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師論文簡析當下財政熱點與財政理論的管理模式

　　必須始終堅持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把握好發展財政與公共財政的結合。筆者多年倡導并運用發展財政理念，主要強調的是要研究財政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過程中如何發揮獨特作用，特別是充當社會先行資本，已多有論述。

　　《山東財政學院學報》是由山東財政學院主辦的財經類期刊，創刊于1989年，系山東省優秀期刊、華東地區優秀期刊，現已加入“中國科技期刊數據庫”、“華藝中文電子期刊(CEPS)”、“書生數字期刊”等多家電子期刊及數據庫。本刊致力于弘揚學術創新精神，提倡學術自由和平等，注重理論創新，緊扣時代熱點和學科前沿問題，積極報道財經理論研究最新成果，促進學術交流。榮獲華東地區優秀期刊;山東省優秀期刊。

　　總體上看，在當前世界“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中，國家財政競爭越來越成為國家間競爭、制度間競爭的重要方面，國家財政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與實施工具，財政服從并服務于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在不斷上升，發展趨勢在不斷強化。我們要把握國際政治因素與國家財政作用的相互聯系，理解國際政治發展態勢對我國財政發展的深刻影響，特別是結合對當前財政經濟熱點的判斷來解讀這些影響。過去10年中，國外某些勢力攻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域與內容涉及面甚廣，除了過去經常用、現在還在用的人權、知識產權、匯率決定等因素外，還加上了許多與我國財政體制或財政政策高度相關的問題，這里試舉三例。其一，宏觀稅負問題，或者說更廣義地說，我國財政占有資源的比例問題。這些年來，國際某些勢力責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或突破口就是我國的宏觀稅負問題。一些勢力過去攻擊我國的稅負問題，主要講的是我國對外商外資的稅負問題，講的或者是對外商的優惠不夠，或者是已經給出的稅收優惠現在又取消了。但近年來，攻擊的角度已經不同，強調的是對政府對于全體中國人的稅負過重問題，突顯的是我國財政占有資源過多的問題，這些攻擊是有深刻國際政治背景的，這種責難后面的司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基于此，我們就要在特定國際政治背景下看待過去10年里境外媒體就所謂“稅收痛苦指數”對我國的數次發難。對于我國宏觀稅負是否過重之爭，筆者從來堅持辯證的觀點，一方面，看待國際稅收競爭(包括以稅制競爭力或稅負排行榜等形式出現的國際稅收輿論競爭)要有平常心，因為這也是經濟全球化與要素流動國際化的產物;但另一方面，對于國外勢力就我國稅負問題的有意責難，要放在世界政治多極化與單極化爭論的背景下來思索。這已經不是一般的理論之爭，而是國際政治較量在財政稅收問題上的一種反映，我們應該進行有效應對。從這一認識出發，近年來，國家財稅部門主要領導與理論學界對國外勢力就稅負問題發難的有效回擊，完全必要。我們要在這種應對中為中國特色財稅體系的形成與制度化發展爭取有利的外部條件，這方面的爭論將會是長期的，形式也會不斷變化，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其二，國有部門收益分紅比例提高的問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我國現行復合預算體系中的重要部分，這是國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并對所得收益進行分配而形成的預算收支關系。

　　從目前的運行情況看，國有部門收益主要用于國有經濟的再發展，而用于公共財政支出使用的分紅比例相對較低。對此，國外一些勢力經常將其作為責難我國財政經濟體制的一個方面。在2012年5月進行的中國美國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方就將提高中國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列為重要的談判要求。雖然最后中方也贊同要提高這一分紅比例，但從本質上說，關于比例應該提高多少的爭議是一回事，而雙方爭論背后所持有的不同立場是另一回事。美國等西方勢力要求我們提高國有部門的分紅比例，其攻擊的要害是我國國有企業享有相當的財政補貼與各種所謂“不公平”的政策傾斜，最終期待的是我國國有部門徹底退出所有競爭性和相當部分的壟斷性領域，因為在他們眼里，我國國有經濟的存在與發展破壞了所謂民主的基礎。而我國承諾提高分紅比例的前提是，既要逐步提高分紅比例，讓國有經濟的收益更好地為全體人民服務，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但同時必須要繼續保持與壯大國有經濟部門，因為后者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可以認為，國有部門分紅比例之爭，實質上是國有部門存廢之爭，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存廢之爭，這涉及到重大的國家利益。

