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歸流后武陵山墾殖區的生態再平衡

　　摘 要：改土歸流后武陵山區移民人口數量大規模持續增加，移民在墾殖過程中破壞森林植被，導致水土流失、地力下降、動植物資源減少等生態問題。地區群眾通過種植經濟林木、蓄肥、水耕技術、水利設施建設、融合漢地風習等途徑實現了生態再平衡。

　　關鍵詞：改土歸流;生態問題;生態平衡

　　《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創刊于2009年2月，季刊，大16開。由貴州省教育廳主管，凱里學院主辦國內外公開出版發行的民族學、人類學專業學術期刊。學刊始終以提高刊物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和學術影響力為目標，是原生態民族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人生活于自然界中，受自然條件和自然規律制約，通過勞動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也對自然生態產生影響。從人類活動意義上來說，生態平衡指人類活動與所屬生態系統間形成的相對協調、穩定、和諧的狀態。因為生產力水平和自然條件、自然規律都是發展變化的，人與生態系統間的關系也總是處于反復變化過程中，但通過調適能夠達到相對平衡的狀態。武陵山區地處湘、鄂、渝、黔交界地帶，域內多山，交通條件極為不便，是傳統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基于統治成本和收益對比考量，秦漢至清初，中央王朝在地區推行有別于中原地區的政治制度，元代以前為羈縻制度，元明清時期以土司制度為主。在獨特的自然條件和政治制度綜合影響下，域內生產力水平不高，人口數量非常有限。在地廣人稀、生產力水平不高條件下，采集漁獵和刀耕火種是地區群眾主要生產方式。雖然生產方式比較粗放，但在土地和動植物資源極為豐富的情況下，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基本處于平衡狀態。

　　清康、雍、乾三朝，中央王朝推動“大一統”戰略，“苗疆”持續開辟，土司相繼改流，負有監控任務的衛所也相繼裁廢，繼而設置了數十個經制州縣。制度障礙被破除后，移民擁入改流區墾殖，在帶來先進生產技術、生產工具和充足勞動力的同時，也打破了地區生態平衡。對于改流后墾殖活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學界已有部分研究，但是對于地區群眾如何應對這些不利影響，從而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實現生態再平衡，卻無人涉及。總結歷史時期社會重大轉型后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互動協調的經驗，對于厘清區域社會發展史、引導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改土歸流后武陵山區的墾殖與生態失衡

　　改流后武陵山區生態變化的直接動因在于移民的持續大規模流入，在移民墾殖過程中，森林植被破壞，導致水土流失、地力下降、動植物資源減少等生態問題，進而導致地區群眾的貧困化。

　　(一)改流區的墾殖

　　受明清易鼎、三藩之亂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影響，明末清初時期，中國人口凋敝。經過清初流民安撫、招民墾荒、減免稅賦等一系列修養生息政策的實施，到武陵山區大規模推行改流的雍正五年(1727)時，全國人口數量已達10603.5萬，約為清代順治八年(1651)初次人口記錄時的2.5倍[2]501，人地矛盾凸顯。為了解決中原地區的人地矛盾，清王朝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人口前往因戰亂而人口稀少的四川一帶墾荒，由此形成了新一輪的“湖廣填四川”浪潮。武陵山區橫跨湘鄂川黔四省，在地理位置上恰好處于由湖廣通向四川的咽喉地帶。

　　土司時期，由于特殊政治制度的限制，移民進入土司轄區存在較大障礙[3]，改流后，制度障礙被破除，改流區豐富的土地資源對移民來說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加之改流區在土地所有權、入籍、稅收等方面出臺的極為優厚的招墾條件，移民大規模流入改流區。從雍正中期到乾隆中后期數十年時間內成書的地方志書，對這種移民現象多有記述，如雍正九年(1731)保靖縣，“幸皇恩浩蕩，布澤流仁，生齒漸聚”[4];乾隆六年(1741)鶴峰州，“自改州以來，招徠安集，遠鄉樂歸人戶漸眾，蓋月異而歲不同矣”[5];乾隆二十二年(1757)沅州府，“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6](，乾隆四十年(1775)石砫廳，“數十年來，滋生日繁，流寓亦日集”[7]等等。從有詳細人口數量統計的永順府屬四縣、酉陽州、石砫廳、宣恩縣等來看，到乾隆中晚期時，各府廳縣人口數量較乾隆初期人口數量均有3-8倍范圍之內的增長，顯然，除小部分為自然繁衍外，這些增長人口大部分應為外來移民。

