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思維實驗研究在國外已歷經20年，主要是對職業譯員和非職業譯員的翻譯過程進行考察，在翻譯策略和翻譯單位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相關研究見L?rscher［1－3］、J??skel?inen［4］、Séguinot［5］等。在國外，翻譯過程的有聲思維實證研究已具備了比較成熟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成為翻譯研究中的前沿性課題，而國內目前只有相關理論介紹［6－9］，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實證研究(如個別小范圍的案例研究，如，蔡寒松、郭嘉鑰［10］;蔡寒松、劉葆婷［11］)，但翻譯過程的實證研究目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12］，并開始應用于翻譯教學中來。為了把有聲思維實驗結果轉換為翻譯教學的指導力量，進一步把翻譯過程研究與翻譯教學結合起來，我們對22位翻譯初學者的思維過程進行了實驗記錄，分析了初學者遇到的問題類型，并結合翻譯思維過程揭示了問題形成原因，提出了在翻譯教學中的解決方案。

一實驗過程

實驗主要考察學生譯者使用翻譯策略和翻譯單位的情況，實驗前作了以下準備工作:

第一，選取受試對象:22名英語專業三年級本科生，來自一個自然班，自愿參與，該群體為翻譯初學者，沒有受過系統正規的翻譯培訓，只在課堂上接觸過少量翻譯練習。

第二，選擇實驗材料。實驗材料在選擇時考慮到了以下幾點:有足夠的問題讓受試報告;難度適中以保護受試的自信;是譯者熟悉的領域和話題。根據這幾點要求，最后選取了兩段翻譯材料:一段是英譯漢［13］，另一段是漢譯英［14］。

第三，確定實驗的操作方法和分析方法。實驗運用有聲思維方法收集語料，讓受試邊譯邊說，同時進行錄音。受試可以使用詞典等工具，主試不對受試的活動進行干預。語料分析主要采用標注和統計的方法，翻譯策略的標注沿用WolfgangL?rscher(1991)的分類標準，而翻譯單位的標注采用詞、詞組、小句、句子四個基本單位，使用Monoconc軟件協助檢索。TAP實驗在某大學的語言實驗室進行，過程如下:

1.訓練階段。在這一階段，主要訓練譯者對實驗方法的操作，讓受試熟悉有聲思維的過程和整個實驗步驟，所用材料不用于真正的實驗。這一階段根據受試反應可長可短。

2.錄音階段。在語言實驗室，22位受試在進行翻譯作業的同時，報告自身的思維活動，這一過程被錄音。然后，將帶有口頭報告的磁帶收起，結束錄音。

3.轉錄階段。實驗結束后，剔除不合格的錄音，得到21份英譯漢和21份漢譯英的口頭報告。主試把收集的口頭報告錄音轉錄成書面形式的口頭報告，在此過程中，停頓、語氣詞等都被轉錄，錯誤的單詞也同時轉換成相應的書面形式。

4.標注階段。口頭報告轉錄完成后，對42份口頭報告進行標注，標注符號主要是翻譯策略使用和翻譯單位劃分的符號，部分符號標注及其注釋如下:＜BEN11/STR2/PRO2/FEMALE＞HerecomesRP［Thesubjectrealizesaproblem.］erSEARCHSP［Thesolutionremainstobefound.］astory.(P)SPY［Thisisconsideredasthepreliminarysolutiontotheproblem.］

二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翻譯策略的分析報告

定量分析時，用軟件Monoconc對各個翻譯策略和策略成分的使用情況進行了檢索和統計，以下是實驗結果:

第一，英譯漢過程和漢譯英過程使用各類翻譯策略的頻數存在差異。通過統計各組遇到的翻譯問題(在標注中用RP表示)，發現英譯漢比漢譯英的問題多，基本說明本次實驗中前者比后者難度要大。見下表1:英譯漢過程中，學生譯者使用最多的是第五種策略(STR5)，即反復尋求解決問題方案的策略，進一步說明，英譯漢中譯者遇到了較為棘手的問題，而與此相比，漢譯英過程中策略5使用次數少得多，基本上采用了前兩種較為簡單的策略模式。

第二，不同學生譯者的策略使用情況有較大的個體差異。如下表2所示:由表可見(篇幅所限，表中只列出了4位本科生的策略使用情況，但統計結果包括所有譯者)，學生之間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從翻譯兩次的譯者表現看，非策略過程平均每次7.5到13.5次;對于翻譯一次的譯者，從6到19次不等。而從策略過程來看，有14位受試的策略過程小于非策略過程，說明多數學生譯者的翻譯過程趨向非策略過程，但也有8位受試情況相反。并且，策略過程中使用策略的情況也從2次到18次不等。可見，從策略使用情況看，不論是策略過程還是非策略過程，學生譯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但是，策略使用與翻譯質量并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策略使用情況一方面反映了譯者的翻譯能力和翻譯表現的關系，也可能反映了譯者的翻譯態度和實驗表現，如果譯者較為認真，在遇到問題時所用的策略一般較為復雜，處理過程比較謹慎，反之說明譯者在處理翻譯問題及其整個片段的可接受性等問題上比較草率。

第三，從處理個別翻譯難點情況看，各個譯者的策略使用情況有差異。我們把翻譯難點分為理解難點(REC)、表達難點(PRO)和兩者共有(REC＆PRO)三種情況，從學生譯者中任意抽取三名受試，考察漢譯英過程中翻譯問題和翻譯策略的對應情況，如表3所示:可見，三位譯者在漢譯英過程中遇到的理解問題很少，共1處，并且所用策略2也較為簡單;而理解和表達問題共2處，采取了較為復雜的策略4;表達問題最多，共22處，分別采取了策略1、策略2、以及較為復雜的策略4和策略5等來處理。很明顯，漢譯英中的表達問題是最常見的翻譯問題，主要處理的策略以較為簡單的策略模式為主，說明在表達難度上還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就具體翻譯方法而言，在處理個別翻譯難點方面初學者表現出了一定的相似傾向。例如，在處理漢譯英中的“金剛”一詞時，統計發現，學生最常用的翻譯方法是字字對譯，把金剛譯成“goldandsteel”，這一譯法基本占了43%，而另一種則是音譯“Jingang”，只有1人音譯以后又做了進一步的解釋。而由于理解偏誤或不理解而造成的誤譯及空缺現象有4人，按照上下文猜測詞義并意譯的只有1人。學生之間的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但總體比較接近，基本停留在表層翻譯的層次。同樣，英譯漢過程中的困難詞匯處理也基本上以表層翻譯為主。如表4所示：由此可見，在初學者遇到困難詞匯時，往往從表層入手，采用字字對譯等方法處理，結果造成譯文晦澀難懂，甚至翻譯錯誤。在簡單的翻譯策略模式下，譯者的選擇往往過于粗糙，考慮的因素也欠妥，上面提到的文化詞“金剛”，很多初學者在沒有明白原文意義，也沒有考慮讀者接受力和感受的情況下，任意處理，說明，初學者對翻譯的理解還處于表層，沒有從翻譯的交際功能和目的出發來理解翻譯活動的本質。因此，在翻譯教學中，應加強翻譯理論指導，從宏觀導向上給予引導，從方法上根據翻譯問題給予具體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