　　筆者多年強調要從我國國情與制度要求出發來看待國有部門存在的必要性，并嘗試從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結合的角度論證，無論是壟斷性企業還是一些必要的競爭性企業，國家繼續擁有它們是完全必須的。因為這些企業是黨長期執政的重要經濟基礎，是不可以民營化的。應該說，站在今天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來看待這些問題，我們的認識升華了。因為國有部門的存廢之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存廢之爭，相當程度上體現的就是國際政治多極化與單極化爭論對我國財政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應該堅持我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存在的制度要求與理論依據，應有效應對西方勢力要求削弱乃至取消國有部門的挑戰。在國家預算體系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不是過渡形式，而是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預算體系的組成部分與常態化形式。我們既要站在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待這一體系，還應該從國際政治視角來認識與分析相關爭論，始終旗幟鮮明，不能含糊。其三，預算公開與預算透明度提高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預算與公開問題都是我國財政經濟的熱點之一，國內各方面關注，國外勢力也始終盯著我國當前預算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應該說，近年來我國財政部門大力加強了預算管理與預算公開工作，始終按照化、精細化的要求加強預算管理，堅持所有收入都應納入預算，實施全口徑管理，收到了很好成效。財政部門同時逐步提高了預算管理的透明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2012年政府部門預算公開又邁出了堅實步伐，得到了各界好評。筆者這里強調的是，應該站在國際政治發展的背景下來看待我國預算管理與公開的深化問題。預算透明度的提高，不僅是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國內外背景下的政治問題。對于預算公開問題，筆者多年的觀點就是九個字：“是方向、有空間、有限度”。“是方向”強調的是加強預算公開透明的必要性，無論從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還是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提高預算透明度的必要性都不言而喻。“有空間”講的是這項改革任重道遠，無論從我國現有實踐來看，還是從市場經濟對預算管理的一般要求來看，我國預算公開透明之路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都還有很多須進一步推進與完善的內容。但特別要強調的是“有限度”。放眼今天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預算是完全公開的，預算公開在任何條件下都有限度。究其主要原因，無非是兩句話，一是任何支出過程都是政治決策過程，二是任何支出過程都與一定的公共選擇制度相聯系，我國也不例外。筆者贊同財政部預算司在“關于預算公開的現狀分析與思考”一文中對我國預算公開進程所做的總體判斷。在該文中，預算司列舉了我國預算不能完全公開的六大風險，其中第一點就是，與我國社會主義國體政體密切相關的一些預算不宜完全公開。筆者認為，正是預算完全公開“有風險”，所以預算公開進程必須“有限度”。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國外勢力經常用預算公開之事來攻擊我國的財政乃至國家體制，因此，我們在深化預算公開進程與改革的同時，要警惕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此事在我們的政治制度體制上打開一個缺口，要警惕某些勢力想將對預算透明度提高的要求演變為對我國公共選擇制度的責難，對此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視。筆者列舉上述問題，是想提醒廣大財政理論工作者，不存在脫離世界政治格局影響的國家財政經濟問題。當前我國財政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熱點問題，經常是一種復雜交錯的綜合體，其中既體現著國內正常的民生需求與呼聲，但有時也包含著國外某些勢力的興風作浪，對于正常的民生需求，我們應該積極回應，努力做好工作;但對于某些國際勢力的責難，我們必須予以堅決回擊，應該將財政熱點放在國際政治發展的高度來認識，要有看待財政問題的國際政治視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國際政治視角的認識

