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農業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現為一個農民能否養活一個以上的非農業人口，促使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間”的存在，最終將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去，同時農業在一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貢獻份額逐漸降低。
一、中西方原始農業：不同的地理環境和農業文明類型
如果把歷史的視野指向遙遠的古代的話，就會發現，中國和歐洲的農業文明的一個顯著的區別是，中國的農業是一種原生型農業文明，即是一種在本地土生土長的農業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時又是農業繁榮地;歐洲的農業文明則是一種外來型、傳播型農業文明，它的農業文明是由西亞地區傳播而來的(注：徐旺生：《農耕的起源和傳播對中西早期文明發展的比較研究》，《農業考古》1997年1期。)。這兩種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應的自然條件，決定了中國和西方農業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歐洲的農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現與西亞的農耕的擴展有著密切聯系，這一點已為考古發現所證實。西亞農業向北傳播中，由于歐洲既適合于畜牧又適合農耕，因此農業傳播出現了先傳播馴養畜牧技術后傳播種植技術的前后兩次傳播過程(注：徐旺生：《農耕的起源和傳播對中西早期文明發展的比較研究》，《農業考古》1997年1期。)。
歐洲文明的基礎產業——農業的特征是在發展馴養和畜牧的基礎上逐漸發展種植業，并且種植業首先是由滿足牲畜飼料而發展起來的，由于主營畜牧業的習慣，因此農耕的擴展并非一下子就從西亞迅速傳遍全歐洲，而是緩慢傳播。根據研究者的測算，歐洲早期農耕推進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擴展的平均速率為25公里，農耕向歐洲腹地傳播持續了大約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黃其煦譯：《歐洲早期農耕擴展速率的測量》，《農業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在農業沒有傳播到歐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歐洲人從事的是畜牧業，后來才開始接受種植。恩格斯根據雅利安人亦即印歐人，先是從事畜牧，后來又在畜牧的基礎上引進了種植業的歷史，得出了農業的產生是為了給牲畜提供飼料的結論，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頁)。
顯然恩格斯的這一結論不是農業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適合于早期的歐洲，而不適合于亞洲。在亞洲，種植不是為了滿足牲畜的飼料需要而產生的，而是為了給人類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國人則過著定居農耕的生活。
與歐洲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國中緯度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發明了原始的種植和養殖業后，由于該地區特有的土壤環境，人們很快就形成以種植業為主的生活方式。黃河流域到處都是堆積的黃土，這種土壤非常適合于人類早期的比較簡單的工具進行種植，收獲的糧食也較多。距今約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說明這一點。因此，種植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種植必然與定居緊密聯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類生活的一種趨勢，狩獵的方式逐漸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們也不大愿意遷移到別的地區生活。因此，中國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榮地就是黃河流域一帶。到了秦漢時期，已經形成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形態，亦即今人所說的“跛足農業”。秦朝以倡導耕戰得以最后統一了全國。三國時，曾經規定，凡殺牛者，論罪惡至死(注：陳壽：《三國志·魏書·陳矯傳》。)。唐、宋和明代也有類似的禁令，因為牛是種植業中動力的主要承擔者。
總之，歐洲的土地既適合于種植，也適合于養殖，但是最早的種植業是在畜牧業的基礎上產生的，其側重點是養殖業，所以歐洲農業中養殖業的比重較大，是一種混合型農業。而中國的早期農業，由于黃河流域一帶的土壤宜于農耕，所以以種植為主，是一種所謂的“跛足農業”類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與不同的生活空間
中國和西方在原始農業時期的農業內容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各自后來發展的不同。在討論兩者的差異之前，我們先看看動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間關系如何。
動物界存在著草食動物和肉食動物兩大類，兩者的生活方式顯著不同。處于食物鏈頂端的肉食動物如貓科動物，與草食動物相比，數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間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對來說要慢一些。
肉食動物以老虎為典型代表，如果沒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就不具備生存能力，就有可能會被淘汰。一旦老虎來到某一地區，必定建立勢力范圍。當確定了勢力范圍后，別的老虎是不能進入的，“一山難容二虎”，否則就會出現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弱者被趕出這一勢力范圍，而強者則成為這一地區的主人。新的主人會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則另尋生路。實際上，這是老虎為了不縮小捕食空間，維護基本的捕食區域的一種自我保護行為，是一種確定生存底線的行為。過密的空間是無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歐洲人長子繼承制度的某些特點與老虎的行為有著某種聯系。
