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80”、“90”后青年進入勞動年齡，城市中各行各業都布滿了這個群體的身影。特別是近年來，由于城市建設的需要和人口流動的增加，每個城市中都涌入許多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剛開始被稱為農民工，主要指一個“40、50”左右在城市打工的農民群體。后來，第二代農民工或新生代農民工出現，主要指進入勞動年齡的“80、90后”青年，雖然同是農村戶口，但是他們與第一代農民工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城市對于兩代農民工有著不同意義。由于在學識、城市認同、自我認同以及生活規劃方面的差別，這些外來青年不像第一代農民工那樣，把自己隔離在城市生活之外，而是努力融入城市和社區當中，當然由于存在城市排斥等原因，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因此，在當前和諧社會建設的大背景下，對城市外來務工青年城市生活現狀及問題的研究就非常有意義。本文用“外來務工青年”而不是“第二代農民工”來概括“80、90后”青年群體是因為，這個群體中有許多人的學歷層次比較高，其中不乏大學生，所以用“外來務工青年”這個詞更貼切。

一、城市外來務工青年的工作和生活狀況

本文的調查對象是16～35歲在菏澤市牡丹區工作的外來務工青年，調查對象是通過定性加定量的方式取得的。首先通過走訪調查，得知外來務工青年比較多的工廠，工廠的選取采用判斷抽樣的方法，每個工廠中再根據外來務工青年的名單采取隨機抽樣取得調查對象的樣本。

1.就業情況。由于當前就業形勢的加劇，再加上大多數外來務工青年的學歷層級較低，沒有較高的專業技術，他們的就業情況不容樂觀。調查顯示，這些外來務工青年當中臨時打工者和沒有得到技術培訓者的人占絕大多數，分別為59.5％和85％；雖有41%左右的外來務工青年享受醫療、養老方面的保障（即外來人員綜合保險的內容），但根本沒有得到任何保障的人占到21％。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們就業的工廠大多是小工廠，保險保障方面都不健全。外來務工青年大部分從事不穩定或缺少職業培訓和保障性的邊緣工作。外來務工青年月工資基本上在1500元以下，但有62%的外來務工青年每月基本生活支出在900元之內，收支幾乎相抵，所以有63%的人對目前收入的不滿意。

2.文化、生活情況。盡管城市社區給市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參與社會的渠道，但是外來務工青年的社會參與度比較低，例如參加過社區活動和志愿活動的比例分別為15.6％和21.4％，他們的社會參與意識有待提高。閑暇活動方式上，既有與第一代農民工相似的地方，具有傳統的特點，例如有28％的人選擇找老鄉聊天或者給家人打電話，這體現了血緣和地緣群體在外來務工青年中占有重要地位；有17.5％的外來務工青年選擇喝酒、打牌和玩麻將等傳統的休閑方式。但也體現出城市青年的現代性特征，如49.8％的被調查者選擇上網泡吧，這與第一代農民工是不同的。

二、外來務工青年在城市中存在的問題

1.城市排斥現象存在。布爾查特（Burchardtetal）等學者看來，社會排斥是個人生活居住在一個社會中，沒有以這個社會的公民身份參與正常活動的狀態；社會成員在消費、生產、政治、社會互動的參與不足、不參與都可能被認為是社會排斥的存在[1]。本文贊同這個觀點。要實現城市融合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首先，獲得一個薪酬比較合理，相對穩定的職業；其次，形成與所在城市的人比較接近的生活方式；最后，由于這種生活方式的影響和與當地社會的接觸，使他們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與當地人相同的價值觀進而產生自我新身份的認同和對所在城市的認同。雖然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現在的外來務工青年的就業狀況有了改善，從事的不再全是臟、累的純體力勞動；現在外來務工青年也比較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也努力學習和適應；他們不再把自己當成城市的過客和陌生人，而是希望通過努力工作，留在所在城市。但是，調查的數據顯示，他們并沒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中。潛在或顯在的職業排斥，較低的收入和較差的社會保障狀態，使這些年輕的農民工較難融入城市，心理對城市的認同感較低，而這對一心想留在城市的外來務工青年是個嚴峻的問題。

2.城市融入層次低。外來務工青年的城市融入指的是在經濟生產方式、政治參與、社會生活以及社會心理與價值觀等層面上對城市的整體融入度。但是外來務工青年的工作和生活現狀表明，他們對城市的融入是低層次的、表面的。這既有他們自身的原因，也有城市中排斥現象的存在有關系。大部分外來務工青年僅僅是學習和模仿當地人的語言、穿著方式、生活方式等淺層次的東西，他們并沒有深入思考和學習城市生活的本質。而且職業排斥導致文化排斥，外類務工青年的城市參與度和業余生活方式就說明了這一點。文化排斥指失去根據社會認可的和占主導的行為、生活發展方向和價值觀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2]。劉易斯指出窮人由于缺乏有效參與社會主要機制的途徑，而逐步形成一種自己應對貧窮的生活方式即貧窮文化，這種貧窮文化的代際傳遞性使得年輕一代也喪失以主流社會生活方式生活的機會[3]。文化排斥內涵社會關系排斥。社會關系排斥主要是指交往人數和頻率下降、社會網絡分割和社會支持減弱[4]。工作狀況使他們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底層社會，極少與真正的城市人打交道，接觸不到城市生活的本質，參與不到城市的政治和社交生活。

3.社會教育、保障體系不健全。外來務工青年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但是他們離開了學校，離開了父母，獨立來到異地討生活，對他們的教育只能由所在城市完成。如果缺乏正確的教育和引導，這個群體的人不僅很難成才，而且很容易走上犯錯誤的道路，這對他們所在的城市和整個社會都是不利的。雖然現在國家和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關于保障農民工利益的政策措施，如關于農民工養老、醫療保險，農民工子女上學等，但是關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由于種種原因，很多外來打工人員還沒有任何保障，城市僅僅把它們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沒有像對待城市公民那樣對待外來打工人員。這種城市概念對想長期居住的外來務工青年是極為不利的。特別是現在城市決策者對這個群體的教育還未意識到或未足夠重視，這為整個城市的穩定和發展埋下了較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