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美國修辭學還處于低谷的時候，思想超前的肯尼思•伯克就對現代主義進行了質疑和批判，甚至提出了具有解構意義的認識論方法，在修辭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引發(fā)了對修辭學與哲學之關系的討論，為美國修辭學走出低谷，邁上興旺之道作出了貢獻。伯克以“戲劇主義”著稱，美國著名小說修辭學家WayneBooth曾這樣評論道：“在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修辭學家中，他(伯克)的‘戲劇主義’越來越被認為是至少必須在人們的索引中出現，不管人們是否試圖去弄懂伯克。”[1]“伯克廣博的知識、犀利的洞察力以及敏銳的判斷為他贏得了1920年及1930年來自美國文學界眾多著名人物的贊譽，而到了1940年和1950年他的聲譽擴展到了心理學、哲學、人類學等領域，現在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趣、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之一。”[2]伯克在20世紀修辭學界的影響無人能比，故被譽為“當代的亞里士多德”。他獲得的兩個大獎足以證明其學術貢獻和影響：文學與批評獎(1975)、國家文學獎(1981)。戲劇主義既是一種語言哲學觀也是一種話語的修辭批評方法，因為它把語言看作行動并以此為基礎用“戲劇五位一體”去考察修辭話語的運作①。本文將探討伯克的戲劇主義所蘊涵的后現代思想，并指出其重要啟示。

一、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解讀

提起“后現代主義”，首先必須提及“現代主義”。“現代主義”通常是指歐洲啟蒙運動后出現的一種主張主體人的中心論以及對理性、終極現實和永恒真理的追求和迷信。作為啟蒙的產物，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關于客觀知識的信念。它試圖揭示外在客觀世界和內在主觀世界的真相，發(fā)現知識，獲得其永恒真理[3]。這個特征蘊涵的基本假定是主客體相分離，主體可以駕馭客體，擺脫現實世界的影響和支配，從而獲得客觀知識、達到永恒真理。顯然，現代主義傾向于把知識和真理視為中立的、客觀的、普遍的，認為它門是推動進步和解放的力量。現代主義對客觀知識、永恒真理的迷信，蘊涵著一種表象主義的觀點，即：人的心靈能像鏡子一樣反映外部世界的本質，從而獲得知識、真理。

總體來說，后現代主義是對啟蒙的一種反思、質疑和批判。利奧塔曾將“后現代主義”定義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3]5，換言之，后現代主義反對啟蒙關于“永恒真理”和“人類解放”迷信。20世紀上半葉后，一些哲學家開始對啟蒙以來的這段歷史進行反省，對支撐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方式提出疑問，提出“后現代”以同“現代”相對抗，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被稱為“后現代主義”[3]229。作為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駁，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兩點：(1)反對以個人主體為中心，反對主客體二元論；(2)反對追求認識的確定性、明晰性、結構性、普遍性、整體性等，主張要關注知識的局限性和非穩(wěn)定性，認為知識是一種相對的發(fā)展歷程[4]。在后現代主①戲劇五位一體”(pentad)是指由戲劇五要素“行動者”(agent)、“行動”(act)、“場景”(scene)、“工具”(agency)、“目的”(purpose)構成的有機體。它們之間的相互搭配可以形成二十個關系對子(伯克稱“ratio”)，如“場景—行動”、“行動—場景”、“行動者—行動”、“行動—行動者”等等。關系對子之間顯示出一種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前者“呼喚”后者，或者前者決定、導致后者。就某一事件而言，不同的人對它的闡述可能不同，表現在他們用不同的戲劇對子去描述它。義看來，主客體二元論會導致鏡象反映論，而鏡象反映論最終會導致“客觀知識”和“永恒真理”的迷信。所以，后現代主義反對二元對立，采取“視角主義”(Perspectivist)的認知觀點，認為所有關于世界的認識性再現都受到歷史和語言中介的影響[4]50。后現代主義也拒斥統(tǒng)一的、總體化的理論模式，因為它遮蔽了社會領域內的差異性和多元性，這就容易在政治上導致對個體性的壓抑，造成與現代精神相違背的霸權。

在后現代主義中有一個影響深遠的學說，那就是20世紀60年代德理達創(chuàng)立的解構主義，其理論基礎是這樣的語言哲學觀：語言是游戲，意義在不斷的遲延中。解構主義的關鍵在于解構“邏格斯中心主義”所堅持的語言符號或文本意義的確定論，故它用“意義鏈”概念取代結構主義的結構概念，從而摧毀了意義的穩(wěn)定性和確定性。解構主義反對邏輯實證主義，因為對實證主義的推崇必然會導致對“理性”、“科學”、“進步”的迷信，進而使用理性主義精神建構的哲學體系變成凌駕于科學和現實生活之上的思辨思想，導致與理性精神相悖的獨斷論[5]。后現代主義思想在伯克的修辭學中得到了回應，并成為推動美國修辭學向前發(fā)展的重要動力。

二、戲劇主義視角的后現代思想之體現

(一)戲劇主義的涵義

根據伯克[6]，所謂戲劇主義，就是把語言作為行為(action)，而不是作為傳遞信息的手段，因為在人類的活動中，人們是用語言象征自己的問題及行動，并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7]。伯克本人為戲劇主義下的標準定義載《國際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中：一種分析的方法和對應的術語批評，其目的是表明：對人類關系之動機的最直接研究是通過對術語系列或簇群及其功能進行有效的探討。戲劇主義方法蘊涵在關鍵術語“行動”之中。它是基于這樣的觀察：有行動的地方，必須有行動者，同理，也必須有行動者實施行動的場景。在一個場景中行動，行動者必須使用某種手段或工具。行動之所以是行動，是因為它還涉及目的。[8]伯克的戲劇主義是基于這樣的人性論哲學觀：“人是使用和濫用符號的動物、否定的發(fā)明者；他由于其制造的工具而與他的自然條件相分離；他受等級精神的驅使，并由于至善而變得迂腐”[6]316。伯克把人看作符號/語言的動物，避免了語言淪為工具的陷阱。他對哲學家杜威視語言為工具的觀點表示反對，因為人可以把工具拿起來放置一邊，但對語言卻不能隨意這樣做。人的“符號/語言使用”之特征決定了人是倫理的動物，因為語言中的否定最終導致人的道德化[6]419，而人的道德化則決定了人是修辭的動物。用伯克戲劇主義術語來說，語言作為“場景”(相當于“人生活在語言中”這個論斷)決定了作為“行動者”的人的本質特征。這個邏輯關系體現在“場景—行動者”的戲劇對子(scene-agentratio)里面。伯克認為所有社會政治的等級秩序都是由語言造成的，人類一切行動及關系都是戲劇。這個觀點蘊涵在其戲劇主義的格言(motto)之中——“由語言所引發(fā)，通過語言運作，超越語言”(Byandthroughlanguage，beyondlanguage)。所以，戲劇主義旨在考察人的戲劇是如何因為語言所引起，如何由語言所復雜化，如何在語言中運作，如何在語言中消解，又如何影響社會關系，也即揭示人類社會中各種等級中的非語言、語言、元語言之間的因果關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