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稱論文發表淺析“紅巖精神”對當代大學生的

　　摘要：紅巖精神”形成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重慶。它的形成絕非偶然，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的產物。一大批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為了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用自己的青春、熱血和生命詮釋了“紅巖精神”。“紅巖精神”體現的忠于理想、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求真務實、大膽開拓的創新膽略，顧全大局、團結進步的革命風格，都需要我們學習。

　　關鍵詞：紅巖精神,時代內涵,價值取向,理想信念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再一次吹響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進軍號，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這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也是其基本特點和規律。“唱讀講傳”，唱的是紅歌、讀的是經典、講的是故事、傳的是箴言，卻唱出了光榮歷史和浩然正氣、讀出了民族智慧和理想信念、講出了感人事跡和英雄楷模、傳出了時代真理和人生警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終南捷徑。自2008年初夏，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出在中小學校大力普及紅色經典歌曲的號召，隨后“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在全市展開。隨著“唱讀講傳”活動的深入，“紅巖精神”作為重慶最重要的抗戰歷史文化成為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茖W理解其內涵是傳承和弘揚“紅巖精神”的基礎。

　　一、“紅巖精神”的基本含義

　　2002年5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重慶考察工作時指出：“紅巖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紅巖精神”得到江澤民、胡錦濤的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民為了國家的民主和富強而不斷奮斗。“紅巖精神”有著豐富的內涵，要正確理解其科學內涵，必須從其形成背景、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內容等方面來把握。這是國家領導人對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的高度評價與充分肯定。

　　“紅巖精神”形成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特殊的歷史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特殊的政治環境中，由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懷著崇高的理想信念，為爭取人民獨立和民族解放在艱苦、嚴酷的條件下與反動派做斗爭。在斗爭過程中，形成了偉大的革命精神。它集中體現了以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南方局一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理想信念、目標取向、價值觀念、心理狀態、道德情操、行為風范，它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繼承和升華，是延安精神的延伸和拓展，是我黨和我國人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其內涵做出了進一步的詮釋。江澤民同志曾說，“紅巖精神”的基本內涵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四個方面。重慶市委將其概括為“愛國、奮斗、團結、奉獻”。

　　二、紅巖精神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共赴國難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慶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成為遠東的指揮中心。國共兩黨長達八年的合作，為贏得百年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在抗戰八年中，國民黨政府始終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斷的推行他們的“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策略。與國民黨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共產黨則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實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個堅持、三個反對”的政策，堅持不斷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合作以維持統一戰線和兩黨合作。

　　紅巖精神形成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國民黨統治中心重慶。在特殊的時期下，在特殊的戰場上，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團結和帶領著一大批的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他們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深懷民族大義，高舉愛國旗幟，不顧個人安危，在革命斗爭中千錘百煉、培育形成了體現無產階級革命家崇高理想、堅定信念、高尚情操和優秀品格的“紅巖精神”。

　　三、“紅巖精神”的科學內涵

　　“紅巖精神”的內涵十分豐富，根據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南方局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論述、詩文及斗爭實踐，大致可概括為以下10個方面：

　　第一，挽危圖存的愛國精神。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積極倡導發揚挽救民族危亡的愛國精神。1939年1月，周恩來同志在重慶南開中學校友座談會上所作的關于抗日戰爭的長篇發言中說，“我們全民族團結起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日寇進行英勇頑強的斗爭。青年們一定要關心民族的存亡，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要把天下興亡放在肩上，要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戰的事都要支持、擁護;凡是不利于抗戰的事都要抵制、反對。”中共中央南方局為了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群眾參加抗戰、支援抗戰，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第二，堅韌頑強的奮斗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所屬的各級黨組織，他們日常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十分的艱苦，并且環境險惡，隨時都有可能被捕、監禁甚至殺頭。周恩來同志經常教育大家要艱苦奮斗，敢于斗爭。周恩來同志言行一致，以身作則，不怕困難，忘我工作。以上種種行為，都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堅韌頑強的奮斗精神。

　　第三，顧全大局的團結精神。

　　抗日戰爭的根本任務就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來同志的主持下，堅定地貫徹黨的全面抗戰的方針路線，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維持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時，南方局大力加強對各民主黨派、科技文化界、工商經濟界、地方實力派、海外僑胞的統一戰線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爭中，與他們攜手并肩，肝膽相照，安危與共，風雨同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以上這些團結工作，有力配合和支持了解放區軍民的抗日斗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條件。