肉食動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數量過剩，它會向其勢力范圍外轉移其過剩，即幼獸成年后立即離開父母。只有當所有的能夠容納其生存的空間都已經獸滿為患后，才會通過博斗以減少數量，迅速地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數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靠縮小勢力范圍或者說降低生活質量來使每一個動物擁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間。所以說肉食的貓科動物如老虎有一種調節機制來控制自己的種群的數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準，而不是通過降低生活質量，來維持生存繁衍。
草食動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與肉食動物完全不同。一般來說，草食動物的數量相對于同一地區的肉食動物來說要多很多，草食動物群數量很大，往往數十個或者數百個個體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領袖，比如，頭馬、頭羊等，逐水草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轉移至其它地區。
草食動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數量過剩，它的每一個個體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間中，不會有某一頭羊或者頭馬將某一動物個體趕出其群體。當數量過多，使得某一地區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時間起來越短，只能是更加頻繁地轉移草場。通常由于無法采食而餓死或者被肉食動物捕殺而減少種群的數量，以維持一定范圍內合適的種群數量。草食動物不像肉食動物，有一個自我調節機制來減少種群的數量，而是被動地由外界因素諸如天敵的存在、食物的充足與否等來控制其數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種肉食鳥，當幼鳥一旦能夠飛翔覓食，父母就將其趕出家門，讓幼鳥自尋生路，自生自滅，成年鳥決不會對后代有任何的憐憫，擔心其會遭遇不測。
以上是動物界中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的大致區別。如果我們將這種區別與東西方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的區別與東西方人類的生活方式的區別極其類似。第一，從居住特征來看，西方人多具有獨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點是一家一戶單獨的，類似于除獅以外的貓科動物的獨居特征，不象中國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較高比重，類似于肉食動物的食性;而中國人早期多吃谷物，類似于草食動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長子繼承家庭的所有財產，其它的子女則成年以后離開家庭，自謀生路，類似于貓科動物幼獸長大后，徹底離開家庭，自謀生路;而中國人則多子繼承，類似于草食動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體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國和歐洲的版圖面積差不多，但是西方歷史上多是割據的小國家，很少會出現統一的國家，類似于老虎各據山頭;而中國歷史上統一的時間占大部分，類似于草食動物所形成的龐大的種群。這也可以解釋魏特夫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是因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觀點為什么是不對的。
實際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們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為主，相應的社會關系則是一種專制類型，類似于頭羊和頭馬存在于草食動物之中。中國歷史上，選擇了一種類似于草食動物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勢必象草食動物那樣，以一個較大的群體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體中，必定有頭羊和頭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產方式與不同的“效率空間”
中國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區別，這也就給更多的區別創造了條件。如上所述，早期東西方生活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而這種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選擇，應是基于當地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生產方式，決定著是否存在著“效率空間”。
由于環境和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在我們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種類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它們分別是：采集和狩獵型;純游牧型;純種植型;種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產方式的不同，其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種生活方式主要出現在一些不久前尚處于原始社會階段的民族中。如中國西南某些地區、太平洋及赤道周圍地區的民族。以第一種生活和生產方式生活的人們，處于原始狀態，其效率最低，社會的發展階段落后，單位土地面積上人口較少，理論上存在“效率空間”。
第二種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區，這些地區只能從事游牧，由于氣候和灌溉等因素，農耕在那里難以開展。這種方式生活的人們，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動物的自然生長過程，但是其需要較大的草原維持其生存空間，單位面積上所養活的人口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動物的面貌出現，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且生活處于流動狀態，社會化程度較低，不利于知識的積累、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這些地區多是無法從事農耕的地區，后來也就沒有因為較少人口引進機械勞作而獲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間”。
