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政策不確定性下的創新決策與經濟增長過程

　　構建“2+1 ”部門內生創新模型,考量政策的連續性和制度的穩定性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結果表明:由于創新活動具有極大的風險性質,初期需要巨大投入,而回報分散在漫長的未來時間,因而未來面臨的各種制度和政策變化都會影響到創新成果的現值,從而不利于鼓勵研發部門將資源投入創新活動。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部門需要實現多重政策目標,這意味著鼓勵創新的目標可能受到牽制,從而增加了創新活動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因此,要促進創新活動,必須為研發部門提供一個可以穩定預期的未來制度與政策環境。

　　《經濟世界》(月刊)1984年創刊，是由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辦的專業性學術經濟報道刊物。介紹國外經濟發展的經驗和動向，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以經濟新聞雜志的形式，向讀者提供有關國家經濟的有深度的和綜合性的報道。

　　一、引言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階段,供給側改革成為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關鍵,也是引領下一波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途徑。 相應地,創新驅動就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理論上,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成功地分析了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各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均收入得以趨同的條件是什么,從而分析哪些國家在趨同、可能趨同,哪些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沒有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經濟增長會大受制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會不斷擴大。

　　中國的創新活動與美國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美國創新活動最為活躍的公司如微軟、谷歌、蘋果、IBM、英特爾等在數量上遠遠多于中國,在技術水平和技術專利上也遠遠領先中國。而中國大量的資本資源投入到房地產、金融等能夠快進快出的領域,致力于“百年老店”事業的投資少而又少,認真進行創新活動的企業也屈指可數。

　　現有文獻在分析創新活動的形成機制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基本達成共識:創新是持續經濟增長的動力。關于創新形成過程,主流文獻從三個角度展開了分析:(1)將創新內生化,將其看成是企業追求盈利動機的結果。Romer(19 90 )將內生的技術變化引入經濟增長模型中,從企業的盈利動機來分析技術的進步問題。他將經濟分為最終產品制造部門、體現新技術的中間產品制造部門和研發新技術的部門三個部門,討論了研發部門的技術創新活動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向最終產品部門轉讓技術而促進經濟增長的[1 ]。Lucas(1 988 )分析了人力資本的生產過程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假設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驅動下將勞動力配置到產品的生產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上,而人力資本的積累具有外部性[2 ]。Aghion 和 Howitt(1 9 92 )受熊彼特創新思想的啟發提出了創新性毀滅的經濟增長模型,實際上這個模型是熊彼特理論的重新表述,是將其理論納入到內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中。他們強調了創新的風險性質:投入巨大資源研發出來的新的技術隨時有可能被更好的技術替代,從而喪失其價值。 這種性質就使得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無法實現帕累托效率[3 ]。(2)從制度和社會的角度分析了創新的形成機制。Baumol(19 90)、Murphy 等(1 9 9 1 )認為,創新是那些杰出人才完成的工作,而且創新對這些杰

　　出人才而言只是多種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活動中的一種,杰出人才需要決策的是,是否從眾多高難度活動中選擇創新。同時,針對那些杰出人士提供經濟動力并在制度結構上加以約束和引導,對鼓勵創新活

　　動而言是極為重要的。(3 )考慮了制度和政策不確定性對創新的影響。 Lueg 和 Borisov(2014 )強調,企業所進行的創新活動必須對環境的變化做出相應反應[4]。Mcmullen 和 Shepherd(2006 )強調了企業對不確定性的態度比不確定性本身更為重要,如果企業能夠積極面對不確定性,將有益于企業對創新決策的制定,從而增加企業的創新行為[5 ]。 王俊雄和王建華(201 6 )指出,政府應想辦法為企業的創新行為提供保障,從而減少企業對于不確定性的顧慮,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支持企業創新能力

　　提升,完善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推動企業創新[6 ]。王亞妮和程新生(2014)認為,企業的創新活動往往需要冗余資源的參與,而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有可能促進企業將冗余資源用于創新,環境不確定性在資源約束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并不能促進、甚至會阻礙企業創新項目的開展,而只有當企業資源

