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看中國的制度優勢

　　戰后資本主義經歷了兩次經濟政策的大調整。一次是從羅斯福新政到凱恩斯主義的推行，針對的是上一世紀30 年代的大蕭條所暴露出來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破壞性弊端;另一次是上一世紀70 年代以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風行，針對的是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福利主義等政策造成的滯脹。去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規模之大、范圍之廣、破壞力之強，是十分罕見的。這場危機，說明了凱恩斯主義救不了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也救不了資本主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可以通過政策的自我調節度過一時的難關，但它內在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解決的。

　　二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給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困難，而且迅速地從發達國家傳遞到發展中國家，也沖擊到我國經濟的發展。2008年第三季度，我國GDP增速由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10.6%和10.1%下降到9%,第四季度進一步下降到6.8%，2009年第一季度繼續下降到6.1%。我國遭受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困難。

　　那么，這里有一個問題發生了，即：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危機，為什么會給我們帶來這么大的沖擊呢?

　　這首先是因為，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資本的活動始終是擴張性的全球性的。這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中，都早已講清楚了。今天的經濟全球化，已經是與信息化相結合的金融資本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及其依存度更是前所未有之大。因此，這場發源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勢必以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量減少等形式殃及發展中國家，殃及我們中國。

　　其次是因為，戰后形成的國際金融體系在運作和監管上都存在極其不合理之處。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從戰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到20世紀70年代建立牙買加體系，盡管國際金融體系有過一些調整，但是它依然是一個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不公平的體系，對發展中國家很為不利。這次危機，不僅進一步暴露出它的不公平性以及它在監管等問題上的不足，而且暴露出發達國家完全可以通過這個體系把危機轉嫁到發展中國家身上。這也是這場發源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殃及到發展中國家，殃及到我們中國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上也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盡管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工業化也還沒有實現，特別是粗放型的經濟結構和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的增長方式還沒有完全轉型。這些不足，也使我們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

　　綜上所述，我們遭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困難，不是由我們的基本制度造成的，主要是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造成的。

　　三

　　全世界都已經注意到，在應對這場國際危機的過程中，中國的表現最為出色，對世界經濟的復蘇和發展貢獻最大。

　　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經濟措施，特別是去年11月推出的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順利實現了全年保8%的目標。盡管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等問題，但是經濟企穩向好勢頭已經日趨明顯。不僅如此，中國還在20國集團金融峰會上以及其他一系列雙邊和多邊的經濟對話等國際活動中，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促進世界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一切，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在經濟制度上，既堅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又堅持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國家宏觀調控機制與市場配置資源機制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在政治制度上，既堅持了黨的領導，又堅持了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并在此基礎上實行了選舉(票決)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的民主實現形式，擴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在文化建設上，既堅持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了主旋律，又堅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抵制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在社會建設上，既加快了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以解決就業、教育、醫療等問題，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又完善了社會管理，防范和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堅決維護社會安定團結。

　　這一制度盡管還沒有定型，還需要在深化改革過程中不斷地完善和發展，但是已經顯示出了它既有自我改革發展的生機活力，又有維護社會和諧的凝聚力;既有快速的社會動員力，又有協調的社會組織力;既有抓住機遇的敏銳，又有應對挑戰的能力;既能積極開拓創新，又能自覺拒腐防變。這一些明顯的制度優勢，正是我們能夠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有利條件和可靠保障。

　　四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想介紹一下前不久我在北京召開的“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研討會”上，就中國制度的“特色”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制度優勢問題所做的一個發言。

　　我是從一個比方說起的。我說，今天所有的現代化交通工具，不論是汽車、火車、輪船，還是飛機，都有四個基本的部件或功能：一是動力;二是方向盤或操縱桿;三是剎車功能;四是這些功能之間聯動的信息傳遞功能。這四個基本功能，缺一不可。沒有動力功能，不能開動;沒有方向盤或操縱桿，就會到處亂開，到處亂撞;沒有剎車功能，遇到危險就完了;沒有這些功能之間聯動的信息傳遞功能，不能形成一個運動的整體。

