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夢及美學角度分析《莊子》“髑髏”藝術

　　摘 要：隨著文學歷史的發(fā)展，文學創(chuàng)作的不斷豐富，夢逐漸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在莊子筆下，造夢已是一種文學形式的自覺運用，其怪生筆端的“髑髏夢”更為文學發(fā)展貢獻了典型意義。

　　吳夢雯， 名作欣賞 發(fā)表時間：2021-08-23

　　關鍵詞：莊子  髑髏夢  美學

　　前言

　　中國古代，夢被看作一種預見或象征。殷商時期，人類開始有意識地占夢行為，夢被賦予了社會的共同認知，夢的意義由此產(chǎn)生。早在《詩經(jīng)》中就有關于夢的記載，《左傳》更是以夢入傳。在《莊子》中有十一處提到夢，并創(chuàng)設了“蝴蝶夢”“髑髏夢”等經(jīng)典夢象故事。

　　莊子見髑髏內(nèi)容簡單，結構清晰。情節(jié)可以概括為：“見——問——夢——辯”，人物則是莊子與髑髏。故事以髑髏之口與莊子辯難，傳達出髑髏“死之所樂”的觀點。

　　一、夢境設置：寓言故事下的夢中辯難

　　(一)夢境具有擬實性和象征特性

　　莊子說理多用寓言，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古人以形象思維為主導，而夢境的構設恰好也順應了這種形象思維發(fā)達的趨勢。

　　其一，夢境具有擬實性。為使夢境高度模仿現(xiàn)實，創(chuàng)作者多會增強外貌、動作、語言、環(huán)境等細節(jié)描寫來達到這一目的。髑髏現(xiàn)于夢，開口便回答了莊子的問話。接著更是展現(xiàn)了莊子對話辯難的說理藝術。辯難的形式正是源自莊子否定性思維方式。如莊子一開始使用排比式問話，拋出五件人世所累，而髑髏在夢中進行反駁。更設置了髑髏詢問莊子是否“欲聞死之說乎”這一看似多余的對話，實則增強了夢境的擬實性，且使得髑髏形象更為豐滿逗趣。髑髏“深矉蹙頞”，這一神態(tài)的細節(jié)描寫形象生動，仿佛髑髏是真切存在的人，此時又好像非在夢境而是現(xiàn)實。

　　其二，夢境在高度擬實的同時又對現(xiàn)實進行重組和變形，進而展現(xiàn)出夢境的象征特性。在夢境中一切事情都可能發(fā)生，可以滿足現(xiàn)實世界無法完成的幻想，因此，弗洛伊德說“夢是愿望的滿足”。莊子見髑髏的“見”和“問” 皆可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但是必須由夢境插入才能夠使最為精彩的——“夢中辯難”順理成章。夢境對現(xiàn)實重組和變形的背后目的便是莊子賦予“髑髏夢”的象征意義。

　　(二)夢境具有濃縮性與多義作用

　　從整體觀之，“髑髏夢”屬于莊子所創(chuàng)作的寓言故事，特點是在寓言故事中插入了夢境的元素。但夢境的設置并不是寓言故事的附屬，反而最能體現(xiàn)寓言故事的主題思想。夢境和寓言都具有濃縮的特性，而夢境相較于寓言來說更具多義的藝術效果。

　　一是時間的濃縮性在夢文學中尤為顯著。根據(jù)敘事學原理，作家在創(chuàng)作文本時有“文本時間”和“故事時間” 之分。在文學范疇里，“文本時間”又叫“敘事時間”;而“故事時間”則是對于故事中的人物而言。莊子與髑髏的交談只是發(fā)生在“莊子之楚”時一件夢中之事。夢境的設置不僅濃縮了時間，使文本產(chǎn)生“陌生化”的效果，更帶給讀者“人生如夢”終須醒、醍醐灌頂?shù)膶徝荔w驗。

　　二是夢境所帶來的多義性。其實夢文學的多義作用某種程度上仍可以歸由夢的凝縮性所引起的，只不過多義是對于夢的隱性意蘊而言。弗洛伊德提出夢具有凝縮作用，“就‘夢的隱意’之冗長豐富而言，相形之下，‘夢的內(nèi)容’就顯得貧乏簡陋而粗略”。因此，夢境同寓言一樣成為創(chuàng)作者“言微意深”說理明道的巧妙選擇。莊子說“得意忘言”，因此通過夢境，或許構設的形象有限，但其背后的意蘊內(nèi)涵卻極為豐富。也就是寓言和夢境都可以通過形象來發(fā)人深思，而夢境帶給人的，無論是在知識層面還是美學感受方面都更加意味無窮。

