民，做春耕運動”。8月1日，鄂豫皖黨團中央分局發出《鄂豫皖中央分局黨團聯字通告第二號》，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加緊開展“赤區秋收秋耕運動”，并具體規定“秋收割完谷子之后，須緊接著領導秋耕運動”。18日，黃安縣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一號通令，指出“現在秋耕時期快到……應立即宣傳群眾準備，以免……誤了播種時期，至要!”為了確保秋收不遭敵人破壞，根據地黨和政府決定武裝保衛秋收。1931年8月1日，鄂豫皖黨團中央分局聯合發出《加緊赤區秋收秋耕運動的通告》指出，“反動派絕對不容許我們有一個太太平平的秋收”，“所以在今年秋收的時候，黨、團立刻也準備實行的策略任務，是加緊并保護赤區秋收、秋耕運動”，“保護秋收落在我們自己手里”。8月25日，鄂豫皖蘇區政府發出了《秋收斗爭中的割谷問題通令》，指出:敵人確已準備來赤區割谷子，我們如果只采取守崗式防御的策略，必遭失敗，要求采取有武裝保護的、進攻式的策略。武裝保衛赤、白區秋收的具體辦法是:第一，割谷前一星期，赤衛軍、游擊隊即須選擇適當目標向敵人進攻，各縣要多組織五人以上的游擊隊，夜間向敵人營地騷動，同時加強崗哨與偵察工作;第二，在割谷前一星期即須以秋收斗爭的口號，在赤區周圍的白區作廣泛的宣傳，組織貧農小組或貧農團，領導秋收斗爭;第三，組織割谷隊，收割赤區邊界的谷子，另由青壯年數十人乃至數百人組織割谷隊，沿途匯聚群眾去割白區豪紳地主的谷子，所割的谷分給參加割谷的白區貧困農民;第四，大隊割谷時，必須有武裝向敵人進攻，以作掩護;第五，蘇維埃政府領導武裝去割谷，縣蘇維埃政府機關除留一、兩人在家外，其余均領導這一工作。由于廣大農民和其他各類人員積極參加春耕和秋收、秋耕運動，并實行武裝保衛秋收，既保證了生產不誤農時，也保衛了根據地人民的勞動果實。

(四)大力推廣雜糧、瓜菜的種植，彌補主糧的不足。

鄂豫皖根據地建立后，糧食一直緊缺，在青黃不接時往往出現糧荒。為此，根據地政府大力推廣雜糧、瓜菜的種植。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關于糧食運動周的事》的通告，要求“凡是后方工作人員，或普通公民都必須參加這運動，而黨員、團員必須更加積極參加，成為這一運動的領導者”。“每個黨員、團員至少必須種5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雜糧。種了以后必須負責照料它直到收獲后為止。如果因事他往，必須托旁人代為照料;要使每個老婆婆、每個小孩都至少種一棵瓜藤，細心培養，更多更好。”［2］569-570同年7月，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再一次號召，“要復種瓜菜雜糧，以及短期間可以收獲的食物，如熱水蘿卜等”8月，鄂豫皖黨團中央分局聯合發布《加緊赤區秋收、秋耕運動》的通告中指出:“加緊種各種雜糧的運動，種紅薯還不遲，種綠豆、蕎麥更是正當其時”，要求各“縣蘇、區蘇及各種群眾團體要加緊收集雜糧種子”。9月20日，鄂豫皖區少先隊總指揮部發出《加緊秋收運動》的通告，要求“每個隊員要加緊的去種蔬菜，至少一個隊員要種100棵菜”。由于根據地的黨和政府的重視，雜糧、蔬菜的種植很快在全蘇區內積極推行開來，收到顯著效果，幫助群眾克服了缺糧困難。