　　在堅持用國際政治視角來分析我國財政發展的過程中，筆者始終認為，為什么我國財政發展無法用現在流行的一般公共財政理論來說明，因為后者主要基于西方發達國家實踐的，一些重要部分或基礎本質是與西方政治發展道路相聯系的。而我們正在走的是前人所沒有走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施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這一實踐呼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財政理論體系。在世界多極化格局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我們就是要靠自己獨特的、、價值、傳統、政治與體制等關鍵因素來成為重要的一極。從國際政治視角來看問題，包括財政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建設也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強調的單極化，所對應的就是基于所謂“普世價值”的西方經濟理論體系，而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因此，對中國特色財政理論體系的探索，就要放在世界多極化的背景下去掂量其重要性，就是要擺脫“普世價值”在我國財政理論發展上的影響，特別是對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構建的影響。

　　我們也要讓我國財政理論體系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特色、時代特色，這應該是我們這一代學者應盡的責任。筆者始終認為，對于近年來不斷引進的、主要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實踐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有著三個組成部分，一是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對財政一般要求的部分，這是共性，應該采納。二是反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要求的部分，應加以修正補充，因為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還沒有完成。三是反映西方國家公共選擇制度等政治因素的部分，必須明確拒絕，不能有絲毫猶豫。簡言之，對于西方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我們要取其市場經濟之共性，補其忽略發展之不足，棄其政治體制之個性，而決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有意將與西方政治體制相關的部分強加到我們的理論體系之中。

　　我們必須站在國際復雜政治背景下看待與應對西方勢力對我國財政理論體系可能形成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體系的緊迫感。

　　其一，必須始終堅持我國國家財政的社會主義性質與職能目標要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體系中，對國家財政的堅持始終是核心與前提，并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性質，二是國家財政職能要求。把這些理念放在今天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來再認識、再把握，體會就會更深。關于我國財政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是要體現我國財政與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制度的本質聯系，就是要體現我國財政與基本國體政體的本質聯系，就是要體現我國財政與符合國情的公共選擇制度的本質聯系，這是我國財政，乃至整個政治發展道路與政治制度能夠成為多極化中重要一極的基本特征。筆者建議大家重溫吳邦國委員長2011年3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做的“五個不搞”的表述，因為這清楚地表達了我國國體政體的基本特征，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與不搞私有化。這些基本判斷對我國財政發展有著清晰的要求，應該體現在我國財政建設的各個方面，而放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來看，就顯得更為迫切。例如，既然我國不搞“三權鼎立”與兩院制，我們討論的國家財政制度建設，包括財權設立、預算制度改革等，都必須以我國基本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為準繩，對西方國家在“三權鼎立”與兩院制條件下的形成的財政體制，雖然可以了解其一些做法，但決不能照搬照抄。

　　再如，聯邦制與中央集中制下的財權設置理念與重心是不同的。在聯邦制國體中，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財權財力的分配上是有基本要求的。地方政府是在首先滿足自身要求、鞏固自身財力的前提下來考慮聯邦政府要求的。而在我們這樣中央集中制的國體下，財權財力的安排就必須服務“全國一盤棋、中央有權威”的大局，就是要確保中央有足夠的財權財力來實現國家重大戰略意圖與實現宏觀調控，并在這一前提下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因此，當我們決定不搞聯邦制，則對西方許多聯邦制國家公共財政的做法就要有所警惕，對于聯邦制下的財權稅權設置、財力分配等問題的做法同樣不能照搬照抄。多年來，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頭腦是清醒的，立場是堅定的，必須繼續堅持。關于我國國家財政的職能作用，筆者多年倡導用“十八字”來全面把握，即國家財政的“六字”基本職能(配置、分配、穩定)、國家財政的“六字”奮斗目標(穩固、平衡、強大)與國家財政的“六字”實現方法(生財、聚財、用財)。

