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態社區綠地交往空間設計的問題

1.1沒有發揮交往空間的社會生態功能

一些生態社區綠地片面注重綠地環境景觀的商業效應，存在“重景觀、輕交往”的問題，忽視了交往空間對綠地低碳功能的提升作用。生態社區綠地設計不僅要對自然生態功能加以提升，更應滿足居民鄰里交往、鄰里互助等在社會生態方面的功能需求，并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增強綠地的社會生態功能，能夠促進綠地自然生態功能的發揮，增加綠地的碳匯作用。眾所周知，居民每人每天通過呼吸大約釋放CO21.14kg，一天活動的地點不同，也會影響植物對CO2的吸收效果。當交往空間難以吸引居民進入綠地或者不能長時間挽留居民交往時，就難以增加生態社區綠地的增匯作用。

1.2交往空間難以吸引居民逗留

交往空間對居民的行為特點和活動規律重視不夠，在環境大效果得以實現的前提下省去一些必要的細部設計，居民更多的只能是動態地欣賞美景，而不是靜態地坐下逗留、和友人談天以及參與集體活動，制約了鄰里交往（圖1）。居民在交往空間中逗留一段時間，不僅能夠增加生態社區的健康指數，還能夠促進生態社區綠地的碳匯功能。

1.3沒有充分重視交往空間的自然生態功能

在交往空間設計中，對生態功能的重視度不夠充分，如采用喬灌草相結合的植物種植方式、采用雨水回用系統設計水景、采用便于雨水滲入地下的透水鋪裝、采用垂直綠化增加綠化覆蓋面積等。應加大生態型技術在綠地交往空間設計中的應用，充分發揮綠地中交往空間的增匯、減排功能。

1.4交往空間沒有結合連續的步行系統布置

一方面在生態住區綠地中的步行道不成體系，沒有將交往空間聯系起來。另一方面，交往空間刻意追求圖面上的視覺效果，如強調小區軸線、中心綠地和放射形中心等的構圖效果，沒有提供良好的步行環境，缺乏庭院樹、行道樹的配置，使居民不愿在綠地中步行、鍛煉、游憩，降低了居民的步行出行幾率，與生態住區增加居民步行交通的愿望背道而馳。上述問題，不僅限制了綠地增匯減排功能的發揮，而且對鄰里交往活動的促進作用有限，必須在物質環境上探索能進一步完善交往空間的設計手法，用環境行為學的觀點重新審視生態住區綠地設計，為居民提供交往性的戶外空間環境。

2“環境行為學”在交往空間方面的理論基礎

西方60年代初期形成的環境行為學運用心理學、行為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人在空間環境中的活動及人對不同空間環境的心理、行為的反映，心理學家班杜拉提出了描述行為變化和環境之間關系的圖式，指出環境通過與行為的相互作用實現對人的影響（圖2）。研究表明，環境具有促進滿足人的自我需求的功能性，如1960年愛特生（Ittelson）將人與空間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劃分為感知性領域、有表現力的領域、美感領域、工具性領域、生態性領域、適應性領域和綜合性領域等7個領域，領域之間存在復雜的關聯方式[2]。希臘學者道薩迪斯（C.A.Doxiadis）指出安全性、選擇與多樣性和最大需要滿足程度的因素（如最大限度地接觸、最省力的滿足需要、適度私密性的空間、與其他要素間保持最佳聯系以及在各個因素間的最佳平衡等方面）是人們選擇定居地的主要考慮因素[3]。隨著人文主義的發展，環境行為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對行為活動具有促進作用的空間環境形式，逐漸被應用在規劃設計中，提高空間環境設計的質量。楊•蓋爾（JanGehl）在《戶外空間的場所行為》一書中指出，“活動的產生激發了空間活力，死寂的形成是因為活動的抑制”[4]，認為通過步行空間和停留空間的細部設計，增加空間的開放性、聚集性、邀請性和整合性的功能，來聚集并整合不同類型的人群，形成良好穩定的社會網絡（表1）。紐曼（OscarNewman）認為領域感和歸屬感強烈的空間“加強了居民自然守望的機會”[5]，闡述了過渡空間對社區安全性的重要貢獻（表1），提出了由“私密空間-半私密、半公共空間-公共空間”變化過渡的空間序列。而簡•雅各布斯（JaneJacobs）指出“多樣性是城市的天性”[6]，論證了空間使用功能的多元化和活動的豐富性能夠增加城市和街區的活力（表1）。上述理論都為生態社區交往空間設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在交往空間的設計中，應重視步行空間-停留空間的細部規劃設計、重視“公共空間-半公共半私密空間-私密空間”的過渡空間序列設計、重視基本功能的混合和從屬功能的參與等解決方法。雖然生態社區綠地要強調生態功能，但這種生態功能的發揮也要將人的活動納入其中，利用物質設計手段來引導居民的主觀能動行為，發揮綠地在生態社區生態系統中與居民的互動作用，增強增匯減排功能。

3增加居民在生態住區綠地交往空間

內駐留時間的“環境行為學”設計手法應用“環境行為學”理論，從發揮綠地的社會生態性角度，提出用以下8種設計手法設計交往空間，以促進鄰里交往，增加鄰里認知感和安全感，延長居民在生態社區綠地交往空間內駐留時間。

（1）改善空間圍合的可停留性

圍合尺度宜人的空間能給人帶來安全感和私密感，使人愿意停留，而其停留時間越長，越能增加鄰里交往的機會。針對場地使用的人群規模，合理確定圍合空間的尺度，能增加居民停留的可能。如果交往空間服務于整個群體活動或者是亞群體活動的范圍，那么就應巧妙地進行空間劃分，采取大尺度空間（25～100m）與小尺度空間（3～10m）相結合的設計。適于居民個體之間交往的圍合空間尺度宜小不宜大，正如霍爾（EdwardT.Hall）在《隱藏的向度》中論及的社交距離為1.30～3.75m，公共距離在3.75m以上[7]。如某小區組團綠地中應用臺階高差對交往空間進行劃分，有適合不同數量的居民亞群體交往的空間，也有適合個體之間交往的小尺度空間（圖3）。公共空間應用植物、地形等設計元素形成具有良好圍合感的空間。應創造公共空間的圍合性。針對公共空間、半公共空間、半私密空間等不同尺度的圍合空間。應合理規劃圍合空間的停留空間與動態的穿越人流之間的關系，避免將圍合空間設置在通道上，造成對圍合感的破壞，影響通行和交往使用。如大連學清園的兩個樹池之間缺乏限定性的圍合空間，恰巧這里又是通道的位置，減少了居民在空間中停留與交往的次數（圖1）。面向不同交往人群的圍合空間的尺度也不同，可以將個體之間、亞群體之間、群體之間交往的小尺度圍合空間、中等尺度圍合空間、大尺度圍合空間混合設置，方便不同交往目的的人群共同使用同一或相鄰空間，增加鄰里交往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