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發表代理淺析法學專業低就業率

　　本篇文章是由《政策》發表的一篇政工師論文，(月刊)創刊于1993年，是中共湖北省委主辦，省委辦公廳、省委政研室承辦的省委機關刊物。創刊以來，在編委會正確領導下，《政策》雜志始終堅持“宣傳政策、研究政策、服務決策、指導工作”的辦刊宗旨，按照緊貼省委中心工作，力求做到讓省委領導滿意、廣大讀者滿意，切實增強針對性、指導性、可讀性的總體思路，不斷提高刊物質量，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成為全省各級黨政干部學習掌握黨的大政方針政策、從事政策研究和調查研究，順利開展工作的良師益友，被譽為“湖北第一刊”。

　　論文摘要 法學專業就業率走低的原因有法治進程和文化背景因素，但主要是我國法學教育的定位、教育模式、專業開設和分類培養出現了問題，簡單說，是整個現行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的脫節，法律教育沒有遵循法律職業的特性規律進行培養，將法律人才的職業化等同于普通自然科學學科的職業化，遍地開花的法學教育卻無法培育出社會真正需要的高端法律人才。法學教育的目標應當確立為精英式職業人才，并在學制、人才分類和教育模式上加以調整，這既是對就業問題的回應，更是法學教育本質的歷史使命使然。

　　論文關鍵詞 法學教育 定位 模式 分類 就業

　　法學教育是法治國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法學教育在法律人才的培養、法治觀念的宣傳、法制進步的推進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法學教育在我國重新得到重視，法學專業的開設從1978年的五院四系發展到目前的六百多所高校，數量上和質量上都空前提高。但是，作為法學教育的產品——法律人才，在法律服務市場上沒有充分獲得社會和實踐部門的認可，對學生的綜合素質特別是實踐能力評價不高。法律系畢業生普遍存在同質性強，特色性弱，眼高手低，實踐技能差，普通人才眾，高端人才少的特點。i因此，近年來法學專業就業率持續走低，出現招生熱就業冷的巨大反差，這種倒掛現象從大的方面來說，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的文化背景、我們的法治建設進程有關，從法學教育內部來看，則與我們的現行法學教育定位、教育模式、規模和專業設置、資源利用等制度措施有關。鑒于時代和環境非法學教育所能左右，從后者出發加以反思，以尋找解決之道更為妥當。

　　一、法學教育定位不準

　　關于法學教育的定位主要有精英教育和職業教育兩種觀點。精英教育論認為法學教育要向社會培養治國理政、完善社會體制、推進公平正義的精英型人才，對這種人才的成才條件和職業準入標準要求很高，要設置較長的學制，經歷嚴格的教育、考試和選拔，對人才高質量的要求導致在教育資源配備上、學生數量上形成精而少的特征。職業教育觀主張法律職業作為市場社會中的一種職業，需要大力推廣，學校僅是向市場和社會培養這種合格的法律人才，在學生的培養、專業設置和成才標準上沒有特別限制，因而這種定位下法學教育規模宏大，形成法學教育大眾化、大眾化法學教育的模式。

　　精英教育和職業教育定位各有其優劣。精英式人才教育之精英體現在對人才的業務素質和思想素養兩方面，既要具備崇高的法律倫理觀念，具有協調處理涉及倫理、道德、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復合法律事件的能力，又有處理復雜法律事務的技能。精英教育之定位帶來的疑問是，法律精英能否培養，是社會培育還是學校教育的結果。大凡行業的高端人才之產生具有多種因素之合力，社會、家庭和學校教育都是不可或缺之一環。單一的環境和途徑難獨擋重任。特別是人的政治思想、道德倫理、價值觀之形成需要一個長期而不斷修正定型的過程，精英化的預期和現實的復雜性往往有不銜接之地。另外，在法治成為主流，人才緊缺的過渡性社會，精英式教育對大量資源的占用和專用也會影響社會對法律人才在供給數量需求上的滿足，令教育資源的投入和產出量不成比例。職業教育觀把法學教育的神圣性光環褪色，視其為普通高等教育專業之一，和其他高等教育一視同仁。為因應時代需要，法學專業之開設和學生之學習不創設過高的限制條件，推行簡單審批制度下的規模化、大眾化教育。有的人還視新時代的法學教育為提高公民素質的素質教育。無疑，職業化教育對于滿足社會對法治建設人才數量的需求是有績效的。但是法律人才是與其他理工科技術性人才有重大區別的，法律人才的培養不僅是教給他們知識和技能，法律職業離不開上層建筑，法律人要與上層建筑、政治社會事務打交道，需要處理大量的涉及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等意識形態的問題，顯然僅僅掌握法律制度這種技術層面的東西是不夠的。忽略法律職業的特殊性正是職業化教育理念的致命錯誤，會導致法律人的公平正義觀、倫理關懷思想嚴重貧乏或背離社會期待。