　　移民進入改流區主要目的是獲取土地，當他們進入流入地后，立馬展開了轟轟烈烈地墾殖活動。從土地資源變化情況看，墾殖活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改流初期為第一階段，由于土地資源豐富，基本以“隨力墾辟”為主，“地遠山荒，種植無人，關土燒畬，惟視力勵能任”[8]是其基本寫照。墾殖地以自然條件較好的坪、坡、沖等為主，各地民間流傳的大量類似“插占”“挽草為界”“指手為界”“牽牛圈界”的故事傳說是當時粗放式墾殖的民間記憶;經歷了粗放式“插占”后，土地資源相對有限，前期墾殖所遺漏的畸、峽、垣之地也被墾辟，后來者通過購買或租佃方式從先來者手中獲取土地，“迨后者踵至，則以先至者為業主，典買耕種，略議地界，又或眾姓共佃一山，自某坡至某澗，奚啻數里而遙。”

　　民間流傳的大量以簡單物資換地的傳說為此階段墾殖的民間記憶，此為第二階段;乾隆中后期以后，人口數量繼續增加，超出了土地承載力，人地矛盾凸顯，土地租佃價格飆升，因土地而產生的爭訟案件成為官府最為頭疼的社會問題，外地移民和新繁衍人口被迫向生產生活條件艱苦的高山、二高山地區流動，以前那些地勢險要、植被豐茂的谷、嶺、崗、臺之地盡被開發，“流人麇至，窮巖邃谷，盡行耕墾”[10]“零星散地、田邊地角、籬邊溝側、懸崖隙土，亦必廣種蕎麥、苞谷、草煙、粟、菽、蔬菜、瓜果之類，寸土不使閑，惜土如金也”[11]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況，為第三階段。

　　(二)墾殖區的生態失衡

　　長期大規模的墾殖活動必然引起生態失衡。改流前，武陵山區山大林密、人跡罕至，如明代“鎮竿營哨相距各數十里，土城之內尚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蒼莽，絕無人跡”[12]，清康熙年間容美土司轄區，“地廣人稀，山險迷悶，入其中者，不辨東西南北，宜為餐霞采芝者所居”[13]296。直到改流時，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改土歸流時，地多未辟，山高林密，是生虎豹豺貉，行旅不通，鋪遞率多迂遠。”[10]“乾隆初年城外尚多深林大箐，虎狼猛獸窟宅其中，附近如蹋沙坡等處樹密如織，夏月行人不畏”[14]。在經歷大規模墾殖后，森林植被持續大規模被破壞，“地日加開，民日加聚，從前所棄為區脫者今皆盡地墾種之，幽巖邃谷亦筑茅其下，絕壑窮巔亦播種其上，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矣”[15]“群來斯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疊疊青山，為之一掃光矣。”[13]92移民刀耕火種墾殖方式對植被影響尤其巨大，“按其榛蕪，縱火焚之，然后開墾，所謂刀耕火種也，其地種三四年，則棄而別墾，以墾熟者磽瘠故也”[16]，直到同治時，“方春，視山可墾處，伐木燒畬，種植雜糧，懸巖峭壁皆滿”[17]的習慣在地區仍普遍存在。而植被破壞極易引起水土流失，進而引發自然災害，如在鳳凰廳，“跬步皆山，溪流湍激，而均屯田地瘠薄居多，或于山坡層級而上挖土作塍，或于溪澗兩岸砌石作堤，每當春夏之交，山水暴漲易于沖刷，往往石堆山壓”[18];施南府，“常有因夏月驟雨，大水暴漲，闔室漂蕩者;有耘耔山上，奔避不及，被急流沖去者”[9];思南府，“每因春廈之交，大雨驟集，山峻水陡，土裂石流，或將熟田壅塞變為沙石者有之，或將堰溝沖坍阻其水源者有之”[19]等。

