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遷入香港的人口研究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大批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人口返回家鄉,一度使香港人口降至60萬人。抗戰勝利的歡樂氣氛很快就被全面內戰的陰云驅散,從1946年開始,大批的中國內陸人口再度涌入香港,開始了新的一輪人口遷入高潮。

　　表1中的人口遷移增長率是根據人口增長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的,大體上可以反映香港1946年后的人口遷入歷程。根據表中資料,1947年至今,除了少數幾個年份是人口凈遷出外,絕大多數年份是人口凈遷入。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把1974年前香港的人口遷入狀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6—1947年,正值中國大陸內戰爆發初期,香港人口從1945年的60萬人猛增到1947年的175萬。1948與1949年,人口遷移的高潮才稍微減退。對于這次移民高潮的形成,估計與當時中國大陸經濟蕭條,許多從香港回到大陸的人謀生困難有關。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大陸解放初期。1949年底廣州解放,再一次觸發了一次人口遷入高峰,1950年香港的人口遷移增長率18 6%。遷入香港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當時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官員及其家眷,這批人中間的大部分陸續從香港轉到臺灣或者其他地區。因為中國大陸的戰爭平息,1951年有許多逃避戰亂的人重返內地,使得1951年的香港人口有大批人遷出,導致了1951年香港人口的遷移增長為-12 3%。50年代初,中國內地進行了多次政治運動,觸及相當一批人,也導致了1952—1955年間香港的遷入人口比較多,人口的遷移增長率保持在3%左右。1956年以后,隨著這些運動的結束,這一遷移高潮逐步平息下去。

　　第三個階段是三年困難時期,內地的經濟困難導致了大批廣東居民進入香港,據稱,僅1961年4、5月份,至少有6萬人成功進入香港[1]。不過這些人并沒從人口統計上反映出來。人口統計顯示,1963和1964兩年的人口遷移增長率的突然加大,便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后果。

　　第四個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文革的影響同樣在香港的人口遷移中表現出來。這一期間雖然中國內地陸陸續續有人來到香港,但是香港的人口遷移增長率則明顯降低。十年動亂初期,一些極左行為,如沖擊中港邊界,在香港搞貼大字報等行為,產生了不良影響。如果注意到香港遷入人口少于遷出人口的4個年份中有3個(1966、1972、1976)均發生在文革期間,就不難理解十年動亂的惡劣影響。在1966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樓價一度大跌,房地產的變化反映出當時香港人的心態,也可以說明為什么1966年香港人口的遷移增長率為-0 9%。

　　第一次轉變是在1974年,這年開始了邊境堵截,實行了所謂的“抵壘政策”。“抵壘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過邊境進入市區,就可以在親友的陪同下領取合法居住證件,獲得居留權。“抵壘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過到了1978年以后則完全失靈了。僅1979年與1980年的兩年內,估計有20多萬人成功地越過邊境進入香港。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壘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對非法入境者無論在香港何處被捕,即被送返中國大陸,也就是所謂的“隨捕隨解”政策。從“抵壘政策”到“隨捕隨解”是港英政府的第二次政策轉變,這次政策轉變只是遏制了非法入境的高潮,并沒有真正解決非法入境問題。

　　據不完全統計,從70年代開始到香港政府停止“抵壘政策”時,非法移民香港的中國大陸居民超過30萬人,非法移民構成香港社會重要一部分。

　　三、人口遷入的成因

　　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移民社會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傳統的人口遷移理論對人口遷移的原因比較強調個人的因素,強調個人特征和動機。不過用傳統的人口遷移理論來解釋香港的人口遷移問題或許會有許多不足之處。香港的移民,無論是遷入

　　還是遷出,大多數是中國大陸與香港社會變遷的產物,個人因素只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起有限的作用。要了解香港的人口遷移問題,應該要更多的從宏觀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的層次上去研究。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 租界效應。從漁村變成一個現代大都市,這一現象并非香港獨有。在舊中國的大連、天津、青島、上海等城市都是從小漁村或者小縣城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的。上述幾個城市的崛起有幾個共同點:第一,都有外國租界;第二,都是在海岸邊的重要港口;第三,在經濟上都超過其附近的政治中心的水平,甚至在一些方面取代了其功能,如大連與沈陽、天津與北京、上海與南京、青島與濟南、香港與廣州。本文稱這種現象為租界效應。

　　帝國主義在中國強行租界土地,一般位于重要的港灣,可以成為適應現代化經濟發展需要的港口。傳統的中國城市多為政治中心,如沈陽、北京、南京、濟南等等,并且都不在海邊,只有廣州比較例外,一直是通商口岸兼政治中心。當現代的商品經濟進入中國之后,租界優越的地理位置就發揮出效益,經濟發展帶動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了人口的增長。舊中國內戰不休,租界反而顯得穩定一些,成了有錢人營建安樂窩的理想地點。戰亂的時候,租界也吸收了大量的逃難民眾,如抗日戰爭時期的上海租界與香港。一些難民后來就在租界定居,成了租界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列強國家在租界也有一定數量的投資,許多國內資本也向租界集中,使得租界在整個中國經濟停滯之時,顯得相對繁榮,提供了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了眾多的人流入租界謀生。