　　我國法學教育定位經歷了從精英教育到職業教育的轉變。民國時期普遍設立了法政學校，培養目標和學生的報考目標都是成為參與國家管理和社會治理的人才。建國后，1952年院系調整，將63個政法系科縮減為4所政法學院和6所大學法律系，法學招生規模大大壓縮，當時的社會雖不需要大量法律人才，所保留下來的招生也是作為精英來對待的，一直到恢復高考初期，法律專業還作為保密專業招生。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法律專業普遍恢復，新的開設也不斷增加，在需要破除人治，建設法制的政策背景下，法學教育的應用色彩漸濃，并最終取代了過去精英化教育的定位。法學教育定位的這種調整，可謂認識深化和因應時事的結果。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法制經濟必然需要法律職業的興盛，法學教育的再度繁榮可謂生逢其時。

　　但是，也要看到，法學教育定位觀念的改變也是在大量借鑒發達法治國家法學職業教育的基礎上形成的。當今西方法學職業教育大致有三種類型，分別以美英、德日和澳大利亞為代表。美英法律職業主要從律師中產生，故整個法學教育以培育優秀的律師為目標，相關學制、課程、學習方式等均圍繞律師職業所必須的知識和技能展開，注重學生的知識結構和經驗能力養成、考核。因此學習法律之前要取得一個非法律的本科學位，以其閱歷和知識結構等增強對法律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德、日的情況則較為注重對法律知識的系統學習，強化學生的理論分析、判斷推理能力，學習法律之前一般為高中生，不要求學生的知識背景和閱歷經驗，但在進入正式法律職業之前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司法考試，德國要求兩次考試，考試之前要求學生必須進行一到兩年司法實踐研習。這等于把實踐性學習放在了知識學習之后進行。澳大利亞則要求學生在法律專業學習中同時修讀其他學位的雙學位，學制相應的設定為五年，確保學生綜合素質的養成。對西方法學職業教育加以總結，就不難發現存在兩大特征：第一，職業性和復合型。注重法律知識和其他社會知識、人生經驗和司法實踐經歷、倫理品德操守和司法實踐能力同步培養和提高。法律職業實際上也是社會活動的一種，需要處理最復雜的人際關系、社會事務，需要有理解復雜社會關系的思維能力，故法學教育是一專多能、又專又強的綜合型教育，整個教育目標設定和教育過程著眼與未來法律職業的要求。第二，高端性和精英性要求。西方并沒有僅僅把法學教育職業化了事，針對法律職業與其他技術類職業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和工作目標的不同，有針對性的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比如，其他學科背景的要求，強化實踐性學習和實踐技能的養成，司法考試的高淘汰率等，令法律職業的從業者個個成為嚴格選拔的產物，實際上就是一種精英型定位的體現。

　　我國法學教育定位在借鑒職業性一面時，忽略了復合型和精英型，體現在教學模式單一，理論知識偏重，法學學科之間過度分立，法學以外學科過少，實踐操作能力培訓不足，職業倫理培養形式化等方面。這種輕視或弱化的局面產生與我們的教育定位有很大關聯。我們的培養目標僅僅是掌握法律理論和實踐技能的應用性人才，于是乎，能夠熟悉法律和按照法律辦事就成為急功近利的不二選擇。實際上，法律問題的處置，不僅僅是依法辦事，那是簡單法律事務的解決方法，而實踐中更多的不是一是一，二是二的簡單社會關系，是紛繁復雜，關涉多面的法律和社會事務，法律人以能夠處理好這類事務為最高境界。所以，包括倫理操守、社會背景等在內的綜合素養就非常必要，教育就理當早有安排。在沒有這種考慮的頂層設計下，就難以培育受社會歡迎的高端法律人才，低層次無特色的重復就會不斷復制每年的低就業現實。當然，此地的復合型和精英型并不意味著數量就一定少，在保持一定招生規模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兼顧精英意識和復合知識背景。