　　第四，堅持原則的堅定精神。南方局要求黨的干部“要有堅持原則的精神”，把“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則的高度，要與政治任務聯系起來”。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定地堅持無產階級立場，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同國民黨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1939年1月，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再次詢問中共中央對他的統一國共兩黨為一大黨的提議的意見，周恩來斷然拒絕。“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南方局與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與國民黨的反共分裂勢力進行了堅決而又有分寸的斗爭，既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性，挫敗了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第五，勤奮努力的學習精神。南方局創造了“三勤”、“三化”的斗爭形式，其中把“勤學”列為“三勤”中的重要一項，要求共產黨人要“努力學習(理論、技術、工作能力)”。南方局建立不久，就先后多次舉辦干部訓練班或黨校，要求學員緊密聯系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學習和領會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渣滓洞、白公館里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雖處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中，仍然勤奮努力地學習馬列主義和科學文化。沒有筆，他們就用黃泥搓成能在地下寫字的“粉筆”，用竹簽或竹筷在石頭上磨成尖細的竹筆;沒有墨，他們就從破被里取出爛棉燒焦后拌水調成“墨汁”;沒有紙，他們就用煙盒、草紙和用襯衣來寫字。就這樣，他們一直堅持勤奮努力的學習。

　　第六，克己儉樸的廉潔精神。周恩來同志經常教育干部，艱苦樸素，“不忘延安”。當時作為國民黨統治中心的重慶，是個“大染缸”，國民黨千方百計在對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恐嚇之余又以高官、厚祿、腐朽的生活方式進行引誘，但始終很難得逞。周恩來同志常常囑咐大家：買衣服，簡單些;做飯，簡單些;住房，簡單些。董必武同志有雙皮鞋，外出會客時才穿，回來就馬上換布鞋，被譽為“節約模范”。以上這些都體現了克己儉樸的廉潔精神。

　　第七，平等協商的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紅巖精神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周恩來同志認為，抗戰與民主的關系，是鞏固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民主要服從抗戰;另一方面，抗戰要靠民主來推動。南方局及其所屬的黨組織始終堅持民主，并積極促進和幫助愛國民主力量建立和發展，重視引導和發動爭取民主的斗爭。古承鑠烈士在他的詩中寫道：“只要能打開牢籠，讓自由吹滿天下;我將勇敢上前，毫不懼怕!”這正是追求民主的南方局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共同心聲。

　　第八，高度嚴格的守紀精神。周恩來同志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報告中講到領導干部的立場時，強調指出“要有高度的紀律性”。南方局要求黨員、干部不論情況如何變化，都要貫徹黨中央的指示，堅決服從黨組織的分配和調遣;遵守保密紀律，黨員被捕后，不得輕易承認自己是黨員，在萬不得已需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時，也絕不能暴露任何黨的秘密和組織情況。正是南方局廣大共產黨人的這種高度嚴格的守紀精神，才使得黨的各項工作和任務順利完成。

　　第九，視死如歸的無畏精神。南方局及其所屬的黨組織處于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包圍和嚴密監視之下，經常有被破壞的可能，廣大黨員也隨時處于被捕、坐牢、甚至殺頭的威脅之中。在數次破壞事件被捕的黨員中，絕大多數都堅持了革命立場，無所畏懼，視死如歸，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陳然烈士在《我的“自白”書》中寫道：“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由，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這些正是南方局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的生動寫照。

　　第十，追求真理的奉獻精神。這是紅巖精神最為重要的內涵之一。周恩來同志以及南方局的一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之所以能夠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無私奉獻，就在于他們心中有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他們把為真理、為理想而獻身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價值。正是出于對這種真理的追求，他們拋頭顱，灑熱血，奉獻了自己終生。陳然烈士在《論氣節》一文中寫道：“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對世界、對人生的一種正確、堅定而深徹的認識。不讓自己的行為違悖自己的這種認識，而且能夠堅持到最后……”何敬平烈士決心“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愿把這牢底坐穿!”這些悲壯的詩句正是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追求真理的奉獻精神的真實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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