以第三種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其居住的環境適宜發展多種形式的養殖業。但實際上，養殖業主要為種植業服務，生產方式主要以種植業為主，畜牧只是一種附庸。這一生產方式又被稱為“跛足的農業”，或者說是“單腿農業”。其單位面積土地所產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營養供給的情況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歐洲人那樣較多地食用動物性食物的情況下，養活較多的人口。因此，這一生產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對眾多，如中國。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無法轉移至其它的領域，大量的勞動力排擠了機械化的引入，從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間”。
以第四種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生活環境既適合于農耕，也適合于畜牧。人們從事的是既有種植也有畜牧的生活，這被稱作“復合型農業”。只有這一種生產方式存在“效率空間”，因為人口沒有大量地滯留在土地，在這種農場中借助于機械，能夠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這種生活和生產方式是一種最為合理的類型，它兼顧了第二和第三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優點，同時避免了兩者的缺點。首先，種植業的存在，使得它處于一種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動的生活方式。人類社會的發明創造，多數出現在定居的社會形態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會中;其次，畜牧業的存在，必定要有較大的放牧場所，使得在同樣多的人口情況下，比單純從事種植業的民族要占據更大的生存空間，它有一個最低居住空間的概念。在這個最低居住空間中，對于混合型農業來說，必須有足夠的土地。如果單純用于種植，這個農場的規模就相當大了。也就是說，有大量家畜生活的農場改為單純從事種植業，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間。
東方的中國是第三種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歐洲的英國和荷蘭等地區則是第四種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國和歐洲相比，中國的農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積小的現象。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強行把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以圈地養羊，只占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很小一部分，實際上，當時英國的大多數農場是以自有的土地從事養羊業，以獲得較高收益的。因為有最小生產空間概念的存在，歐洲很少會有密集的農業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況。美洲的家庭農場，往
往一家擁有上千畝地。工業革命以后，相對過多的人口大量進入城市，城市成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這種生產方式不會出現局部地區農業勞動力過剩，當然這與地球上存在一個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關。所以歐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壓力(注：[美]弗·卡特、湯姆·戴爾著，莊léng@①、魚姍玲譯：《表土與人類文明》，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20頁。)。
歷史上，歐洲人如果放棄肉食為主改為素食為主，其土地能夠養活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個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圍內，通常情況下只生活著一只老虎。如果這只老虎改為吃素，這只老虎在圈定勢力范圍時，勢必只需要比原來小得多的空間，其原有的勢力范圍自然能夠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動物則根本沒有勢力范圍的概念，不管其數量多少，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群體生活在一起。同是雜食動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據其生活模式，可以選擇素食，也可以選擇肉食。中國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種比較低級的初級食物，無法再降低一個食物檔次，所以中國人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在多子繼承制度下，是沒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間”的。
四、“效率空間”的存在，必須有分配制度作保證
一般認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導致過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人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長速度是極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歐洲歷史上沒有出現人口壓力，而在中國的歷史上特別是明清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呢?這與相應的繼承制度有關。
歐洲的那種單獨的居住方式，類似于肉食動物劃定勢力范圍，占領了相當大的生活空間，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生活空間中，才會出現“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閑，一部份土地種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從大約九世紀前的一份西歐農民和田地的清單中，可以看到當時的英國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種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澤、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場或者草地，所以實際上農場的面積只有總面積的10%左右。當時所有的耕地實施雙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塊地種谷物，另外一塊地休閑。也就是說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種植著作物(注：[美]弗·卡特、湯姆·戴爾著：《表土與人類文明》，第122頁。)。