　　二、法學教育教學模式落后

　　法學教育模式自古以來可以總結為四種，即學徒式學習、學科教育型(學院制)學習、案例式學習和診所式學習。學徒式學習是最早的法律技能教授傳承方式，出現在12至13世紀初的英國。有志于法律工作者的人便模仿手工業中普遍流行的學徒制，首先拜某一成功的開業律師為師，充當學徒，通過協理某些事務性法律工作，如詢問當事人、調查取證、準備訴訟材料、制作法律文書、提供法律咨詢以及在法院觀察法庭的日常工作旁等方式學習法律基礎知識。受此影響，直到18世紀后期美國的法學教育仍是一種學徒式教育。18世紀80年代，瑞伍茲法官建立了全美第一個法學院，但那也不過是一個集團性的學徒教育機構，學生們仍舊與法院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美國的學科教育式學習大約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法律學習的主要陣地從學徒制轉向學院制的法學院，即改變傳統的師承式學習為學術講座和教科書為主的模式。案例式學習是在學科制法學院教育過程中出現的，是對學科教育型的一種改進。最初由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代爾在1870年以后創立，又稱蘭代爾模式。這種模式下，即把法學作為一種像其他自然科學一樣可以通過書本來進行系統學習的科學，又主張通過大量研判美國上訴法院案例，借以提高學生提煉規則的能力，掌握美國普通法的產生機制和內在精神，從而確保學習效率和學習效果。蘭代爾模式的本質在于改變單純學科制學習的不足，但仍沒能根本上改變法學教育與其他學科學習的同質化傾向。因此，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在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思潮的帶動下，案例式學習再次遭到質疑，逐漸被新的學徒制形式——診所式學習所代替。早在20世紀30年代，弗蘭克就在賓西尼亞大學法學評論中發表了《為什么不建立診所式的律師學校?》一文，公開批評蘭代爾模式，呼吁要回到蘭代爾之前的“律師學校”。但是此時的診所式學習并非單純的復古。弗蘭克建議診所式法律學習要具備四個條件。其要旨是法律專業學生應該像醫學專業學生在醫院里的免費診療室和診所學習實踐一樣，通過大量設置在法學院的法律援助機構——法律診所或法律診療室進行大量的法律實踐，以代替法律知識的灌輸。其觀點得到了另一現實主義的大師盧埃林的支持。

　　無疑，各種模式在特定時代都發揮了特定的作用，也是人類認識深化的結果。對待法學教育的模式演變及價值，我們要有一個辯證的態度。四種教育模式在當今中國都有其借鑒的必要性，只不過要放在不同的地方來使用。比如在學習早期階段，基礎知識還是要靠系統講授，形成嚴謹的邏輯思維和理性認識。對案件的實際處理能力主要靠案例分析、研判和具有角色模擬功能的診所式訓練，而且應該占法律專業學生后期學習的主體。取得法律職業資格之后的實踐學習就主要是一帶一或一帶幾的學徒式鍛煉，借以迅速獲得經驗。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法學教育的主要模式還是學科式知識灌輸，雖然都已認識到案例教學、診所式訓練的作用，但真正嚴格貫徹的高校只占很小比例。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下，國內十所高校的法學院引入診所式訓練模式。v在這些所謂進行改革試驗的法學院，診所式學習其占整個學習進程中的時間段也并非很長，有的只有一學期左右，而且很多還只是可以頂學分的選修課而已。由于沒有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推廣，各地的自愿改革基本上停留在理念層面。因此，在沒有行政硬性要求下，全國法學院的法學教育主要還是靠教師和教室低成本運作，畢業學生的市場認可乃至搶手就難免十分奢望。

　　三、法學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低

　　目前，全國開設法學專業的600多所高校，絕大多數高校是近十年內新設法學專業，這些“后起之秀”存在一些共性特征，即：第一，師資數量較少，一般在10人左右。第二，學歷、職稱較低，即便有些高校近年來提升了學歷門欄，但這些專業師資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客觀現狀并非一時所能改變。第三，從大法學專業改行而來較多。新開設法學專業的師資很多來自教授馬列、政治類課程老師。第四，教學經驗不足。年輕的法學專業，年輕老師較多，特別是那些理工科院校，以新近引進的研究生為主體，這些老師教學經驗和司法實踐經驗相對欠缺。這些共性決定了一哄而上，大干快上的法學專業的基本現狀，其輸出的產品必然難以精工細雕，往往是為為使學校“高大全”而開設專業，為學生能夠畢業而完成教學任務。因此，數量上上去了，效率有了，但真正的產品效益是遠不能滿足預期的。