　　2 粵港經濟成長的差距。香港人絕大部分是廣東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廣東人素有遷居海外的傳統,在海外的華人中,絕大多數祖籍是在廣東與福建兩省,其中又以廣東省為多數廣東人素有外出謀生的勇氣與技能,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幾百年,這是促使大批廣東人涌入香港的文化因素之一。不過僅僅有文化因素還不能說明問題,這里著重討論經濟因素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香港經濟突飛猛進,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與香港為鄰的廣東省,在1949年以后經濟也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成長的步伐為世界所關注,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廣東省的經濟發展與香港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從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廣東省的發展是有限的。而正是在這一時期香港經濟進入起飛階段,一下子拉開了廣東省與香港的差距。同時也因為廣東的起點比較低,使得這種差距更加突出。經濟發展的差距,吸引了廣東人移居香港。

　　3 社會變遷的沖擊。1949年以后中國內地經過許多場政治運動,許多不應該被傷害的人受到了傷害,許多原來不會離開的人離開了。雖然有些人為了逃避政治運動的沖擊而移民到香港,不過純粹為了政治因素而遷移到香港的人在香港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會太高,主要的是受政治的間接影響。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許多從城市到農村的知識青年,由于無法忍受農村的艱苦生活而偷渡香港。有人認為,在這批知識青年的影響下,才觸發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非法入境高潮[3]。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在香港的兩次主要的偷渡高潮中,第一次是在困難時期,當時還沒有上山下鄉運動。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這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是尾聲了。由此可見把知識青年視為引起偷渡問題的根源是站不住腳的。

　　對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偷渡高潮,筆者認為是一種“失范效應”。失范(abnorm)是一個社會學的術語,指的是在社會變遷中,舊的社會規范消失或者減弱,而新的社會規范又一時未能建立起來。由于沒有新的社會規范可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比較容易產生一些越軌行為。由于失范帶來的這種后果,筆者稱為“失范效應”。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閉關鎖國,極左的政治宣傳把香港社會的黑暗面加以夸張,同時因為有海外關系的人受到歧視和沖擊,使人不敢議論海外的真實情況,對世界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人員交往迅速增加。港澳同胞大量的返回中國大陸,以及他們饋贈親友的禮物,使人們明白了香港的真實情況,而廣東居民首先感受到這種沖擊。俗話說“假作真來真亦假”,過去的極左宣傳被人民發現是假的之后,出于逆反心理,有一個時期中國內地許多人轉而對香港盲目崇拜,似乎香港什么都好,是一個遍地黃金的世界。民眾對香港看法的大轉變,就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失范現象。

　　產生失范的另一個原因是改革的沖擊。改革開放以后,舊的以政治為中心的行為規范被打破,而新的行為規范并沒有馬上建立起來。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了民眾的生活目標,然而卻沒有建立怎樣是提高生活水平的行為規范。當人們發現逃往香港可以提高收入的時候,大規模的逃港潮必然要出現。1979和1980兩年,恰好是處于改革開放之初,這個特殊年代的逃港潮,很大程度是人們失范的結果。

　　4 港英政府的短期行為。港英政府對待中國移民的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不過筆者認為,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港英政府的經濟利益。

　　在1959年香港就出現勞工短缺現象[4],隨后就發生了中國大陸大批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對這次偷渡高潮,在一開始港英政府并沒有加以制止,因為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一直到1962年5月,越來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強迫遣返非法入境者。不過到1965年10月又放棄這一政策,代之以收容庇護政策。

　　港英政府這次政策轉變有許多政治因素在內,如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影響等等,不過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因素。1959—1961年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7 4%、10 3%和-0 4%,1961年的經濟不景氣,無疑促成了1962年5月港英政府移民政策的轉變。而1962—1964年間,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9 0%、12 2%和8 6%,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對勞動力需求加大,促成了港英政府重新接納非法移民。

　　60年代和70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港英政府在1974年以前采取的是對非法入境者睜一眼閉一眼的政策。1974年底起,港英政府實行所謂“抵壘政策”,實際上對非法入境者是欲拒還迎。該政策甚至可以說是港英政府的一種手法,以求減輕對非法入境者的負擔。因為非法入境者要在香港的親友陪同下才能去領取身份證,說明非法入境者在抵港初期生活有依靠,省去給政府帶來麻煩。

　　在港英政府的短期行為的影響下,香港缺乏基礎工業和高技術產業。香港的主要行業,多數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加上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地鐵工程,需要大批勞動力。這些都是港英政府在1980年底前對非法移民采取一種欲拒還迎態度的重要原因。1980年香港地鐵首期工程完工,同年年底,港英政府宣布取消“抵壘政策”,這恐怕不完全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