效率空間的存在，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環境，一個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經過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幾代的分割，也會由大農場變成小的農場，出現相對的人口過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從土地上轉移出去，結果會逐漸將牧場變成種植地，減少畜牧業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份額，以支撐過多的人口。但是在歐洲的英國，盛行的是的“長子繼承制度”，一個家庭的土地只有長子才有資格擁有，其它的男子是沒有資格來參與分配的，只能外出謀生(注：趙岡：《過密型農業生產的社會背景》，《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1期。)。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歐洲的一般家庭不會象中國人那樣毫無節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結婚之前，要考慮是否有能力養家，沒有能力，是不會或者不敢結婚的。結婚以后，夫婦雙方會更多地考慮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沒有好的出路，他們只會考慮少生孩子。
從理論上講，如果某地沒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會人滿為患。但是歐洲始終沒有中國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紀的黑死病，使歐洲的人口減少了約三分之一外，并沒有其它的原因能夠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們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壓力，這些都應該與為了追求生活質量，而主動地節制生育有關。在中國，大多數情況下，是人口的數量，而不是生活質量成為人們首先的關注對象，盛行多子多福。一個家庭就是再窮，沒有養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還是會傾全家之力，首先幫忙讓長子娶上媳婦的。然后再合家為其他男子娶上媳婦。某一地區沒有能力養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會生出很多的人口來。因此，在中國的鄉村，“沒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會成為一個家庭生兒育女的經濟后盾。所以，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鄉村的中國人，人生的目的是為了子孫滿堂，至于說生活的質量如何，沒有人過多地考慮和關注。中國傳統的生殖觀念認為多子多福，實際上，當人口沒有得到控制時，多子肯定不會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確定以后，他的同類就會沿襲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間”與生活質量
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中說，“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和比較穩定的社會里，個人沒有任何理由改變他們的生產系統，因為嚴格地說，他沒有這樣做的經濟動機。當人口壓力增加時，人們就開墾荒地，更加緊張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這一論述可以真實地反映中國古代農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國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積變得越來越少的時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將”的傳統，自然不會出現把某人趕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開墾荒地，更加緊張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當某一地區實在沒有荒地可耕，更加艱苦的勞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時，才會有異地移民的情況出現，才會出現中國西南的高寒山區也有人居住的情況。
而一旦遷移到別處，重復著過度利用土地的歷史，將某一地區的地力利用殆盡。近代后套地區的開墾過程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從事種植的漢族人進入以后，由于千年的習慣，單調的大田種植業，趕走了當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沒有很好地將畜牧和種植有機地結合起來。結果是，新的糧倉又人滿為患了。原來，農業生產以大田種植為主，谷類自然成為眾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長，糧食需要也在長，手工作業的效率不高，要想增產，必須增加勞動力。而參加勞動的人多了，對糧食的消耗也多，這樣人口和糧食的比例關系經常處于緊張狀態。后套地區開始作為新墾區，處女地的肥力較高，所以當時曾經有“糧倉”之美稱。后來，人口一多，人口和糧食的比例關系與內地逐漸接近，今天的人們也不知道昔日所謂的“糧倉”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開墾試論》，《北京農業大學學報》1980年3期。)。可以說，中國歷史上許多地區無數次重復了這樣的規律。
英國工業革命以后，養羊業發展很快，盡管與圈地運動有關，但實際上家庭農場具有足夠的土地貯備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歐洲的畜牧業的發展情況，也可以作為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來說明那里的人口沒有像中國那樣過密。據筆者研究發現：工業革命以后，畜牧業在歐洲也有較大的發展，大量的優良品種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約克夏豬，巴克夏豬，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優良品種。這些品種是在良好的飼料條件下育成的。然而，這些優良品種在近代引入中國的過程中毫無例外地都面臨著飼料品質極差的問題，都存在一個因飼料條件差而品質退化、不適應的問題。因而中國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進歐洲的優良畜禽品種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優良品種適應中國較差的飼料條件。