　　同為地球人，貢獻本應當，把握主導權，服務多極化。而這些都需要一個穩固、平衡、強大的國家財政作為堅強的后盾。強大的國家財力，既能體現出我國對全球新問題挑戰的關注，又能始終對發達國家可能引導的單極化政治傾向保持必要的警覺。其二，必須始終堅持我國公共財政的國情與體制特色。筆者多年以來將這些特色歸結為依次遞進的四個層面：一是市場經濟的呼喚，二是市場經濟加宏觀調控的要求，三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性特征，四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我國公共選擇制度性質。對于這些內容，筆者已多次做了論證，不予展開。而放在國際政治視角下來看待這些特色，筆者又有了兩點新的體會。

　　一是在強調我國公共財政運作上述四方面結合的同時，我們從來沒有否認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從來沒有否認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下財政的主要表現形式。正是基于對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共性的認識，多年來我們選擇了進行了公共財政的國際比較借鑒，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我們還將繼續把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體系構建好。世界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并沒有影響到我們對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基本方式的選擇。我們強調的只是基于國情加以借鑒，只是堅持“慣例參考、國情為主”的結合方式。只是在借鑒各國都有的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結合的過程中，更加突出對兩者結合之中國形式的探索。對于這一點，謝部長在“4.26”報告中也明確表明了態度，“對國外經驗的借鑒也要講辯證法。一方面，要學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理念和做法;另一方面，要總結國外在某些方面的教訓，結合中國國情，對一些問題進行研究和反思，不斷完善我們自身的制度。”

　　二是在今天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下，應該更加注重對我國公共財政對應的體制性特征與公共選擇制度的堅持。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在世界各國中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其所對應的公共財政表現形式就可以是多樣的，并與一定的公共選擇制度相聯系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統一，這是我國公共財政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制度。有些學者在研究我國公共財政時，往往無意或有意地與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公共選擇制度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學者眼中的公共財政，并不是(至少不僅僅是)與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的“公共性”相結合的公共財政，而是一種事實上(至少隱含著)與西方式“公共”選擇制度相聯系的公共財政。因此，對于這種理解的公共財政，如果改動其中一個字，實際上是一種“公眾財政”。在這些學者的心目中，這里講的“眾”，也許并不是將其表達為“人民群眾”這樣一個整體，而是將其“一拆為三”，表述為每一個獨立的個人。這種理解與表述，至少在傾向上或無意有意之中，是將公共財政實現形式與西方公共選擇制度相聯系，是以西方公共選擇制度作為標準參照系的，我們對此必須保持警覺，在世界多極化與單極化尖銳相爭的今天尤其是如此。

　　其三，必須始終堅持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把握好發展財政與公共財政的結合。筆者多年倡導并運用發展財政理念，主要強調的是要研究財政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過程中如何發揮獨特作用，特別是充當社會先行資本，已多有論述。這里要強調的是，如何基于國際政治的視角來繼續提煉發展財政之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與時代特色。應該說，當今在國際政治領域中出現的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各國不同發展道路的選擇與爭論。過去幾年應對國際經濟危機的進程表明，傳統國家干預模式與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華盛頓共識”之爭，事實上都是從不同側面體現出對不同發展道路的認知。而面對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在大多數國家與國際組織都看好我國發展，支持我國對發展模式的探索時，一些勢力卻用各種方法來試圖“唱衰中國”，這種“唱響中國”與“唱衰中國”之爭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著“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的深刻背景。我們同時發現，在一些勢力攻擊我國發展道路時，相當部分和我國財政促進發展的具體做法與體制因素有關，例如稅收財政與財政關系、政府性基金預算的常態化存在、發展財政與發展金融結合的地方融資性平臺作用、支持創新的財政補貼方式。我們當然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對西方勢力的攻擊予以回擊。我們同時也應針對存在的不足不斷加以完善，努力讓各種發展財政的做法能符合現代世界市場經濟與國際經濟慣例的要求。綜之，筆者近年來在探索我國特色財政理論構建時，考慮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以經濟全球化為基本特征的世情，這里增加的是以世界多極化為另一基本特征的世情影響。面對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我們就是要更加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膽實踐，奮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體系的不斷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