　　常年粗放墾殖和水土流失，還導致了地力下降、石漠化等情況的出現，“開辟廣而地瘠薄”[20]即是這種情況的描述。道光年間，施南知府王協夢針對“流人麇至，窮巖邃谷盡行耕墾”的情況，就曾有“砂石之區，土薄水淺，數十年后，山水沖塌，半類石田，尚何物產之有?”[9]的擔憂。但在人口壓力作用下，地力下降和石漠化情況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如在鶴峰州，改流初移民初墾殖時，“蕉實龐停大逾把，筍籜密封長盈尺，絲如貫珠粒在房，熟驗垂縷白轉黑。實堅炊飯飽充腸，一夫耕足八口食，雞鳴狗吠山谷應，往來行旅羨樂國”，但經過墾殖地力下降，“數十年來雨潦洗，磱確空余鑿鑿石，間有土山多不毛，和糞播種終嫌瘠”，于是居民被迫紛紛外徙，“流寓紛紛復他徙，貧者難遷腕徒搤”[21]。森林植被破壞，還使得珍稀動植物資源持續減少，土司時期“(卯峒)環司皆山，草木暢茂，禽獸多焉，獵者余冬日常鳴角逐犬以求之”[22]17，改流后“先年故多野獸，承平日久，深山窮谷開墾略盡，異類無所藏身，已非伊朝夕矣”[23]。水土流失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對群眾生活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突出表現在貧困化方面，“惟是重巒疊嶂，土少石多，雖終歲勤劬，卒不免鹵莽以報，……，地瘠民貧，由來久矣。”[24] “終歲勤動，所獲無多，在豐稔之歲，收獲谷石除完繳頒租外，僅供口食。本鮮蓋藏，一遇年歲歉收，輒形匱乏”[21]即是描述。

　　二、基于生產力水平提升的生態再平衡

　　改流后墾殖導致的種種生態問題與森林植被破壞具有直接的關系，這些問題影響著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和生活質量，在實踐中，地區群眾調整經濟結構、改進生產進入、學習漢地文化，有效實現了生態再平衡。

　　(一)經濟結構調整與植被修復

　　改流后武陵山墾殖區生態變化與墾殖目的有很大關系，在墾殖活動中，大量森林被辟作農耕地，主要種植玉米、紅薯、土豆等高產農作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宜種植玉米、紅薯，特別是在石漠化地區、坡度較大山地、高海拔地區、宜干旱地區等生態脆弱區，若強行墾殖必然會導致水土流失、土質退化等問題。而地區多山、海拔落差大的現實情況決定了生態脆弱區面積大，這就是為何乾隆時期外來人口大面積墾殖后生態問題凸顯的原因。但是，生態脆弱并不表示不能開發，只要是開發的內容在生態環境所能承載范圍內，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所以，問題的關鍵只在于因地制宜，找到既能維持生態平衡、又能滿足人口糧食需求的品種。改流后逐漸興盛起來的經濟林木種植和商業貿易正好好解決了這一難題。

　　土司時期，地區就有種植和貿易桐油、茶葉、藥材的零星記載，如顧彩在《容美紀游》中就有多處容美土司內種茶、采茶、販茶的文字描述，而乾隆《辰州府志》載改流前苗民賴以資生的物產有白蠟、鐵和桐油三種[25]等。但是總體來看，由于政治制度的障礙，土司域內貿易并不發達，經濟林木種植非常有限。改流后，隨墾殖大軍一同進入地區還有數量龐大的商人群體，“時土民不善貿易，列市通貸物者，半屬江右之民”[26]“荊楚吳越之商相次招類偕來，始而貿遷，糧而置產”[15]等。商人的涌入，開辟了物質貿易渠道，使得改流區特色資源能夠源源不斷地輸往漢地，進而帶來數量可觀的物質和財富。為增加轄內群眾的收入，改流初，各地流官就大力倡導群眾種植經濟林木。如保靖首任知縣王欽命發布《勸遍山樹桐》告示，針對保靖縣“地方盡屬深山，密箐毫無出產，又且土民性惰不務經營”“取利于自然者惟種桐一項，與民裨益良深”的實際情況，要求群眾“坦平坡地可以墾植雜糧，自應勤力耕稼。至于土埠高崗盡可種桐”，并將其稱為“成家之法，根本之事”[20]。乾隆二十五年(1760)，永順知府張天如發布《掘壕種樹》告示，稱因為群眾不知道種樹可以發家致富，所以要求轄內四縣群眾盡可能地閑散土地種樹。具體來說，要求群眾在溪、河、溝等水源充足的地方多種杉樹，在陽光不易曬到的背陰之處種植蠟樹，在地勢平坦之地廣種油桐樹，在沙石土質的犄角旮旯等邊隙之地種植花椒樹，在房屋周邊和田埂等地種植桑樹或者苧麻[2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