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論文范文危險駕駛罪的認定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各項法律也在不斷完善中，刑法也在不斷進行修改和完善，最新實施的就是刑法修正案九了，其中增加了一些駕駛犯罪的相關規定。本文是一篇律師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危險駕駛罪的認定。

　　論文摘要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共交通安全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刑罰修正案(九)》在危險駕駛罪的犯罪范圍內增加了兩項內容。然而一直備受爭議的危險駕駛罪在實際認定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刑法條文的規定較為模糊，本文基于此做出相關論述。對于危險駕駛罪條文中的“道路”、“追逐競駛”、“醉酒駕駛”、“旅客運輸”及“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五點內容展開討論。

　　論文關鍵詞 危險駕駛,認定,《刑法修正案(九)》

　　新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危險駕駛罪中增加了兩項犯罪內容并對犯罪主體及其相關人員的責任問題做了相應規定，具體內容為“將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修改為：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拘役，并處罰金，(一)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二)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三)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或者嚴重超過規定時速行駛的;(四)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對前款第三項、第四項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筆者就其在犯罪認定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

　　一、 對“道路”的認定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13年12月18日聯合頒布的《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條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前款規定的“道路”、“機動車”，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條規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雖然法律對此做了明確的解釋，但在實際發生的一些案件中看，有不少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的事故卻發生在不符合國家公路標準的鄉村便道等“非道路”上，那么對這類案件是否定危險駕駛罪呢，是否應當將通行社會車倆鄉間小路、鄉村便道等納入道路的范圍呢?有學者從農村大規模建設公路及交通主管部門形成負責管理角度來說明農村道路是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的 ，筆者雖然同樣支持農村道路應符合法規的規定，但主要從危險駕駛罪侵害的客體角度說明。危險駕駛罪侵害的客體是道路交通安全，而道路交通安全不僅指道路上的安全，也包括周邊地區的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財產，因此筆者認為，在具體案件中，如果發生地點在人、車流通量較大的地段并且符合危險駕駛罪其他要件的，應定此罪;而如果是發生在比較偏僻的山村、封閉的道路或者其他人、車流量較少的地段，就不適合定此罪。

　　二、 對“追逐競駛”的認定

　　對追逐競駛的爭議大致為追逐競駛是否以兩車或兩車以上為必要、追逐競駛是否以超速駕駛為前提及追逐競駛是否是“飆車”的同義替換這三方面 。首先，筆者認為追逐競駛不以兩車或兩車以上為必要，即單個人亦可實施。從追逐競駛自身詞義上看，可理解為追逐與競駛兩項，追逐則指行為人個人故意(或惡意)超速行駛，不顧其他車輛或行人之安危;而競駛則為兩車及以上相互競速行駛，這里才具有兩者或多者相互比較之意。從其法律后果上看，若僅規定兩車及以上才成立追逐競駛且情節惡劣，定為危險駕駛罪，其法律后果為處拘役，并處罰金;而單個人故意超速行駛的法律后果為行政處罰，其相對于刑罰輕很多。二者危險性相當，而處罰后果輕重不一致，明顯有失公平。張明楷教授雖然也認同追逐競駛可能由單個人實施，其說法為：“行為人駕駛機動車針對救護車、消防車等車輛實施追逐競駛行為的，也可能成立本罪 。”但筆者認為不應只針對救護車、消防車等車輛，其追逐競駛的車輛不應限定，即道路上行駛的任何車輛都可以成為追逐競駛的對象。其次，筆者認為追逐競駛應當以超速駕駛為前提，從本罪罪名看，危險駕駛罪中“危險”一詞就決定了其以超速行駛為前提的合理性，如果是在道路上正常行駛或緩慢行駛，一般情況下是不會發生危險的，而只有行為人超速行駛時才會產生危險;再從其為抽象危險犯的性質上看，需要符合情節惡劣這一要素，所以超速行駛應為追逐競駛的前提。最后，筆者不認為追逐競駛是對“飆車”的同意轉換，《現代漢語詞典》對其的解釋為“開快車”，即高速行駛，而高速危險駕駛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競駛的特征，因此部分學者隨媒體廣泛宣傳“飆車行為”而將兩者視為一體的觀點有失偏頗。

