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正當性

（一）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正當性的經濟學分析

消費者通常是指為滿足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經營者提供的服務的市場主體。金融消費者是消費者概念在金融領域的具體化和延伸。金融消費者作為金融交易的一方對于構建和諧、健康的金融市場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金融消費者的權益時常被侵犯且普遍保護不周。在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通常掌握著比較充分的信息，往往處于有利地位；而金融消費者掌握信息較少，時常處于不利地位。大致而言，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會產生兩類消費者權益受損的情況：一是金融機構利用信息優勢地位故意隱瞞甚至扭曲、制造虛假信息，誘使消費者做出不正確的消費選擇。例如，銀監會于2010年11月8日叫停的銀保駐點銷售的“儲蓄保險”，就是因為有大量消費者在銷售人員的誘導下沒有弄清所購保險產品的本質而利益受損。尤其是在金融衍生品交易領域中，金融機構善于用專業術語以及繁復的規定模糊消費者的視線，消費者購買的產品或服務往往自己都難以看懂其中的責權義利，更難以保護和實現自己的權益。二是金融機構隱藏劣質產品信息，由于信息不對稱，消費者難以分辨產品或服務好壞，于是優質產品或服務被迫退出市場，金融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的平均質量被降低，進而造成的結果就是金融消費者不得不面臨不利的消費選擇。

（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正當性的社會學分析

社會分層是以一定的標準區分出來的社會集團及其成員在社會體系中的地位層次結構、社會等級秩序現象。社會分層理論表明由特定的資源配置方式所形成的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的不平等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而社會分層又導致了不同階層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和機會不同。在金融消費領域，社會分層理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這個交易結構中，金融機構階層與金融消費者階層在勢力上有著明顯的強弱之分，金融消費者權益受到金融機構的侵害的情形時常發生，兩大階層的沖突明顯。例如，消費者出現了一次因疏忽逾期歸還小額貸款情形，商業銀行就會上報人民銀行征信系統讓消費者承擔信用受損的責任，而商業銀行是否履行通知歸還貸款義務卻在所不問。二是在金融消費者這一利益集團內也會出現分層。雖然購買金融機構產品或服務的市場主體統稱為消費者，但消費者在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學習精力、經驗水平、經濟實力、風險承受能力等交易能力上的差異使其在與金融機構的博弈中利益受到損害的程度有所不同。如機構投資者、專業投資者在交易能力上就比一般的金融消費者要強。

（三）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正當性的法學分析

金融消費者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容易在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并且日益復雜的金融創新使得消費者難以理解所購買產品或服務中的風險，而該風險很可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財產、人身安全，若僅依以“意思自治”和“形式公平”為核心的民商法，消費者難以維護自身權益，故需要法律對此種實質不平等進行傾斜性矯正。20世紀90年代起，“金融消費者保護”就成了國外金融法制研究的熱點，研究已表明：消費者是市場的基礎應加以特殊保護；保護金融消費者已成為現代金融法制的時尚，尤其是經歷了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過程后，金融面對綜合經營的未來應以消費者保護為重點考慮的核心問題；對消費者保護是金融監管的一項重要目標。[1]9尤其是面對金融危機各國積極應對的法制改革實踐舉措都清楚表明：金融消費者作為金融市場中重要的主體對金融市場的繁榮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核心應轉移至消費者保護上，因為若只關注金融機構的利益訴求而忽視對消費者的利益保護，就會使金融交易的天平失去平衡，金融市場也會由于失去消費者這一廣泛基礎的支持而黯然失色。金融的核心是跨時空的價值交換，它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本身是價值中性的，即它既可以優化社會資源配置，也同樣可以成為勢力集團加速聚斂資源的工具。諸多的實際經驗表明，由于金融消費標的的無形性、消費內容的不易識別性、消費品銷售方式的勸誘性、消費商品的復雜多變性使得在信息、經濟實力、教育程度、生活環境等上處于劣勢的消費者在交易中難以獲利，金融往往更容易成為強勢集團獲取資源的手段。從法律制度上對金融消費者給予傾斜保護是讓金融成為資源優化配置，而不是向強勢集團聚集的重要方式。

二、本土語境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特殊性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畢竟針對的是金融交易的利益博弈格局，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和金融制度環境等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應當探明本國的金融交易的特殊環境，即我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本土語境是什么的問題。我國的本土語境中至少有這樣三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除了對金融消費者群體做整體性理解之外，還應當關注我國金融消費者中的特殊人群；二是金融消費者的地域性特征應當被考慮；三是國有金融的特殊性。

（一）金融消費者中的特殊群體

1．農村金融消費者

我國的農村金融實踐表明，源自農村的資金非但沒有反哺于農村使農民受惠，反而大量地通過各種渠道流出農村和農民手中。與之相矛盾的卻是農民對資金強勁需求的客觀存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縮減城鄉差距，而城鄉再發展能力差異卻突出地體現在農民融資難問題上。農民公平獲得金融消費者的權利實質上是現代社會中生存權和發展權在金融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民在絕對人數上是個龐大的金融消費者群體。農村金融消費者在選擇權、尊重權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具體制度安排上應當有所體現。與城市金融消費者相比，農村金融消費者并不能公平獲得金融產品或服務，這種障礙在于金融機構挑選服務對象的重要依據是償債能力。一方面農民從事的行業具有弱質性，另一方面缺乏擔保物。而金融機構常以家庭財富狀況和能提供的擔保物價值來判斷貸款風險的高低。從形式上看，農村金融消費者與城市金融消費者一樣都是運用同一套融資標桿從金融機構爭取金融產品和服務，農村金融消費者由于資力不足難以獲取金融消費品和服務。雖然從表面視之：農村金融消費者與城市金融消費者是公平的。但實際上，農村金融消費者在獲取金融產品和服務上卻承受著實質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公平有著深刻的體制和立法上的原因。現行的金融融資標桿的依據源自城市的情況，而這種差異源自長期的從農村轉移金融資源的體制。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農村金融向城市輸送“金融剩余”，大量農村資金在政府主導的金融格局下流向城市工業部門。1978年以來的三次金融市場化改革又強化了以動員儲蓄為目的的制度，導致了農村資金的“城市偏向”，形成了對農村資金的“多取、少予”和農村金融體系的“管死”格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