(五)興修農田水利，植樹造林。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所以，根據地黨和政府大力興修農田水利。在各級蘇區政府均設置土地委員會，其重要職責之一是管理水利。如鄂豫皖蘇區政府的土地委員會就設有水利局，其職責就是辦理修塘、筑埂、挖溝、開河等事項，領導農民興修水利，合理使用水資源。在蘇區政府水利局的領導下，發動群眾，先后修建的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有黃安金牛涼亭水堤、新集陡山河榨河河堤和霍邱葉集四里店小河洲子水壩等。黃安金牛涼亭水堤筑于1930年春，參加該工程的民工每天約60多人，共用工3000多個。水堤修成后，該地受益甚大。新集陡山河榨河河堤筑于1932年初夏，河堤長200多米，寬0.6米，全系石頭砌成，參加工程的勞力主要是紅軍戰士，還有特區政府政治保衛局的“苦工隊”和一些農民群眾。河堤修成后，有效地防止了洪水對這一地區農田的破壞，當地群眾把這段河堤稱為“紅軍堤”。霍邱葉集四里店小河洲子水壩筑于1931年夏，參加的人員每天達2000多，奮戰十多天，把史河攔腰截斷，在河上建起了一座從四里店斜向小河洲子、長達1.5公里的大壩，當即產生了效益，1931年夏季70多天沒有下雨，但附近四萬多畝農田能夠灌溉，獲得了好收成。在大力興修農田水利的同時，根據地的黨和政府、紅軍領導機關引導農民合理使用水資源。1931年10月11日，鄂豫皖軍委總政治部指出:“水利要按原來的情形，根據群眾的意見訂出使用水利的辦法。如有特殊情形可歸蘇維埃管理”，在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天干時，估量能救多少田，就多少田使用，不可水分散了。”當山洪暴發時，黨和政府又及時指導農民，“對于沖淹的田地，也都要趕緊推擔出來，將破壞的田埂、路邊修補起來”，盡快恢復生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黨和政府還大力推行植樹護林。鄂豫皖邊區地處大別山區，森林資源非常豐富，植樹護林既可保護森林資源，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調節氣候，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為此，根據地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相繼發布了關于保護森林的法令，不準放火燒山、不準亂伐森林。如1930年4月17日，六安縣第六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就制訂了《森林辦法》，其中指出:“森林除供給人使用外，有保存雨量之益，各民眾都負有保護之責任”，并具體規定:“凡值百元以上之森林，一概沒收由當地鄉蘇維埃管理;凡沒收后的森林、竹、茶、桑、油漆、果樹等分給農民，只許看管使用，不許毀壞或轉賣;砍柴時，不許砍伐樹苗;凡無山場之居民欲使用他處竹木時，須報告當地鄉蘇維埃，經許可后始得通知某處取用，并不得傷害森林或自由強伐;長成之森林山場分給農民后，只許提棵變賣……不得亂砍;護守路旁樹木一律不準砍伐或轉賣并有培植的義務。”這就為保護森林提供了法律依據。由于大力興修農田水利和植樹護林，增強了對自然災害的抵抗力，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二、農業生產發展成就及其意義

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黨和政府制訂上述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采取的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地恢復和發展，各個地區的產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如麻城縣增產幅度就比較大從上表可以看出，通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措施，麻城糧食產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約提高20%，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黃安、新集、金寨等縣也普遍增產。農業生產的發展，向社會提供了一定數量的農副產品，初步解決根據地軍民吃飯、穿衣問題。對此，黨中央領導同志給予高度評價，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洛甫(張聞天)說:“正因為鄂豫皖蘇維埃政府能領導千百萬工農民眾去為了提高土地的生產力，所以鄂豫皖蘇區在去年(1931年)空前的水災中，得到了大大的豐收，沖過了饑荒的難關，保障了紅軍的給養。”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整個經濟的發展。根據地是以農業為主的農作區，農業生產成為經濟建設首要任務，因而，農業生產發展本身就是整個經濟建設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同時，農業生產的發展，為工業和手工業提供了原料，為商業貿易提供了商品，也為財政收入提供了源泉，從而促進了革命根據地整個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的發展，中共政治上的收獲更大。上述表明，過去無人關心的農民，在農業建設的過程中，從共產黨那里得到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農民是最現實的，他們在對比各種政治力量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忠實代表，而堅定地擁護中共革命，跟著共產黨走。毛澤東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報告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么?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么?那么，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這是無疑的。”毛澤東這段話是在江西蘇區時期說的，但道理是一樣的。美國著名記者斯諾1936年訪問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明確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共的社會經濟政綱是革命政黨與那些因為赤貧而將土地、糧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農民建立起密切關系的關鍵。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4年訪問延安后也認為，農民愿意與中共軍隊一起戰斗，因為他們認定共產黨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戰。他們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說的，道理也是一樣的。得人心者得天下。農業建設使中共獲得了占根據地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也就獲得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援，為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牛建立 單位：洛陽理工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