　　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同樣要有這四個基本的功能。“中國號”列車，同“英國號”、“法國號”、“德國號”以及其他“國號”列車相比，都有這四個基本功能，這是我們之間的共同點。但是，相比較而言，“中國號”列車這幾年跑得比較快，比較穩，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中國號”列車在這四大基本功能上有許多自己的“特色”。

　　一是在“動力”方面，中國堅持改革創新，不拘泥于一成不變的經驗或模式。在中國，有一個詞叫“與時俱進”，就是不僵化、不停滯。當然中國有一個后發優勢，前20多年沿海地區改革創新走在前面，帶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最近六七年中國中西部一些省份起來了，比如內蒙古、河南、遼寧等省份改革發展速度很快，使中國經濟增加了新的動力。“中國號”列車好比是有幾個動力協同帶動的“動車組”即快速列車，而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還會有更多的省份成為“動力”。這是“中國特色”。

　　二是在“方向盤”方面，中國有自己明確的前進方向，并有駕馭方向盤的好司機。中國的發展方式有一個特點和優勢，即有長期的戰略目標與短期的實施規劃相結合的戰略步驟，而且深入人心。中國人絕大多數都知道“三步走戰略”、“十一五規劃”等等，經濟發展有方向有規劃，政治發展有方向有要求，各行各業發展都有方向有要求。不管誰來領導都必須按照這一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去推進。加上中國實施了建設“學習型政黨”、“學習型政府”的宏大計劃，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領導干部的培訓，讓他們上黨校或行政學院學習，成為按照這一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去熟練駕馭方向盤的好司機。中國的政治理論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叫“能力”。黨對自己的要求是提高“執政能力”，政府對自己的要求是提高“施政能力”或“治理能力”。這種以“能力”為主線的政治追求，超越了“大政府”與“小政府”爭論中的難點，是一種更有成效的國家治理理念。中國有明確的發展規劃和目標，又對領導干部進行能力的培訓，這就使得“中國號”列車能夠平穩快速地行進。這也是“中國特色”。

　　三是在“剎車功能”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而不是那種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國家宏觀調控是保證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機制，同時也是應對危機的“剎車”機制。這在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對付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已經十分明顯地體現出來了。中國黨和政府追求的治理能力，既表現在方向盤的操縱上和動力系統的配置上，又體現在危機處理上。這種危機處理機制的重要功能是及時地踩好“剎車”。而且，在中國的體制中，這種危機處理機制不僅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實施，而且是一種全方位的危機處理機制，是一個由黨的系統、政府系統、立法系統、司法系統、輿論系統聯動的“剎車功能”。令行禁止，富有成效。這也是“中國特色”。

　　四是在“這些功能之間聯動的信息傳遞功能”方面，中國建立了現代性的多元復合的信息傳遞系統。從歷史上來考察，中國早就會造車。我們的先祖造過兩輪車、四輪車，特別是還發明了獨輪車。但是中國古代的四輪車只能直行，不能拐彎。能夠拐彎的四輪車，是我們從工業化國家學來的。四輪車怎么拐彎呢?關鍵是在掌控行進方向的前兩輪與動力帶動的后兩輪之間，按了一個齒輪裝置。這個裝置的重要功能是進行信息傳遞，以實現方向盤、動力、剎車之間的聯動。這個裝置的誕生，是車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現代經濟也好，現代政治也好，一個重要的標志，也在于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形成了能夠使社會各種功能聯動的信息傳遞功能。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任務之一，就是要形成這樣的信息傳遞功能。我們的政治體制中，已經形成了五套信息傳遞機制，而且相輔相成，迅速傳遞。這五套信息傳遞機制，一是黨的系統的信息傳遞機制，二是人民代表的信息傳遞機制，三是政協委員的信息傳遞機制，四是政府機構的信息傳遞機制，五是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新聞媒體的信息傳遞機制。這五套信息傳遞機制，按照各自的民主實現形式以最快速度了解社會各個層面發生的事情和群眾的需求，通過“內參”、“提案”、“議案”等具體管道，上下傳遞。這不僅有利于廣大群眾行使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而且有利于領導者的正確決策。這種現代性的多元復合的信息傳遞系統，是一個重要的“中國特色”。當然，我并不認為中國在這些方面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們的探索還在進行之中，我們的體制還不完善，更談不上已經定型。重要的是，我們是在發展，是在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