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新聞出版業獲得了跨越式發展，其中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民營書業發展成為出版產業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于國有圖書出版企業無論是圖書出版數量和結構，還是圖書發行能力都一時無法滿足讀者閱讀的巨大需求，于是一批民營書店、書攤和書販從圖書出版業最下游的圖書零售環節發展起來，作為“補充”力量用以解決新華書店發行網點較少，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難題。嗣后民營書店、書攤和書販依靠靈活的經營機制和追逐利潤的熱情逐漸做大，并且不滿足于圖書發行環節的有限利潤，轉而向圖書出版業上游的圖書策劃和編輯環節攀援，嘗試整合圖書出版產業的產業鏈以獲取更多利潤，由此形成了民營書業對國有圖書出版業的“圍城效應”。改革開放至今，民營書業經歷了從“拾遺補缺”到“不可或缺”，從經營混亂到逐漸有序的過程。從經營權限看，民營書業經歷了從零售到“二級批發權”以至最后獲得“圖書總批發權”的發展過程。從組織形態上看，民營書業經歷了從書販、書商等個體工商戶到合作制企業、公司制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進化過程。從業務范圍看，民營書業經歷了從圖書發行到策劃編輯環節的一個逐步向出版核心領域遞進的過程。《2011年中國民營書業發展報告》相關數據顯示：至2009年，115,131家企業法人單位中，民營書業有82,848家，占72.0%；在產業總產出中，印刷復制類企業，民營書業占76.9%；出版物發行類企業，民營書業占60.6%；在增加值、資產總額、凈資產等數值中，民營書業都占到60%以上的份額。①據粗略估算，全國圖書市場上約有50%～70%的文藝類圖書、40%的社科類圖書、80%的教輔圖書、50%的少兒圖書以及90%以上的大眾暢銷書都出自民營書業之手。刨除教材發行不計，在一般圖書發行中，民營書業所占的份額已超過50%。②完全可以說，民營書業已經成為我國圖書出版業名副其實的“半壁江山”和“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民營書業快速發展的原因何在？

一、出版管理政策調整是前提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書業出現的主要根源雖然是市場推動，但是我國政府出版政策每一次調整，都會極大影響民營書業的發展方向和行業態勢，起到了解放生產力的重要作用。1979年12月，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在湖南長沙舉行。會議明確了新時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務，提出了“出版體制改革”和“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問題。表現在圖書出版領域，黨和政府開始關注調動社會資源進入圖書出版業的問題，民營書業政策開始醞釀和萌動。1980年11月2日，國家出版局發出《〈建議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書店、書亭、書攤和書販〉的通知》，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集體所有制網點，明確了民營書店和新華書店是業務往來關系，業務上接受新華書店的指導。③這個《通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關于發展民營書業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82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座談會，會議首次提出在全國組成一個以國營新華書店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網。④在這個談話的基礎上，1982年7月，文化部發出《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一主三多一少”的政策。⑤這次會議以后，全國集體、個體所有制的書店、書亭、書攤和書販有了大踏步的發展。1988年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署聯合印發了《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其主要內容發展到了“三放一聯”，即“放權承包，放開批發渠道，放開購銷形式和折扣，推動橫向聯合”。根據“放開批發渠道”的精神，一批民營書店或圖書發行公司獲得了“二級批發權”。《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重大意義在于充分認可前一階段民營書業積極作用的同時賦予民營圖書發行業“二級批發權”，進一步擴大民營圖書發行業的經營范圍。《意見》刺激了社會資源和生產要素大舉進入圖書發行業。在圖書策劃領域，1984年，安徽省的個別出版社對省出版總社實行承包責任制，由上往下層層承包。出版社內部的承包部門為了完成承包任務，不得不向社外尋求資源，制造了吸納社會出版資源的需求。1985年1月，文化部下發《關于在協作出版中應該注意的問題的通知》，充分肯定了“協作出版”這一形式。⑥“協作出版”打開了民營書業進入圖書策劃的大門，在圖書內容策劃上開始吸納社會力量，為民營書業參與圖書編輯環節提供了政策機遇。1995年以后，民營書業在圖書策劃編輯環節開始活躍起來。一些民營圖書文化公司陸續推出了一批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圖書。同時，一批從事教育出版和大眾出版的民營圖書文化公司因為在市場上的優異表現開始形成品牌。2003年，《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的出臺讓民營書業在圖書發行環節開始與國有圖書出版發行系統“平起平坐”，具有了同等的地位。2009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將“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為新聞出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行業規劃和管理，“引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發展，發展新興出版生產力”。⑦至此，民營書業處在一個全新的歷史拐點上。2010年1月，《新聞出版總署關于進一步推動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出臺，并將民營書業視為“新興文化生產力”，明確提出“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資本以多種形式進入政策許可的領域。”到此，民營書業與國有出版發行系統幾乎具備了同等的市場競爭地位，為其快速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民營書業還開始走出單純的圖書產品生產經營模式，逐漸向影視等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領域拓展。展望未來，我國出版業將基本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并存的發展格局，民營書業將會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二、閱讀市場需求是主導性動力

市場因素是改革開放以來民營書業發生發展的首要因素，在諸多因素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由于國家還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短短30年，我國總人口從上世紀50年代的4億增長到80年代的10億。在年齡結構上，上世紀60年代生育高峰造成80年代初期的人口年齡結構以青年人居多，這批人具有強烈的閱讀需求，而當時的現狀是圖書產品供應不足。改革開放初期，在“十年浩劫”造成“書荒”的背景下，讀者對圖書的需求如饑似渴，為買一本書排長隊的事在各大書店門前時有發生。與圖書市場巨大需求形成對照的是，當時的出版社和新華書店因為體制和機制的束縛而活力不足，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圖書文化消費需要。于是，首先在發行領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集體或個體的書店、書攤和書販數量迅速增加，成為我國圖書銷售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在出版策劃領域，由于國有出版社不但在出版結構上存在單一化的現象，且圖書的生產效率也不盡人意，存在“出書難”的現象，于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協作出版”，得到了相關管理部門的肯定。另外，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出版社數量劇增，如圖1所示，全國出版社從1978年的105家到2010年的580家，30年里擴增了大約5倍，整個80年代是出版社數量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出版社數量的增加是圖書市場需求作用的結果，表明當時我國圖書出版市場上的出版主體過少，無法滿足圖書市場的需求。但是，僅僅增加出版社數量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出版社自身體制和機制問題。同時，這些新組建的出版社還沒有豐富的出版資源，為了快速進入并占據市場，一些新組建的出版社不得不倚重民營策劃資源和發行力量，⑧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兩者的合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話，那么隨著出版體制外知識分子等人才加入，民營圖書文化公司的策劃能力和經營能力得到了質的提升，加之其市場經驗的逐漸豐富，一些出版社開始真正倚重民營圖書文化公司的策劃創意和市場運作能力。2000年以后，隨著一批規模化和專業化的民營圖書文化公司的出現，出版社與民營圖書文化公司的關系已經不能用“倚重”這樣帶有偏正關系的詞語來說明，而是表現為更高級的戰略合作或者資本重組關系。民營圖書文化公司也漸漸地取得了合作的主動權和平等地位。