　　其實，在教育行政部門盲目審批的支持下，為追求高校自身專業“大而全”而開辦法學教育，很多情況下也不見得就是高效率的。例如，診所式學習的診所在諸多理工科院校甚至文科大學也沒有真正建立，即使有診所在運轉，實際操作率也過低，象征意義大于實際價值。此外，作為重要教學設施的模擬法庭，是學生體驗司法運作，進行角色演練的重要道具，甚至很多高校也難以設立，只是用一般的教室頂替而已。

　　法學專業相對于其他自然科學類專業而言，算是低成本投入的，但也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教學設施、設備，現如今，這些必須具備的教學實踐設施、實驗設備并沒有成為審批法學專業設置的必備條件，實際上是教育行政部門在放羊，各高校完全靠自覺、責任對待法學專業的教育。物質條件尚且如此，人文條件、師資條件就更可想象。因此，這種缺乏物質和師資保障的法學教育，也充其量是法學知識的傳授而已，相關的職業技能和素質培養毫無保障。聯系到當前的就業現狀，所進行的法學教育其實不僅是低效益的，也是低效率的。

　　四、法學人才分類培養不足

　　我國普通高校法學教育從學歷上分為專科、本科和研究生三個層次，研究生又分為法學碩士、法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盡管存在一個階梯型學歷層次，但就貼近法律職業，考慮社會需求來說人才培養的分工是不明顯的，這也就造成了法學就業的難題之一——人才雷同化。

　　首先看專科教育，法學專科一般開設在高等職業院校，很明顯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是視其為一種職業教育，但是，不僅其在校期間學習內容與本科無大的不同，專科畢業生也沒有參加司法考試的資格，于是，專科生可選的路徑只能是不就業的升學，參加專升本考試等，就業前的職業教育卻無法就業，顯然是具有諷刺意義的。這樣的專科教育豈不只剩普法的價值，但拿青年人的美好年華僅僅換取普法的效果，豈不是浪費青春，誤人子弟?

　　其次，法律碩士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應用性人才區分沒有拉開。法律碩士要求報考者具有跨專業背景是著眼于高級應用性人才培養，無疑是正確的，但如今法律碩士期間的學習存在偏向理論，輕視實踐的現象，本該有的職業技能實踐和訓練嚴重不足，出現了和本科人才雷同化特點。這都已經在成為高校和教育部門政績的同時，遠離了社會需求和法律職業特性。至于法律專業報考法律碩士就更是一種學歷鍍金，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再次，法學碩士和法學博士作為學術型人才占比過大。特別是法學碩士招生一直是整個碩士教育的主流，高校似乎以此顯示自身的學術身價和社會地位。事實上，這種缺乏社會實踐的從理論到理論的培養，很難培養出什么大師來，不了解司法實踐如何研究本屬于實踐科學的法學。因此，如果需要培養真正有創見，能進行實踐性思考的法學家，還必須大力進行法律碩士教育，高校的師資也要從法律碩士畢業的博士中獲取。至于高校近幾年潛規則中不招法律碩士為師資，除了法律碩士教育中存在前述實踐不足的問題外，也是我國法學學術研究長期以來形成的輕視、脫離實踐的誤區所致。

　　和法學最能夠相比的是自然科學中的醫學，醫學醫治人身的疾病和心理，法學醫治社會運行和社會成員社會關系的痼疾，二者在實踐性的生命力上是完全無異的。現行醫學本科專業的學制設置為五年，后兩年主要進行嚴格的實踐訓練，醫學碩士和博士都是以其實踐醫術提高為培養目標。法學本科只有四年，最后的實習往往只有半年到幾個月，也缺乏嚴格的監管，落實往往成為學生自愿。法學碩士和博士就更談不上什么教育行政部門設定的硬性實踐。唯一的實踐性學位法律碩士也僅是滿足了入學前的綜合性素質的要求。

　　如此一來，現行的法學教育在人才培養目標上雖有分工，但具體教育內容上分工流于形式，仿佛有各種層次的法律人才在培養，說到底還是一鍋粥，就起業來，用人單位根本無法按照其學歷特色進行選擇，只能是以其學歷的高低決定含金量。所以，這種就業注定埋下后患——高校培養的學生嚴重的眼高手低。長此以往，惡性循環就會形成，就業就不能不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