降低生活質量，實際上是源于沒有效率空間，同時又進一步地封閉了效率空間。沒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質差的大米、小麥和高粱。歷史上，中國人對少吃肉多吃糧或糠、菜的方式已經習以為常。中國的飲食文化為何發達，多多少少與飲食質量不高，需要通過烹飪達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關。而明清以來，產量更高的美洲的高產作物玉米、紅薯、土豆等的引進，使得中國歷史上制約人口增長的瓶頸被突破，大大地圓了中國人多子多福的夢想。生活質量較低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大特征，同時又為進一步降低生活質量準備了條件。所以中國人在近代紛紛向外遷移。但是與歐洲不同的是，這是一種在人口高度飽和情況下的再遷移，而在歐洲人們則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況下就開始遷移。
繼承制度實際上扮演了“預警機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夠容納多少人口。而中國歷史上就是因為沒有相應的“預警機制”，人口在可能的情況下大量增加。這就是美籍學者黃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國近代以來過密化產生的主要原因。
中國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產作物引進的緣故。但是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因為高產作物也曾經傳入歐洲，并且時間更早，但是歐洲并沒有出現人口急劇增加的現象，說明僅有高產作物還不能夠單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關鍵原因是中國有一種內在機制促使人口增加，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六、中國歷史上“過密化”現象持續存在
“過密型增長”概念，即由于生存壓力持續存在，農戶追求的是實物產量最大化的目標，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標，黃宗智將“過密”的問題限定于一個較小的范圍。
本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過密”問題，大約在秦漢時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現在相對小的范圍，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繼承制度又是多子繼承，從事單一的種植業，使相對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來，又沒有一種機制將人口從土地上趕出去。單一的種植業這種生產模式，必定會出現過密現象。因為這種生產方式所需要的勞動強度大，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但是這種需求不是均勻分配的，而是斷斷續續的，與季節關系密切。所以中國的農村，閑時勞動力過剩，忙時勞動力缺乏。多子多福發出了一個錯誤的信號。同時以植物食品為生，單位面積上能夠養活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勢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積下降。所以，常常開始是小范圍的過密，但是很快會大面積地過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區過密后，通過移民別處而緩解。
唐宋時期，北方人民大量向東南地區遷移，在江南低地沖擊土壤上建成了復雜有效的灌溉系統，也就是“塘浦圩田”體系，這種系統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開發才能形成，且單一家庭是無法獨立完成的，必須等待人口規模和系統密集達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協調發展以后才能形成規模效應，從而對當地的農業生產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促使中國江南地區農業開發，成為天下第一富裕地區，形成了新的經濟、文化中心①。
雖然因為過密而移民，但是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產和生活，重復其原居地的過密化形成歷史，在新的地區開墾種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過密化態勢。但是到了近代，由于東南地區也人滿為患，于是上山開墾梯田，下水圍湖造田，已經將可以利用的土地開發殆盡。這時的過密，不僅僅是一種狹義的相對的過密，而是一種廣義的絕對的過密，也不僅僅是一種純經濟學意義上的過密，即勞動力投入加大后，勞動報酬不是隨著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現了遞減的現象，而是表現為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過密，即多種生活資料的全面缺乏。
民國時期華北平原地區，在人口壓力下，不僅畜牧業比重降低，而且種植業內部的物種也集中在少數幾種能夠最大程度滿足人們一般食物的物種上。含有豐富蛋白質的物種被單一的淀粉類作物所替代。因為淀粉類作物更能夠果腹，更能夠提供能量，從而支撐更多的人口。當人口壓力持續增加時，維持農業生產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飼料的投入也會因此而變得不足。因此，民國時期在華北平原地區，出現了原料、飼料和肥料的所謂“三料’’危機[2]。連簡單的需求即煮飯的燃料都缺乏，已經到了一種極度過密的狀況。
費正清在其《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指出，在美國中西部玉米帶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個農莊，在華北平原則是整整一個村落。明末，由于張獻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轉移，結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過1億;而歐洲人開始向北美移民，時間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積比四川大約18倍的美國，人口也只有2.7億，其中許多人還是以后從別處陸續直接遷移而來的。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