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危機及21世紀左派政治策略

　　世界左派運動的失敗正是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的表現觀點，世界左派曾擁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軌跡，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軌跡和俄國十月革命的軌跡。但它們今天幾乎頃刻之間徹底消失了。

　　法國大革命是一種持續了兩個世紀之久的被廣泛認可的歷史理論的象征，這種理論相信進步，相信人性本質上是理性的，認為歷史是線性前進的，總是朝向良好社會發展的。不僅左派信仰這一歷史理論，多數自由中派和部分右派也認可它。這種歷史理論有諸多變體。例如，美國人想以美國革命作為它的象征，而英國人想以英國革命作為它的象征。另外還有人剔除了這一理論的政治革命因素，認為歷史是世界經濟的平穩的商品化進程，或是選舉制度的平穩擴展，或是國家歷史使命的實現，等等。但無論其差別如何，它們都相信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這是一種充滿希望的歷史理論，因為它相信“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并提供了大團圓的結局。這一理論甚至也鼓舞了特權者，他們認為最終人人將享有特權，因此受壓迫者也就不必抱怨壓迫者現在必要的壓迫了。

　　俄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是一脈相承的，它傳達的信息是，以法國革命為象征的歷史理論并沒有完成，因為無產階級(人民群眾)還受著組織為政黨或國家的群體的壓迫。這就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只被世界一部分左派信仰，它比法國大革命更具樂觀主義。

　　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有歷史進步理論，尤其是列寧主義，都變成了可疑之物。相當多的世界左派開始懷疑上述歷史理論的正確性。原因何在?今天我們可以聽到各種各樣的解釋。中派和右派認為，世界左派誤讀了這一歷史理論，這一理論某種程度上仍然正確，但是應當將良好社會界定為這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掌握在非政府的部門手中，并不受約束地自由流動。這種空想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我相信再過10年就不會有人記得這種瘋狂的妄想了。部分世界左派的解釋認為，原初理論仍然正確，左派只不過遭受了暫時的挫折，--(……此處有很多缺的地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區的過程。而這些新地區的工人經過一段時間后(比如大約20-50年)也會組織起來，要求更高的工資水平。于是資本家再度“逃走”。可是今天，資本家已經幾乎無處可逃了，力圖放慢工資上漲的進程顯得極為困難。原材料、機器等投入和基礎設施成本上升緣于同樣的原因。資本家降低成本的主要機制是對其中的一部分不支付，而通過損害共同利益的方式獲得。這稱作成本外化。成本外化的方式有三：將廢物轉置到他人那里而又不支付處理費;以開采價購買原料而不支付原料再生所需的代價;使用由共同支出建造的基礎設施。前兩者意味著要不斷尋找新的廢物堆棄地和原料產地，但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擴展到全世界，這樣的地方越來越難找了。環保生態運動的興起也阻礙了這些做法。第三種機制則意味著不斷增加稅收。

　　稅收的增漲有一個簡單的原因，用政治學家的話說叫做世界的民主化，其后果是福利國家制度的擴展。人們要求的底線越來越高。這也是政治穩定的代價。最后，資本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要為成本上升負責。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提高工資、對某些成本進行內化、支持福利國家制度，以取悅工人階級，提高生產效率。所有這一切造成了成本的不斷上升及世界范圍的利潤收縮。

　　三、世界左派的傳統策略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出現危機時，不同的政治力量會作何反應呢?該世界體系的上層會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大多數，他們將陷入混亂中，求助于短視的政治手段。另一類少數有遠見和洞察力的人知道當前的體系行將崩潰，就創建一個新的體系并力保在新的體系中維持他們的特權地位。他們惟一可行的策略便是改變一切以保存一切。無論如何，這個小群體的所作所為將是吸引人的和具有欺騙性的，他們會將自己的動議包裹在激進和進步的外衣里。

　　戰場的另一方也尋求重建這個世界，但是目的是使它變得更為民主和平等。這就是世界左派。當共同追求這兩個目標的左派堅定地團結到一起時，實現他們所希望的重大變革就非常具有可能性。但當前世界左派軟弱、絕望。在斗爭中我不知道結果會如何。

　　19世紀以來世界左派策略的失誤何在呢?世界左派策略的中心是“兩步走”：首先奪取政權，然后改造世界。這種策略把控制國家機器作為克服特權階層深厚的經濟和文化權力的惟一途徑，作為保證新型制度得以建設和維持的惟一途徑。社會變革的其他道路被看成空想。盡管兩步走看起來是惟一實際的戰略，但它現在失敗了。這是因為，一旦實現了第一步---而且確實在許多國家實現了---新政權看來不能夠實現第二步。這正是老左派幻滅的根源。長期以來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某一政權如果沒有如它所承諾的那樣改變世界，那是因為領導者在某種意義上“背叛”和“出賣”了事業。但領導的背叛如同群眾不覺悟的說法一樣，沒有說服力。這里根本的問題不是倫理的或心理的，而是結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的國家擁有諸多權力，但它們并不是全能的。當權者不能夠做到他們想做的事情，而他們仍然在臺上。當權者實際上嚴重受限于各種制度，尤其是國家體系。這是一個結構性現實，任何一個執掌政權的社會主義取向的黨也必須面對。

　　造成上述兩步走策略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左派的分析判斷有三個偏好，正是這三個偏好將左派推往國家主義。

　　第一個偏好是認為同質好于異質，集權優于分權。這一點源于認為平等意味著同一這一錯誤假設。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思想家早已對平均和公平作了區分。但是對于急于求成的革命者而言，集權和同質化似乎是最簡易最迅捷的道路。