　　較為富足時,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才會得以體現[7 ]。郝威亞等(201 6 )研究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會致使企業推遲研發投入決策,從而抑制企業創新,因此,政府應當盡量穩定市場對政策的預期,以緩解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負面影響[8]。黎文靖和鄭曼妮(201 6 )的研究結果表明,選擇性產業政策并不能激發企業進行推動技術進步和獲取競爭優勢的實質性創新,企業為了得到政府的扶持而選擇僅僅增加創新“數量”的行為只是一種策略性的創新[9 ]。

　　綜上可見,國外的文獻大多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探討創新的形成過程,這一點并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企業的創新活動的驅動力更多的是資本的逐利。此外,國外主流文獻研究的對象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它們有著成熟穩定的經濟環境,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的轉型過程,這也意味著制度的不斷變革和政策的持續調整。這種環境對企業家而言意味著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創新活動是需要初始大量投入、后期緩慢回報的過程,因此,不可預測的未來就會制約企業的創新活動。國內文獻雖然也有研究環境的不確定性對創新活動的影響,但是大多聚焦于個別具體的政策,沒有從主導這些政策的制度環境進行分析,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增長與創新活動中的關鍵萬因方素數。據因此,本文將利用動態不一致性的理論,分析中國制度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連續性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

　　二、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

　　(一)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模型設定:制造業與研發兩部門經濟

　　將經濟部門分為制造業和研發兩個部門,其中制造業即傳統部門,可以只借助資本與勞動開展生產,也可以采用新的技術以提高生產效率;新的技術則來自研發部門,需要動用資本資源投入到研發活動中。雖然很多企業都自行設有研發部門,但是也有不少企業會購買其他企業或科研機構研發的專利。

　　在這樣一個兩部門經濟中,制造業部門遵循傳統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技術,研發部門則需要兩個決策:先決定投資開發技術,其成本為 C;一旦技術開發成功,就生產體現這一技術的設備 A,并銷售給制造業部門。

　　(二)模型的均衡解:創新水平的決定機制

　　在均衡時,資本投向制造業和投向研發部門的收益率是相等的,否則,資本會從收益率低的部門流向收益率高的部門。 在不考慮資本折舊的前提下,資本投向制造業的收益率為資本投入的邊際產品。因為制造業是競爭性的,所以,各個要素獲得其邊際報酬。于是,根據式(1 )可知,資本投入到制造業能夠獲得的回報率為:

　　可見,當制造業和研發部門決策都是盈利最大化驅動時,同時,當制造業為競爭行業而研發部門為壟斷行業時,最終投向制造業的資本資源是常數,見式(9),而投向研發部門的資本資源受到政府政策()τ和勞動力人口的影響,是稅收的減函數,是勞動投入的增函數。這也表明,政府關于創新的政策在促進或抑制創新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

　　三、創新的決策過程與制度不確定性的影響

　　(一)技術專利開發決策

　　企業研發成果的價值是其在專利保護期內所能獲取的凈利潤,但是因為不確定性,它的專利隨時會被各種因素終止,或者新的技術取代它,使其過時。這就是熊比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或者政府政策改變,導致其市場地位受損。 例如專利保護的弱化或者政府撤銷針對研發部門的扶持政策等,都會導致創新知識的價值受損。設想這兩大原因導致已開發的專利知識的價值量變動遵循泊松過程,即在開發出來的專利知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每一個時點上都以ε的概率喪失價值,而這個概率與專利知識價值存續了多長時間無關,那么,在經過 t 時間后,這個創新專利仍然有價值的可能性為 e -εt ,從而可以計算一項研發成果的價值 (現值 )為

　　(二)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單向信任時創新活動的決定

　　在開發技術專利時,研發團隊要預期未來的制度和政策是否穩定,一方面,政策是否穩定體現在τ的大小上面;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制度性的變化導致研發成果的獲利性被終止,這體現在ε 受到的影響上。顯然,對τ做出決策的是政府,同時政府的決策也影響著ε。

　　似乎只要政府減稅或者補貼以支持創新就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了。 事實上,政府的多重目標使得問題復雜化。如政府關心經濟增長率與公共服務,而公共服務來自稅收。如果政府因為任期的問題而關注短期目標,那么,可以假設它的福利函數為:

　　福利函數表明,政府有一個最優的經濟增長率目標 g ∗ ,或者這個目標是考慮到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有一個最優的稅收增長率目標 g T∗ ,因為政府要考慮通過稅收來滿足各項民生指標。如果沒有約束的話,這兩個目標都能實現。但是現實中是存在約束的:如果征稅過多,一定會影響經濟增長率;如果通過減稅促進經濟增長,則有可能導致稅收減少———拉弗曲線所說的降低稅率可以增加稅收只適用某一個稅率區間,超出這個區間就是另外的情形了。

　　四、政府部門和研發部門互信的取得機制:

　　不確定性的消除與創新的形成前面的分析是假設政府部門與研發部門之間的互動是一次性的,研發部門長期存在,而政府部門因為政策制定者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如果在制度上加以調整,讓政策保持連續性,不因為主要官員的離任而人去政息,那么,政府部門與研發部門之間的互動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以上分析表明:創新過程是內生的,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創新過程是利潤驅動的,而且是通過資本資源的配置來完成創新的。 在利潤的驅動下,資本資源會配置到利潤率高的部門。只要研發部門通過創新獲得的利潤率高于制造業部門,則資本資源會持續流向研發部門。研發部門完成的技術創新會在市場上交易,被制造業部門采用,從而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在均衡時,研發部門完成的資本投入是既定的,但是由于知識的規模報酬不變特性,既定的資本投

　　入促成知識技術按照一個固定比例增長,從而實現了經濟按照人均 GDP 測度的持續增長。同時,政府部門的制度和政策影響著知識技術的創新,而且這個影響也是內生的。通過動態博弈的分析框架討論政府是否堅持政策連續性和制度的穩定性,可以發現動態不一致性出現的可能性和條件,以消除動態不一致性、確保制度穩定和政策連續的機制,從而消除研發部門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鼓勵創新,實現政府、企業共贏。

　　本文模型分析力圖清晰地描述中國的創新過程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到:制度的穩定性與政策的連續性是鼓勵企業創新的重要保障。如果政府朝令夕改,制度不斷變化,那么,企業對未來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就不愿意將資源投向一次性研發投入巨大而收益獲取緩慢的研發部門中。從實際來看,我國創新過程存在著短期行為,存在著掙快錢的趨勢,就是因為企業不知道巨大的研發投入能不能帶來足夠的收益。 因此,政府應盡力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制度的穩定性,讓企業對未來有清晰的預期。具體而言,應從如下幾個方面加以改進:

　　1 .加強法制建設,貫徹法治精神,增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 在政府高級官員任期制下,制度的穩定和政策的連續其實難有保證。 因此,必須探索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掌握重大政策改革或者政策調整的立法權的機制,這樣或許能夠給予致力于創新創業的企業更大的信心。 例如,涉及到市政規劃的決策,必須認真由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而對于既定規劃的重大更改,必須立法加以限制,設定紅線,嚴格控制允許對既定規劃加以更改的條件,以避免朝令夕改,讓創新者無所適從。

　　2.改萬革方官數員據晉升機制和調動程序,確保其按照嚴

　　格的組織程序進行。現有干部管理體制下,官員由上一級組織部門直接調動,尤其是省級和副省級官員,隸屬中央組織部管理,調動頻繁,存在著行政官員未任滿一屆即根據需要調動的情形。這種頻繁變更導致了重大政策的不連續。因此,為了保證政策連續性,必須確保行政官員完成任期,不隨意調動。

　　3.對行政官員等政績考核不能只考核經濟發展指標,還要加入公信力的指標———政策承諾是否兌現。在當前只關注 GDP 的考核機制下,由于動態不一致性問題,按慣例連任兩屆的地方行政長官傾向于只考慮任期內的 GDP 和財政收入,不會關注是否會對下一任帶來負面影響,從而導致人走政息。如果在考核地方官員時賦予企業家對其政策承諾進行評估,是可以避免這一結果的。在現有的架構下,可以參照離任審計的做法,考慮引入人大常委會對離任官員進行評估的機制,其中包括企業家對其的打分。

　　4.設置縱向司法體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目前的司法體系與地方行政聯系緊密,從而受到地方利益保護的壓力。地方利益保護的動機會削弱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可以加強司法體系的縱向管理機制,增強其相對于地方行政的獨立性。可以設置巡回法庭的機制,或者比照審計署或中國人民銀行的體制,對專司知識產權的司法機構進行跨區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