　　二、夢象選取：髑髏的“丑惡”與“自由”

　　中國古代美學多以“美”“善”入詩，多哲思議論，留白余響，講究羚羊掛角、韻味深遠。但莊子卻在選取了一副“髐然有形”的死人頭骨，甚至還枕以入夢，個中韻味值得深思，髑髏的意象無疑具有象征和多義的作用。

　　首先，莊子選取髑髏這一形象入夢，正是老莊“全”的哲學思想的體現(xiàn)。髑髏即死人的頭骨，與死亡這一生物狀態(tài)聯(lián)系密切，不禁給人恐怖、猙獰的直觀感受，有丑和惡的審美效果。而莊子在“髑髏夢”中所塑造的髑髏與尋常不同。文中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第一反應并不覺得恐怖，避讓，而是打量一番：“髐然有形，撽以馬捶。”這就暗示了讀者這里的髑髏并非丑和惡的象征。在夢境中對髑髏這一元素形象，甚至出現(xiàn)了“深矉蹙頞”的文學描寫。可見，髑髏雖死，是空物，但不論在莊子夢中或是現(xiàn)實中卻是有思想的活物。髑髏不光不是死的、恐怖的，反倒是活的、有趣的。

　　從髑髏元素進入事件后主動參與的辯難行為來看，髑髏在和莊子一來一回辯難時，所展現(xiàn)的完全是一個有思想且能言善辯的形象，“辯士莊子”好像只是一個引子，而髑髏才是莊子所要表達思想的真正發(fā)言人。

　　據(jù)此觀之，髑髏不僅不是丑與惡的象征，反倒是莊子所向往的自由境界的代表。髑髏關于“死之說” 的論述是通過生與死的對比，強調(diào)了一個“無”字，這正是《莊子》“無為”思想的體現(xiàn)。髑髏并沒有描述死后的快樂和好處，但就生時的痛苦一概全無，這一點就使其不愿再受人生之勞。君臣、四時，包括莊子詢問的五件死因，都是有所待的，而這一切“所待”，在髑髏身上卻不復存在，髑髏是一個自由的象征，這種自由正是逍遙游的境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對“髑髏”這一夢象的接受角度，髑髏夢并不像蝴蝶夢一樣受到大量關注和研究。鄒強老師將“髑髏夢”這一整體意象看作是抽象審美態(tài)度的典型代表。分析心理學認為，人在審美活動中的心態(tài)通常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外傾和內(nèi)傾。外傾型心態(tài)主導下的人熱情開朗，喜歡挑戰(zhàn)，在審美活動中則體現(xiàn)為“移情”;而內(nèi)傾型心態(tài)主導下，人則優(yōu)柔寡斷，孤僻內(nèi)向，在美學體驗上的表現(xiàn)則是“抽象”。這樣的心態(tài)會驅使他們在對象面前退縮、抵御。鄒強老師分析這種“喜蝴蝶，惡髑髏”的現(xiàn)象和中國古代儒學占統(tǒng)治地位對人的影響和中國人歷來的審美傾向有關。因此，現(xiàn)代學者對于“假丑惡”的關注與研究也是對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深刻反思。

　　三、夢旨傳達：現(xiàn)實、理想、境界

　　夢具有濃縮性，不光體現(xiàn)在敘述時間上，還在夢的釋義層產(chǎn)生多義作用。莊子構設夢境這一情節(jié)，是莊子見髑髏這一事件的核心，體現(xiàn)了莊子的主旨要義。所以，解讀主旨的重心應在對夢境的釋義。

　　首先，夢可“觀”社會。莊子通過“髑髏夢”所表達出的是對現(xiàn)實社會的揭露與批評。莊子在“髑髏夢” 中傳達出這樣一種情緒：生不如死。莊子既有萬物泰然處之的人生態(tài)度卻借髑髏傳達出生不如死的訊息，這就體現(xiàn)出夢境觀社會的作用。揆諸莊子所處時代，正是戰(zhàn)國殺伐動蕩，生靈涂炭時期。《莊子》中提到“世與道交相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等都是底層人民對國家動蕩、戰(zhàn)爭徭役、道德淪喪的深切控訴。因此，莊子才會通過夢，讓死人的頭骨都發(fā)出生不如死的慨嘆，由此通過夢境來反觀現(xiàn)實。