　　第二個偏好實質上是相反的。既然偏愛單一化，那么其邏輯結果應當是創造一個單一的世界運動并倡導世界政府。但現實世界是一個多國家體系，其中國家有強有弱，這就使得社會主義運動把國家作為在世界體系中保衛集體利益的機制。弱勢國家的弱勢群體在反對邊緣化和壓迫的斗爭中除國家外看不到其他武器，他們認為掌握了國家結構就可以掌握自己。

　　第三個偏好是，在對待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時，多數人都心照不宣地漏掉“博愛”;而自由主義中派還認為“自由”高于“平等”;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只有“自由”是關鍵，“平等”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徹底拋棄掉。世界左派，尤其是列寧主義一支，認為平等優于(政治)自由，這也是錯誤的答案。正確的答案是，自由與平等不可分離。在受制于不平等地位時人們不可能“自由”作出選擇;而如果一個人沒有其他人所享有的自由，他也就不是“平等”的。

　　四、世界左派的新策略

　　今天，世界左派處于困境。左派的錯誤、左派策略的失敗，是左派所反對的資本主義體系運行的必然結果。左派昨天的失敗和今日對這一失敗的承認使左派有可能明天實現他們的目標。在新世紀上半葉，將有一種新型歷史體系建立起來。那我們應當如何著手呢?我們首先能夠做的事情是分析。左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前對世界的分析沒有做好。在這里我可以提出以前一再提出過的幾點建議。第一，要重視分析基礎的選擇。合適的分析基礎是現代世界體系，這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二，要用長時段進行分析，區別歷史體系的周期規律和長期趨勢，找出其產生期、準規范運行期和整個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期。第三，要理解體系進程的復雜性。第四，要重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的反體系運動和知識結構的制度性作用。第五，作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不要用那些我們主要從19世紀繼承下來的概念來滿足今天的需要，來反映今天世界體系的地理文化。許多這樣的范疇已經成為我們采取有效行動的巨大障礙。

　　但分析本身還不是行動。左派應當如何行動呢?行動要求組織，200年來世界左派認為組織意味著高度協作，認為一個單一的等級制結構是最有效的也可能是惟一有效的行動形式。但事實證明這一信念是錯誤的。世界左派的社會成分差別懸殊，各自面對的是大量的不同問題，產生自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近年來美國左派口號“彩虹聯盟”和法國左派詞匯“復合左派”，便承認了左派的這種狀況。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評價建立新型左派聯盟的努力，這一思想的內核是完全正確的。只要人們組織到對他們有意義的形式當中，只要這些組織愿意溝通，形成有意義的聯盟，那么我們的力量就增強了。這并不是議會政治。它能夠在從地方到全球的各層次上運作。

　　這樣的聯盟首先應當“迫使自由主義者變成(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迄今為止，自由主義者并不想履行他們的夸夸其談，在當今世界體系中，人們在很多地方都沒有個人選擇自由。自由主義者限制移民，施行專利制度，使人們的生活依靠財富，如此等等，這都是反自由主義的。

　　另外，我們還應當提出自己的正面綱領。20世紀60年代，左派將重點放在經濟結構上，他們或多或少倡導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和國有化。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左派政黨或組織再提社會化或國有化了，有的甚至提出相反的建議。他們把重點放到了性別、種族上的不平等上。左派應認真關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復合不平等。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是需要我們著手消除的。這需要真正的民主方式，即真正人人參與。

　　但左派在關注復合不平等之余，卻大大減少了對重建基本經濟制度的關注。如果資本主義崩潰了，我們還有實現傳統社會主義目標的替代性綱領嗎?這個目標是要建立一種使共同福祉最大化并使分配公平的合理社會體系。可是當今世界左派，一部分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新”思想只不過是稀釋過的中派管制資本主義體系的政策，另一部分人則念念不忘昔日的時光，此外沒有任何新的有效綱領。這顯示出嚴肅思想的貧困。

　　關于基礎性經濟制度，世界左派應當面對這一責難：生產資料非私有制導致浪費、對技術效率失去興趣和腐敗。就“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而言，這種批評并非不正確。至今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政權已經承認了這一點，但它們的應對措施是在它們的制度內為私有制辟出大片空間，并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盡管這樣做可能會解決某些短期經濟困難，但它卻不能夠解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尋求解決的基本問題，即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和巨大的社會浪費。

　　我認為可能還有另外的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它既可以吸納私有制的多數優點又可以消除其多數負面影響。這就是把生產活動置于中型的、分權的、競爭性非贏利結構里。其中的關鍵是非贏利，即沒有人得到“分紅”或“利潤分配”，全部盈余或者返回該組織或者通過稅收收集起來再進行其他投資。這其實已經部分被試驗過了。美國的多數大學和醫院兩個世紀以來就是按照上述原則運作的。多數國家的醫院和大學盡管傳統上由國家承辦，但也是非贏利的和充分自治的。這些機構并不比贏利性機構運行得差。這些原則當然可以推廣到生產領域的企業中去。

　　我們首先應當記住的是，基本問題不是所有制甚至也不是對經濟資源的控制，而是世界經濟進程的非商品化。非商品化并不意味著非貨幣化，而是要消滅利潤這一范疇。資本主義就是要將一切商品化，這個目標雖未徹底實現，但已帶來眾所周知的負面后果。社會主義則應將一切非商品化。

　　總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500年來第一次處于體系危機中，我們現在處于過渡時期。世界左派應適時提出改變世界的綱領。如果我們不做，世界右派就會提出新的非資本主義的但是仍是不平等的替代方案，將我們囊括進一個新的、等級制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