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產業結構高度的提升［1］。從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到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產業結構的演進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動態過程［2］。到了20世紀中后期，庫茲涅茨(Kuznets)、錢納里(Chenery)、賽爾奎因(Syrquin)等人通過投入產出分析和實證方法，總結出工業化進程中不同階段的產業結構高度的典型特征和測度產業結構高度的標準［3］。目前對產業結構高度的界定基本比較統一。一般來說，產業結構高度化就是產業結構合理基礎上的高級化過程。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三個轉移上，即:三大產業重心的轉移(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要素密集度的轉移(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品形態的轉移(初級產品→中間產品、最終產品)。產業結構高度的演進必須是在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進行的，并伴隨著產業結構協調化和合理化。人為的提升往往會導致“虛高度化”，等到想把這種錯誤糾正過來的時候社會將付出巨大的代價。所以我國應該在源頭上制止這種現象的出現，合理地推進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過程。那么到底哪些因素會影響產業結構高度將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找出這些因素之后我們就可以通過促進和改善這些因素來使高度化產業結構更趨合理，從而達到量的內涵和質的內涵的統一。

一、文獻回顧

產業結構高度作為社會科學范疇的概念，必然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結合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做了文獻歸納和總結。就目前的討論看，產業結構高度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總量的發展

一般學者都認為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高度化存在著相互關系。但在具體是怎樣的關系，是單向關系還是雙向關系這個問題上學者們存在著分歧。丁逸寧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測度產業結構高度的指標，并進行過計量上的實證分析。在10%的顯著水平上，國內生產總值和產業結構水平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即產業結構水平是GDP增長的格蘭杰(Granger)原因，而GDP增長不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不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因素［4］。對于該結論，本文注意到他的產業結構高度指標的選取本身就存在問題，因此，對于結論的正確性應該說是有質疑的。關于這個問題將在本文的數據說明時再闡述。更多的學者認為兩者是存在著雙向關系。范艷麗等人認為產業結構的演進會促進經濟總量增長，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加速演進［5］。謝植雄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經濟總量發展和結構優化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的增長對產業結構高度化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性［6］。黃湘燕和鎖箭認為一國經濟總量水平越低，產業結構的水準越低，產業結構轉換遇到的限制也越大，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基礎［7］。

2．技術進步和知識創新

在技術、知識因素方面，學者們的意見比較一致，即基本上都同意技術進步可以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王云平分析了技術升級通過主導產業的關聯效應和促進產業國際分工地位這兩條路徑來推動產業結構的高度化［8］。魏農建認為產業結構高度化是以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和主導產業的核心地位建成為標志的，它依賴于科技的普及率和人們的創新能力［9］。彭春華在探析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動因時認為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直接動因。與王云平不同的是他認為技術進步是通過擴大資源來源、促進生產方式多樣化、推動資源在三大產業中轉移和創造新的需求這四條路徑來提升產業結構高度化的［10］。劉俊杰認為科技進步是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強大杠桿［11］。王吉霞也持同樣觀點，認為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和杠桿［12］。黃湘燕和鎖箭更是把高新技術飛速發展看成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關鍵性因素。

3．社會需求

社會需求對產業結構高度化的作用也被較多學者所肯定。黃湘燕、鎖箭和謝植雄都認為社會需求結構是現實產業結構高度化的主要動力之一。魏農建認為需求結構變化形成的新的市場供求比例關系，是產業高度化的內在壓力，而人們對新產品的消費追求是產業高度化的內在動因。彭春華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產業結構高度化與市場需求具有內在聯系，市場需求(社會需求)是產業高度化的動因之一。王吉霞認為社會需求結構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社會需求水平和結構的變化必然影響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4．對外因素

這里的對外因素是指跟其他國家有關的因素，例如國際貿易結構、實際利用外資(或者外國直接投資，FDI)和匯率變化。關于對外貿易方面，王榿倫通過實證分析認為我國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13］。王吉霞也把國際貿易結構作為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她認為如果一國出口產品以初級產品為主，則該國的國內產業結構必然是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產業的附加值很低，技術含量少，加工度也不高，其產業結構必然處于一個很低的水平。相反，如果一國的出口以制造品和服務為主，則該國的國內生產也必然以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產業必然呈現出高附加值化、高技術化、高知識化、高集約化和高加工度化的發展態勢，其產業結構也相應地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14］。關于利用外資方面，吳勤學認為一國產業結構的存在和轉換，影響著國際貿易結構和對外投資結構的變化，而國際貿易結構和海外投資結構的不斷優化，又會反過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不斷轉變［15］。姚風雷和程宏都提出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升級，幫助糾正以往偏離的產業結構，發揮產業結構優化的效益［16～17］。關于匯率方面，陳瑞剛通過實證分析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有利于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調整［18］。

5．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影響因素外，還有其他因素也被部分學者提出。彭春華和王吉霞都提出產業政策、制度安排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凸顯了政府的作用。明朗提出我國我國的稅收政策存在的缺陷阻礙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提出應當降低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完善現有稅種和設置必要的新稅種，并完善稅收支出政策［19］。王吉霞還論述了資源供給(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資金資源)對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