　　再者，夢可“察”理想。“髑髏夢”中不僅表達了莊子對現(xiàn)實人世的憤慨，更從側面宣揚了莊子構想的理想桃源。莊子借夢境中的髑髏提出理想世界的兩個基本點：一則人生在世的社會關系層而言，“無君臣”;二則人生在世的自然屬性層，“無四時”。顯然這兩者在現(xiàn)實世界皆無法避免，所以莊子只有透過夢境才能進行如此構想。莊子想要達到的境界是“以天地為春秋”，這就涉及莊子非常重要的哲學觀念——天人合一。馮友蘭先生將人生分為功利、道德、自然、天地四重境界，說“天地境界中的人，一切皆以服務宇宙為目的。他們對于生死的見解：既無所謂生，復無所謂死”。莊子透過夢境所描繪的世界，就是莊子所傳達的“逍遙游”無所待的自由境界，故夢境可以實現(xiàn)作者理想的觀照。

　　最后，夢“齊”生死。創(chuàng)作者在使用夢這一文學原型時，表面把夢境設置成現(xiàn)實的投射或理想的觀照，但其背后的深層創(chuàng)作動機往往與作者的世界觀聯(lián)系密切。“齊生死”即莊子深層創(chuàng)作動機。《大宗師》里提到“生死存亡一體”，死亡是生命整體的一部分。在《齊物論》中，莊子構設了“蝴蝶夢”這一夢象寓言，明確提出“物化”。就“物化”的最終目的而言，多數(shù)學者仍將其歸為“齊一”。“齊一”是指順應自然、不加成見的合乎天道。以“齊物”的哲學思想來看“髑髏夢”，同樣能得出莊子所構設的并不是髑髏表面所傳達的 “苦生樂死”的觀念，而是一種生死一體，無謂生死的境界。既然一切都是“無”，莊子勸慰人們順應天道，坦然處之。人生如夢，夢應自然，創(chuàng)設夢境來說道明理是莊子順應自然，不加斧鑿行文構思的絕妙方式。

　　四、夢境效果：“髑髏夢”的接受與轉化

　　湯普森將母題定義為“一個故事中最小的能夠持續(xù)存在于傳統(tǒng)中的成分”。中國古代詩歌中，莊子見髑髏這一母題多被當作典故，用來表達人生無常，不如安享髑髏之樂的思想，如劉大櫆、鄭虎文以及蘇舜欽，甚至蘇軾都曾以此為典。除被當作典故而直接運用外，后世在“髑髏夢”的形式、人物、情節(jié)、主題等方面都進行了改編與豐富。

　　首先體現(xiàn)在對“髑髏夢”呈現(xiàn)方式的轉化上。“髑髏夢”原本出自莊子的哲理散文。在漢魏時期，先是張衡使用游仙形式，以意寫境，寫出極具文學氣息的《骷髏賦》，后有曹植的《骷髏說》加入個人的悲慘遭遇和人生嗟嘆，到了呂安那里的《骷髏賦》直接將莊子見髑髏這一故事由敘述轉向抒情賦。元明清時期，“髑髏夢” 進入戲曲，甚至還出現(xiàn)了髑髏復生情節(jié)。如張國賓的《羅李郎大鬧相國寺》中就由此典故，在明傳奇《周莊子嘆骷骸》中更見其生死無常、人生如夢的主題。尤值一提的是，在馮夢龍《醒世恒言》中，故事形式更是變?yōu)檎f一回、唱一回的“道情敘事體”。清初，“莊子見髑髏”又出現(xiàn)在丁耀元的小說《續(xù)金瓶梅》中，后被魯迅 “古為今用”，寫成著名諷刺鬧劇《起死》。可見，“髑髏夢”先是從展現(xiàn)亂世生死觀的哲理散文變?yōu)槭惆l(fā)世間人情、個人感懷的抒情賦，轉而進入戲曲，成為世俗化說理道情的說唱，再轉變?yōu)樾≌f。其呈現(xiàn)方式的轉變，是隨中國文學史發(fā)展和大眾接受的流行趨勢一同變化的，足見千年前莊子的哲學思想和文學構思之精妙，體現(xiàn)“髑髏見夢”這一文學創(chuàng)造的經(jīng)典地位。

