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學詮釋學的視角

(一)哲學詮釋學的源流

哲學詮釋學屬于解釋學的一種。解釋學(Hermeneutics)作為關于理解和解釋的學問，亦被稱為釋義學或闡釋學，有學者也稱其為詮釋學。但筆者認為，詮釋學更多地在本體論意義上運用，即哲學詮釋學，而其外延明顯窄于解釋學，因此，此處不宜使用詮釋學的提法。“解釋學的詞源是希臘動詞hermeneuein，詞干是Hermes，即諸神的使者赫爾墨斯。赫爾墨斯是諸神的使者或信使，他的職務是負責向人間傳達和解釋諸神的旨意，因為神界與人間語言存在差異，他跨越了神界和人間的界限，是兩者的‘中介’，所以含有將神的語言解釋給人的意思，而不是單純的宣告和重復上帝的話語。”〔2〕

解釋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1)作為理解和解釋技藝的解釋學。解釋學最初來源于神學解釋學和法學解釋學。前者作為理解和解釋《圣經》的技術學，是在教父時代面臨《舊約圣經》中猶太民族的特殊歷史和《新約圣經》中耶穌的泛世說教之間的緊張關系的歷史背景下，需要對《圣經》作出統一解釋時發展起來的〔3〕;后者是基于法律解釋的需要，始于對羅馬法的解釋。有學者將技藝解釋學稱為具體解釋學，對應于之后的一般解釋學。除了神學解釋學和法學解釋學，還有文獻學解釋學〔4〕，實際上，當時的文獻學解釋學雖然有希臘學者對荷馬史詩等古典文獻的解讀，但其仍主要以宗教經典為解釋對象，文獻學解釋學可以看作神學解釋學的延伸。

(2)一般解釋學或言傳統解釋學。這一轉向發生在19世紀，由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首先提出，最終由狄爾泰完成，從而使得解釋學得以為整個精神科學奠定方法論基礎，至此，解釋學的理論指導意義超越了它的實用意義。施萊爾馬赫明確了解釋學的基本范疇:對文本的解釋和說明〔5〕。他認為理解是對作者意圖的單方面理解，是某人理解他人，歷史等前見使得詞義發生變化、作者的個性心理被遮蔽，因而，要使理解成為可能就必須排除歷史前見的障礙，重構作者創作的原始歷史環境以把握作者的真實意圖，這就是所謂的重構說(Rekonstrukton)〔6〕。施萊爾馬赫提出了兩種解釋學方法，即語法解釋法和心理解釋法。前者主要從字面上對作者遺留下來的文本作語言分析，從而揭示文本的表層意義;后者主要是通過對作者語言使用特殊性的分析來揭示和把握其內在的深層心理活動〔7〕。施萊爾馬赫確立了解釋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地位，將具體技藝解釋學發展為系統的理論的普遍解釋學。而狄爾泰真正把解釋學納入哲學的核心部位，從認識論上對解釋學進行了發展〔8〕，使解釋學具有了更廣泛的意義。他在施萊爾馬赫解釋學理論設想的基礎上致力于人文科學(精神科學)的建設，解釋學被看作是一切人文科學的一般方法，即“歷史理解的方法”〔2〕。他認為歷史、文化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自然科學具有反復性和可證成性，而歷史及文化現象則是一次發生，因此只能用理解或者基本上只能在心理體驗中進行說明，主張理解的對象由文本轉移到現實歷史。狄爾泰的解釋方法不是要求復原“本文”意圖，而是將歷史的“真象”視為可資解釋的文件，并把其當成理解者本身生活的表征〔9〕。

(3)哲學詮釋學或稱本體論解釋學。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思想理論均停留在傳統認識論的范疇之內，真正突破這一方法論“束縛”，將解釋學帶入新的本體論發展階段的是海德格爾以及他的學生伽達默爾。海德格爾繼承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思想，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本體論解釋學，在他看來，“哲學本體論上的存在問題實質上就是解釋學意義的理解問題”〔10〕。對海德格爾來說，解釋學不僅涉及具有歷史學性質的文本，而且首要的是對具有歷史性的在者即此在的解釋，“現象學描述的方法論意義就是解釋……通過詮釋，存在的本真意義與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結構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領會宣告出來。此在的現象學就是詮釋學〔Hermeneutik〕”〔11〕。在他看來，理解不是主體的主觀性活動，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或者說，是此在的“被拋狀態”，它規定著此在的理解活動(籌劃等)。解釋學所研究的理解，構成了此在生存活動(籌劃)的“先行結構”，即此在之理解的“前結構”，這就是“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見到”(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當一個事物被看作是科學認識的對象之前，我們已經對它有了“前理解”，這可以看作是理解的出發點、基礎或基本條件〔2〕。“一切解釋都有其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和先行掌握。我們把這些‘前提’的整體稱為詮釋學處境。如果解釋作為闡釋而成為一項明確的研究任務，那么就需要從對有待開展的‘對象’的基本經驗方面并即在這基本經驗之中先行澄清和保障這些‘前提’的整體。”〔11〕具體來說，“此在是源始的，這就是說:就其本真的整體能在來看，它被置于先行具有之中;指導性的先行視見，即生存的觀念，由于澄清了最本己的能在而獲得了它的規定性;具體整理出來了的此在存在結構清清楚楚地把此在的存在論所特有的方式同一切現成事物加以區別，從而使先行掌握為此在的生存論結構提出一種恰如其分的分環勾連，以便把從概念上整理諸生存論性質的工作可靠地進行下去”〔11〕。也就是說，此在在理解之前，已處于一定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中，這些與此在存在共存，即“先行具有”;這種先行具有處于一種隱綽未彰的狀態，需要在這種特殊的理解事件中作為被解釋的特殊方向，這種解釋者理解某一事物的先行立場或視角就是“先行見到”〔12〕;在先行具有和先行見到的基礎上，在理解之前所存在的概念體系和知識結構，就是“先行掌握”。海德格爾思想體現出了主客體統一的傾向，將對世界的理解融入世界的存在之中〔3〕。

伽達默爾進一步發展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詮釋學思想，認為不同于傳統解釋學的方法論指向，哲學解釋學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經驗和生活實踐的問題。借用康德的話來說，我們是在探究:理解怎樣得以可能?這是一個先于主體性的一切理解行為的問題，也是一個先于理解科學的方法論及其規范和規則的問題”〔13〕。他仍將理解看做人的存在方式，擴大了解釋學對象———文本的含義，它可以指歷史上任何成為過去并且對現在有影響因而受到人們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2〕。并且伽達默爾將海德格爾的“理解前結構”的三種區分融為一體，提出了“前見”④這一概念，來解答解釋何以可能的問題。他說:“誰想理解某個本文，誰總是在完成一種籌劃。一當某個最初的意義在本文中出現了，那么解釋者就為整個本文籌劃了某種意義。一種這樣的最初意義之所以又出現，只是因為我們帶著對某種特殊意義的期待去讀本文。”〔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