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的斷裂與延續

民國史的研究以往主要著眼于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的重要性，強調與皇權制度的斷裂，但近年來對民國時期前后的延續性問題，學界開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楊念群從正統性與合法性的角度強調民國與清朝之間的延續性。他認為，民國時期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從帝制時期汲取了許多資源。比如“大一統”的觀念，對民國沿襲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義，使其國家體制表現為一個特殊的混合體:對內是一個多民族共同體，對外則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又比如政教關系，傳統的科舉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結合成一體，結合成中國特有的政教系統和國家治理技術，未入仕的士紳在地方社會通過教化，使政治成為一種道德行為，彌補正式行政系統的不足，而民國時期的教育改革改變了這種政教一體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國的合法性危機。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華民國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斷裂和建設新的國家制度這一面，還應該更多把眼光放在與前清內在傳統的無形、微妙的聯系上，把清朝和民國國家治理的方式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這種強調歷史延續性的觀點。他指出，雖然政治史強調“民國史”的范疇，思想史家卻常把晚清民國看成是一個整體來討論，社會史學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與民國的史料，因為在他們看來兩個時期并沒有結構性變化。這使他反思現在以“問題”為核心的史學研究可能過于強調研究對象的時間邊界，忽視了歷史發展本身的延續性。因此，他也主張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國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學生們不應該囿于學科分際，不修明清史的課。他甚至認為，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深入，“民國史”的概念應該淡化，甚至消失，民國38年的獨立性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當我們的研究視野從政權更替轉移到其他領域中去的時候。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葉文心歸納了歷史中承續的幾種表現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續，有些機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識和權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結合以維系某種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如果舊機制斷裂(比如科舉制的取消)，就會有人努力把它重構，以保持這種功能的有效運作。二是路徑依賴的承續，但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續，比如軍閥割據的時候以“民主”的旗號，行封建之實。三是國家的延續性，國家作為一種權力場域的穩定性，可能超過了群眾運動在一時之間能釋放出來的變革動力。桑兵補充，還有一種是人員的承續，北洋用晚清的官員、國民政府時期用北洋的官員，都會帶來隱性的承續。

四川大學歷史系的羅志田則強調民國時期激烈變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國，往往是社會精英在主導并鼓吹激烈變革，使得過去認為幾千年不變的常態，忽然變成了嚴重的“問題”，比如家庭問題、農村問題。他進一步提出在“建國”問題上的斷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達成的是“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肇興后，面臨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共和”問題，民族問題淡出，建國問題凸顯，重新界定和確立“國”與“民”的關系成為關鍵。羅志田還指出，很多近代出現的新現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覺中漸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變態被看作常態，反而遮蔽了不少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楊奎松是研究民國時期中共革命史的專家，他更多地觀察到1949年的斷裂，許多民國時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國后就斷裂了，比如在法律領域。對一些社會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顯的斷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東農村調查，對于地主和農民之間關系的認識是有差異的，1950年代的調查較前出現了大量階級分化和壓迫的內容，這種變化到底是因為調查者的緣故還是因為當時社會的變化?需要更多更細致的微觀研究去反映各個地方具體的變化脈絡，在空間多元性的基礎上，整合出社會變遷的總體大勢，否則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維的影響，對社會現實的理解過于狹隘、固化和片面。葉文心在討論中也強調1949年的重要性，她認為現在我們研究民國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發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到底有何種意義。

民國史的關鍵詞:革命

王奇生認為，對革命史的研究至關重要，但不應將革命史等同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他認為，近代的革命是多元的、多層次的革命，不是單一的革命。實際上五四運動以后，從北洋政府潰敗到國共兩黨，到青年黨，到第三黨，到國民黨改組派，實際上都在“革命”的語境中成長。所以，他認為應該把民國史放在革命的系統里討論。民國的38年其實發生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國民革命混合了國民黨的政治“革命”和中共的社會革命，兩者先合作后分裂。王奇生指出，就這些革命的具體目標而言，其實都算是勝利了，但是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后不久，又都出現了“革命失敗”的看法，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所以，他認為應該更深入地反思對革命的歷史追述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關系。

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黃克武指出，“革命”與“反革命”的說法中隱含著價值判斷。整個近代史如果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就是革命黨革了清朝天下，然后共產黨革了國民黨的命，這個過程可以說是新正統的建立及其對舊正統選擇性的揚棄。黃克武認為，此處可以看到一個共通的現象，就是事實的連續性與應然的不連續之間的張力。換句話說，在歷史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從民國到共和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續性，但在應然的層面上，歷史人物認為不應該有連續性，應該把清朝的余緒割裂，把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的東西除掉。歷史敘述在應然的不連續性之下，就成為一個比較單面的書寫。因此，他認為，怎樣回到一個更復雜的歷史敘事，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具體來說，挑戰在于把“革命”和“反革命”都當成一個中性的字眼重新分析、重新評估。

華東師范大學的許紀霖認為，從1980年代開始，有個“去革命化”的問題，史學界更傾向于使用現代化敘事和年鑒學派的“長時段”，更多地研究社會文化史。但他同時也觀察到，從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后，對于“革命”的討論又重新成為熱點。他認為，革命的確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必須考慮的背景。他指出，民國不僅是個短時代，而且還是個在空間上四分五裂的割據時代，革命正是發生在這些割據的隙縫之中。同時他還提出了變革的組織和領導階層的問題，革命可以說是邊緣階層興起后取代舊精英的過程，這樣一個權勢轉換的過程，以及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都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