　　其次，后世對“髑髏夢”中的人物也進行了多處重塑。一是在人物身份上，在《莊子》中人物為“莊子” 和“不知名的髑髏”，而在張衡的《骷髏賦》中，則改為 “張平子”和“莊子的髑髏”。這一改變顯然更具有個人特色，在便于作者抒情的同時，又借“莊子”之口道出齊物生死的逍遙之境;二是人物褒貶層面，《莊子》中，作為哲學家的莊子對文中“莊子”雖無明顯褒貶，但在其“莊子不信”，提出使髑髏復命歸陽時，略帶貶義色彩，而對“髑髏”這一形象則是明顯的褒揚，甚至視其為“逍遙游”自由精神境界的形象代表。但從丁耀元的《續(xù)金瓶梅》開始，髑髏卻變成了復生后與莊子產(chǎn)生糾葛、恩將仇報的小人。到了魯迅的《起死》中，不僅對髑髏復生后的“漢子”進行了辛辣諷刺，甚至對“莊子”這一人物形象都代入了濃烈的批評;三是人物數(shù)量上也有一些變化。如在鬧劇《起死》中，人物出現(xiàn)了莊子、鬼魂、司命、漢子(髑髏)、巡士，在眾聲喧嘩中共同完成了一部“起死”的鬧劇。作者對母題中的人物不斷進行重塑，一方面是時代現(xiàn)實的大環(huán)境需求所致，一方面是因為作者在構思時往往帶有不同的創(chuàng)作目的。如張衡意欲抒發(fā)個人感懷，便將莊子變?yōu)閺埰阶樱斞竸t因所處社會時代的需要，才對莊子這一人物形象進行激烈的批判。

　　除了人物重塑，在故事內(nèi)容方面，后世甚至對“髑髏夢”的具體情節(jié)進行了改寫。《莊子》里在髑髏講述死的樂趣后，莊子提出讓司命復生髑髏，但髑髏卻蹙額拒絕。可在馮夢龍《醒世恒言》里卻增加了復命還陽的情節(jié)，在《續(xù)金瓶梅》里，作者直接刪去“入夢” 的情節(jié)，復生后的故事成為敘述重點。對于復生情節(jié)的設置改寫，體現(xiàn)了后世創(chuàng)作者在前人基礎上不斷創(chuàng)新，充分展開聯(lián)想和想象，并結合時代和社會的需要產(chǎn)生文學的“再加工”與創(chuàng)造。后世人們更關注“人生在世”的故事，對生的渴求更加濃烈。在《起死》中，魯迅同樣刪去了髑髏入夢的情節(jié)，轉為敘述髑髏復生成漢子后與給他生命的莊子糾纏，甚至叫來了巡士的故事。這也是“莊子見髑髏”這一母題對于魯迅而言，其重點不是人生如夢或齊生死的哲學觀，而是魯迅對 “無是非”文人的批評和對人性的思考，文本的時代性和諷刺寓言成分明顯增加。

　　最后是“髑髏夢”主題基調(diào)的轉變。“莊子見髑髏” 這一母題在后世幾經(jīng)改編所要傳達的主題與基調(diào)都與莊子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首先莊子在“髑髏夢”中所提出的是“齊生死”的哲學觀，雖到張衡加入了個人色彩，但主題和基調(diào)基本延續(xù)莊子風格。可由曹植起開篇則奠定悲傷基調(diào)，個人嗟嘆情感濃烈。更有呂安使髑髏為死而感到悲哀，寓言說理成分降低， “髑髏夢”主題由“贊死”轉為“嘆死”。究其原因，漢魏社會矛盾激烈，髑髏不僅是生死的符號，也是文人精神困境的象征。在元代戲曲中樂死觀也轉化為對“珍愛生命”的宣揚，《醒世恒言》中骷髏重生，故事主題同樣不出嘆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而《續(xù)金瓶梅》里“莊子見髑髏”的故事主題和生死觀便無多大聯(lián)系，成為諷刺恩將仇報的小說。到了魯迅手里更是對母題進行重構，并加入現(xiàn)代風格，小說主題具有多重隱喻。不僅提到了方生方死的生死觀，還有人情世態(tài)，恩將仇報，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諷刺寓言。

　　綜上，雖然夢境的構設對于“莊子見髑髏”這一事件來說極具藝術巧妙性，但在后世的接受與改編中創(chuàng)作者并未對其產(chǎn)生重視，夢文學這一創(chuàng)作形式還未被文學創(chuàng)作者當成一種理論指導下的自覺。這也提醒了文學理論研究者對于夢文學這一文藝范疇的研究有待深入。與此同時，就母題本身而言，莊子的“齊物” 生死觀在后世也未得到全部繼承，這一方面是迎合大眾世俗化審美的需求，人們多數(shù)還是懼怕死亡，眷戀人世繁華，對于死的話題避諱不及：另一方面可從分析心理學角度研究，“髑髏夢”不及“蝴蝶夢”的影響之大，和中國人的審美傾向“中和之美”和儒家為主導影響下不談鬼神，積極入世的思想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