　　三、 對“醉酒駕駛”的認定

　　關于醉酒駕車的標準的認定存在兩種說法，分別為主觀標準說和客觀標準說。主觀標準說認為，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屬于醉駕時應該通過觀察行為人的意識、辨認控制能力及其醉酒的表現等來判斷其是否處于醉酒狀態。客觀標準說認為，在認定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駕駛狀態，完全取決于行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而不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意識是否清晰、辨認控制能力是否減弱以及行為人在醉酒后的表現等因素 。對于這兩種觀點，筆者認為都有不足，應當兼采適用。第一，客觀標準說定罪標準過于簡單化。刑法中所規定的醉酒駕駛的標準，在實踐操作中，主要以《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中“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屬于醉酒駕駛”為判斷依據，一旦超過即為醉駕。僅以此為定罪要素略顯單薄，而沒有考慮到行為人個人體質因素，有些人喝十瓶啤酒都與沒喝一般，而有些人喝一瓶就倒了，我們禁止醉酒駕駛的原因在于喝酒后會導致駕駛者頭腦混亂、神志不清，開車易發生危險。倘若部分駕駛者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過醉酒駕駛標準，卻并不影響其駕駛，這樣“一刀切”般的認定為醉酒駕駛，恐怕有失公平。第二，主觀標準說具有可操作性但成本較高。有些學者否認主觀標準說的原因在于判斷駕駛者的主觀意識或者辨認能力較難而且不易操作，當然，由人來判斷當然比較困難，但是能不能由相關部門建立一個專門用于考驗駕駛者意志是否集中、頭腦是否清醒的電子題庫 ，就如同以智力測試題來評估我們智力值一樣，來評測駕駛者的主觀清醒程度，然后設定一個標準用于區分酒駕或非酒駕。以主觀標準來區分是否為酒駕可能更為科學，但開發題庫及配套相應設備的成本過高，并且需要輔助一定的科技手段才能實現。第三，確認是否為酒駕應當先客觀，再主觀。《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中還規定“對不具備呼氣或者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條件的，應進行唾液酒精定性檢測或者人體平衡試驗評價駕駛能力”。筆者認為應當在現場呼氣檢驗為酒駕時，同時采用人體平衡試驗，即步行回轉試驗、單腿直立試驗等來進一步確定駕駛人是否處于清醒狀態。

　　四、 對“旅客運輸”的認定

　　由于《刑法修正案(九)》頒布實施不久，對“旅客運輸”進行討論的學者少之又少，而筆者想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此項應不應該包含公交運輸。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交通法》中的相關規定，任何營運車輛都不得超載超員，然而部分公交車嚴重超載仍然繼續在路上行駛卻并沒有受到處罰，原因在于我國特殊的國情，人多而資源少，造成了公交車嚴重超載的現象，法律對此也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對旅客運輸的超載行為已經由行政處罰上升為刑事處罰，故筆者認為公交運輸應包含在其中。有些學者持反對態度，其觀點為公交運輸一般為市區之間的短途運輸，而且經過一個站點后乘客數量會有所變動，其危險性不會持續性存在;而旅客運輸通常為長途運輸，其人數一般不會變化，如果超載則其危險性高且持續時間長，如此對比，再從國情角度考慮，認為公交車應屬例外。筆者不敢茍同，如果對于一輛黑面包車，同樣是在市區內進行短途運輸，中途也會有乘客下車或上車，那么對其超載行為是否就不按照本罪處理了呢?顯然不會。同樣出于對國情的考慮，筆者認為可以按照條文“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中“嚴重”這一規范性要素對公交運輸做一個特殊的標準去判斷。再者，公交車能否借鑒電梯超重停止原理，即當公交車上人員超過標準承重時，公交車會發出相應的警報聲以提醒司機，讓其勸說乘客等候下一輛，保持公交運輸的安全性，從而降低危險性。

　　五、 對“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的認定

　　本罪第二款“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對前款第三項、第四項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筆者認為危險駕駛罪系故意犯罪，即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但對于負有直接責任的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而言，其主觀上是否具有故意是對其是否具有直接責任和能否依照前款規定處罰的判斷標準，可以分為以下六種情形進行討論：

　　假設甲為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乙使用甲車從事校車業務(旅客運輸、危險化學品運輸業務)，乙在用車過程中，故意違反規定，構成危險駕駛罪。

　　第一種情形為：事前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有充分認識且同意其做法，那么認定甲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其與乙之行為符合共犯規定，應當按前款規定構成危險駕駛罪。第二種情形為：事前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有充分認識但對其行為不置可否，應當認定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持放任態度，主觀上具有間接故意，同樣符合共犯構成要件，按前款規定構成危險駕駛罪。第三種情形為：事前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有充分認識，甲表示反對其做法并實施積極地行為阻止其犯罪，而乙違背甲之意愿趁其不注意時實施違法行為，其中甲主觀上不具有故意，而且客觀上又存在阻止其犯罪的行為，因此甲不構成犯罪。第四種情形為，事前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有充分認識，甲表示反對其做法但沒有實施積極地行為阻止其犯罪，乙違背甲之意愿趁其不注意時實施違法行為，其中甲主觀上不具有故意，但缺乏客觀上的阻止行為，對甲不應認定為犯罪但應負相應的監督管理責任。第五種情形為：事前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無認識而且沒有盡到相應的監督管理責任(如告誡其不得違反相關規定或采取相應措施預防犯罪等)，出于對設立本罪的目的的考慮，此種情形應當直接推定甲對違法行為至少有認識或者是放任，甲構成危險駕駛罪。第六種情形為：事前甲對乙之危險駕駛行為無認識但其告誡過乙不得為違法行為或采取過實際措施預防其犯罪，但乙還是趁其不備實施了犯罪行為的，對甲不應當認定為犯罪，但需負相應的監督管理責任。

　　六、 結語

　　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提出“風險社會”這一概念，隨之而來的“風險刑法”理論也受到熱捧，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和預防未知的風險，危險駕駛罪便這樣的環境下產生，但刑法作為抗制社會違法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不應濫用，而其立法目的更不能被社會之輿論綁架，應當時刻堅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合理限制犯罪圈擴大，同時需要堅守人權保障的終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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